【轉】方向東、王鍔：《五禮通考》整理前言
《儀禮》《周禮》《禮記》包括《大戴禮記》是中華禮樂文明的淵藪，也是兩千多年來歷代王朝政府制定適合自己時代禮儀制度的根據。自東漢鄭玄給《儀禮》《周禮》《禮記》作注，三書始並稱《三禮》。研究《三禮》之學問，乃稱爲“《三禮》學”。《三禮》涉及内容廣泛，對中華文化産生了深刻影響。
一
東漢已降，對於《三禮》之研究，基本可分爲三大類：一是立足《三禮》本身，注疏經文，研討經義，若賈公彦《儀禮疏》《周禮疏》，孔穎達《禮記正義》等；二是根據《三禮》記載，創建當代禮儀制度，若《大唐開元禮》《大明集禮》等；三是綜合《三禮》内容，參考經史典籍，考察周代或西周以來之禮儀制度，若《通典·禮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等。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曰：
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虚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説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説，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1]。
朱子因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導致“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虚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乃於晚年，彙集諸生，編纂《儀禮經傳通解》，“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考察西周禮制沿革，以供當政者之參稽。然編纂未盡，成書三十七卷，親定者僅二十三卷，朱子仙逝。“喪禮”“祭禮”二門，乃委託弟子黄榦、楊復，成《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
宋明學者，研禮者多，然於凶禮，用功甚少。及至清朝，徐乾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朱彝尊《讀禮通考序》曰：
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據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彝尊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2]。
《四庫提要》曰：
是編乃其家居讀《禮》時所輯。歸田以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仿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説，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又欲并修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殁。然是書蒐羅富有，秦蕙田《五禮通考》即因其義例而成，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於是焉[3]。
徐乾學仿《儀禮經傳通解》撰《讀禮通考》，以《儀禮》爲主，參考他書，兼采衆説，研討喪禮，縷析條分，頗爲詳備。“又欲并修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殁”，十分可惜！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需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4]秦蕙田即此“大大底人”，其發凡起例，編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正如秦氏所言：“吾之爲此，蓋將以繼朱子之志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5]
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江蘇金匱（今無錫）人。生於清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卒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據《清史稿》卷三○四記載，秦蕙田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中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南書房上行走，累遷至禮部右侍郎。二十二年（一七五七），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調刑部尚書，仍兼領工部，加太子太保。二十五、二十八年，兩任會試正考官。二十九年，秦氏兩以病請解任回籍，乾隆一再挽留，及准請，回家途中，九月九日巳時卒於滄州，謚曰文恭。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四二《光禄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文恭公墓志銘》曰：
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於京邸，何屺瞻、王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吴大年、尊彝、龔繩中爲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説。故於郊社、宗廟、宫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既而直内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生平所爲文，號《味經窩類稿》者凡若干卷，而説經之文居其大半。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而後，漢儒保殘守缺，什僅存一。朱子生於南宋，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黄氏、楊氏，未克竟朱子之志。乃按《周官》吉、凶、軍、賓、嘉之目，撰爲《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殫思二十餘年，稿易三四而後定，自言生平精力盡於是也[6]。
秦蕙田爲官近三十年，官運亨通，政績突出，深得乾隆皇帝賞識。然從政之餘，謝絶賓客，專心著述，於《五禮通考》用力最多。
《五禮通考》之纂修，始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告成，歷時三十八年，歷經三期：
雍正二年至雍正十三年爲第一期，秦蕙田與鄉人爲讀經之會，積稿成帙，都百餘卷；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爲第二期，秦氏登第入京、任職禮部、讀校禮書及丁憂回籍數事，於《五禮通考》之纂修，影響莫大焉，而成稿亦逾二百卷；乾隆十九年至本年止，爲第三期，秦氏得錢、戴衆新進才雋之助，續加葺補，終期大備。自雍正二年起，前後幾四十年，秦氏孜孜經營，今始垂成，此中甘苦，略可想見。而經始諸人如蔡德晉、吴鼐，均已徂謝，他若顧棟高輩，亦不及見此書之成[7]。
先後參與纂修、校訂《五禮通考》之人有蔡德晉、吴鼐、吴鼎、龔繩中、顧我鈞、陸登選、褚寅亮、盛世佐、錢大昕、戴震、王鳴盛、沈廷芳、王昶、方觀承、盧見曾、宋宗元、尹嘉銓、吴玉搢、盧文弨[8]等人，蔣汾功、顧棟高、盧文弨、盧見曾、方觀承、王鳴盛曾爲《五禮通考》作序。參與纂修、校訂之人，皆是經學文獻研究的大家，或以禮名家，或精於校勘，錢大昕、戴震是清代乾嘉考據學的領軍人物。蔡德晉《禮經本義》、褚寅亮《儀禮管見》、盛世佐《儀禮集編》、戴震《考工記圖注》、王鳴盛《周禮軍賦説》、盧文弨《儀禮注疏詳校》等著作，都是清代禮學研究之代表作。他們的參與，保證了《五禮通考》的質量。
二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加《目録》二卷、卷首《禮經作述源流》和《禮制因革》四卷，共計二百六十八卷。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而言，書首是《五禮通考目録》，其次是蔣汾功、顧棟高、秦蕙田三人序，再次是《凡例》十四條，申述纂修緣由和原則，依次接正文。全書按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凶禮分爲五大類，每大類下分小類，小類下分細目，徵引經史文獻資料及諸家之論説，後附案語，發表己見。《凡例》曰：
自古禮散軼，漢儒掇拾於煨燼之餘，其傳於今者，惟《儀禮》十七篇，《周官》五篇，《考工記》一篇，文多殘闕。《禮記》四十九篇，删自小戴,及所存《大戴禮》，間有制度可考，而純駁互見，附以注疏及魏、晉諸家，人自爲説，益用紛岐。唐、宋以來，惟杜氏佑《通典》、陳氏祥道《禮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馬氏端臨《文獻通考》，言禮頗詳。今案《通解》所纂《王朝》《邦國》諸禮，合《三禮》諸經傳記，薈萃補輯，規模精密，第專録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屬未成之書。《禮書》詳于名物，略于傳注。《通典》《通考》雖網羅載籍，兼收令典，第五禮僅二書門類之一，未克窮端竟委，詳説反約。《宋史·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説，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至近代，崑山徐氏乾學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禮則仿《經傳通解》，兼採衆説，詳加折衷；歷代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爲搜集。庶幾朱子遺意，所關經國善俗，厥功甚鉅，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是書因其體例，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吉禮如干卷，嘉禮如干卷，賓禮如干卷，軍禮及凶禮之未備者如干卷。而《通解》内之《王朝禮》，别爲條目，附于嘉禮。合徐書，而《大宗伯》之五禮古今沿革、本末源流、異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9]。
秦氏十分清晰地交待了《五禮通考》的撰作緣起。全書上自先秦，下訖明代，先經後史，各以類别，原原本本，條分縷析。正如錢大昕所言：“凡先儒所聚訟者，一一疏其脉絡，破其癥結，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10]堪稱禮學研究之寶藏。
綜合言之，《五禮通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會通經史，梳理禮制。古禮難考，蓋因禮書殘缺、禮制繁縟。兩漢以來，歷代因循，變化多端，故後人於禮日益疏略。秦蕙田對此深有體會，故於《凡例》曰：
考制必從其朔，法古貴知其意。而議禮之家，古稱聚訟，權衡審度，非可臆決。徐本于經文缺略、傳注糾紛之處，必詳悉考訂，定厥指歸。兹特兼收異説，并先儒辨論，附于各條之後，以備參稽。或並存闕疑，於治經之學，不無補裨。
杜氏、馬氏所載歷代史事，大概專據志書，而本紀、列傳不加搜採。然史家記事，彼此互見，且《二十二史》體例各殊，有詳于志而不登紀傳者，亦有散見紀傳而不登于志者，舉一廢一，不無掛漏。又其採輯之法，有時全載議論，一事而辨析千言；有時專提綱領，千言而括成一語，詳略不均，指歸無據。兹特徧採紀傳，參校志書，分次時代，詳加考核。凡諸議禮之文，務使異同並載，曲直具存，庶幾後之考者，得以詳其本末[11]。
秦氏以“會通”的眼光看待古代禮制之演變，先撰《禮經作述源流》《禮制因革》，置於書首，述禮書之撰作，考禮制之沿革。正文以經書爲主，以史書爲輔，兼及子部、集部之典籍，凡經、史、子、集中涉及禮儀、禮制的内容，幾乎搜羅殆盡，對禮制的發生和演變進行了詳細梳理和考證。
如吉禮第一類“圜丘祀天”禮，先輯録《周易》《尚書》《周禮》《禮記》等經書中關於“郊祭”之資料，輔以《漢書》、葉時《禮經會元》、陳祥道《禮書》、羅泌《路史》、朱鶴齡之説，後加案語解釋“郊祭”，其文曰：
南郊、北郊，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訟。考分祭，見于《周禮》之圜丘、方澤，《禮記》之泰壇、泰折，厥有明文，合祭則無之也。而後人以北郊不見經傳爲疑。案《漢書志》載匡衡、張譚議，有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引《禮記》“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語，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本，固不特注疏爲然，是不得謂之無據也。合祭自王莽始，後之君臣圖宴安，憚勞費，于是曲爲附會，往往以《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謂經文無北郊，及《昊天有成命》詩歌天不歌地爲辭。夫《周禮》稱圜丘方澤，亦未嘗有南郊之名。《郊特牲》之變圜丘爲南郊，亦猶《祭法》之言泰壇，同實而異名耳。且言南，正以别于北。而經之汎言郊者，皆統天地可知，何必以無北郊之文爲疑也？……考天地之祭，漢時或分或合，後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餘皆主合祭。……我朝定南北郊之祭，天子歲必親行，破累代之陋規，遵古經之正禮，三代之盛，奚以加焉[12]。
郊祭分南、北，分祭天、地，《周禮》《禮記》有記載，乃古經之正禮。王莽始主張合祭天地，後世樂便，曲爲附會，安憚勞費，往往仍而不改。
自卷一至卷二〇，秦氏用二十卷之篇幅，徵引經、史等文獻之記載，梳理先秦至明代圜丘祭天禮的儀式及其演變，具體細目有：郊名義、四代郊正祭、四代告祭、郊壇、配帝、日月從祀、玉帛、親耕粢盛秬鬯、酒醴、犧牲、籩豆之實、器用、服冕、車旗、告廟卜、誓戒擇士、齊、戒具陳設、省眡、呼旦警戒、除道警蹕、祭日陳設省眡、祭時、聽祭報、王出郊、燔柴、作樂降神、迎尸、迎牲殺牲、盥、薦玉帛、薦豆籩、薦血腥、朝踐王一獻宗伯二獻、祝號、亨牲、薦熟、饋獻王三獻宗伯四獻、薦黍稷、饋食王五獻宗伯六獻諸臣七獻、祀神之樂、嘏、送尸、徹、告事畢、代祭、喪不廢祭、秦郊禮、西漢郊禮、後漢郊禮、蜀漢郊禮、魏郊禮、吴郊禮、晉郊禮、宋郊禮、齊郊禮、梁郊禮、陳郊禮、北魏郊禮、北齊郊禮、北周郊禮、隋郊禮、唐郊禮、五代郊禮、宋郊禮、遼祭山禮、金郊禮、元郊禮、明郊禮。“郊名義”至“喪不廢祭”，考察圜丘祭天禮儀的具體儀式；“秦郊禮”至“明郊禮”，分别叙述各代的圜丘祭天禮儀。從這些細目，大致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圜丘祭天禮的歷史，清代以前圜丘祭天禮的祭祀儀式、所用器物、參與人員、禮儀演變，一清二楚，而關於圜丘祭天禮的原始資料、主要觀點、爭論焦點及其原因，全聚於此，爲我們研究圜丘祭天禮提供了極大便利。其他類目，無不如是。
二、分類詳明，徵引豐贍。《三禮》研究專家錢小雲先生在《三禮辭典自序》中説：
古之所謂禮，本指祭祀鬼神之事，隨社會發展，禮之範圍逐步擴大，由祭祀之禮而及於人倫之各種規範，再而至於有關政教之典章制度。今試以《儀禮》《周禮》及大、小戴《禮記》所涉及内容觀之，則天子侯國建制、疆域劃分、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役財用、冠昏喪祭、服飾膳食、宫室車馬、農商醫卜、天文律曆、工藝製作，可謂應有盡有，無所不包。其範圍之廣，與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13]。
錢老之言，充分説明了《三禮》所涵蓋的内容是十分廣泛的。而以《三禮》爲源頭的中國古代禮儀制度，所涉及的範圍之廣，遠遠超過《三禮》之内容。所以，要考察先秦以來的禮制，分類就是第一大難事。鄭樵曰：“類例既分，學術自明。”[14]一語道破了學術分類的重要性。
《周禮·春官·大宗伯》將禮分爲吉、凶、賓、軍、嘉五類。清代以前，綜合考察禮儀制度且按照五禮分類的著作有唐代杜佑《通典·禮典》、鄭樵《通志·禮略》，但《禮典》《禮略》均按吉、嘉、賓、軍、凶之次序分類。《五禮通考》在《通典·禮典》《通志·禮略》的基礎上，仿照其吉、嘉、賓、軍、凶之次序，調整細小分類，彙編禮學資料。卷一至卷一二七卷是吉禮，分圜丘祀天、祈穀、大雩、明堂、五帝、祭四時、祭寒暑、日月、星辰（附太一、太歲月將、風師雨師雲神雷神）、方丘祭地、社稷（附城隍）、四望山川（附封禪）、五祀、六宗、四方、四類、高禖、蜡臘、傩、酺、盟詛、釁、宗廟制度（附律吕）、宗廟時享、禘祫、薦新、后妃廟、私親廟、太子廟、諸侯廟祭、大夫士廟祭、祀先代帝王、祭先聖先師、祀孔子、功臣配享、賢臣祀典、親耕享先農、親桑享先蠶、享先火、享先炊、享先卜、享先醫、祭厲等四十三小類。卷一二八至卷二一九是嘉禮，共九十二卷，分即位改元、上尊號、朝禮、尊親禮、飲食禮（附爲人後）、冠禮、昏禮、饗燕禮、射禮、鄉飲酒禮、學禮、巡狩、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十五小類。卷二二〇至卷二三二是賓禮，共十三卷，分天子受諸侯朝、天子受諸侯覲、天子受諸侯蕃國朝覲、會同、三恪二王後、諸侯聘於天子（蕃使朝貢附）、天子遣使諸侯國（遣使詣蕃附）、諸侯相朝、諸侯會盟遇、諸侯遣使交聘、相見禮等十一小類。卷二三三至卷二四五是軍禮，共十三卷，分軍制、出師、校閲、車戰、舟師、田獵、馬政等七小類。卷二四六至卷二六二是凶禮，共十七卷，分荒禮、札禮、烖禮、禬禮、恤禮、唁禮、問疾禮、喪禮等八小類。如此分類，與《通典·禮典》《通志·禮略》比較，均有很大不同。
《通典·禮典》吉禮類細分郊天、大雩、大享明堂、朝日夕月、禋六宗、大䄍、靈星、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方丘、社稷、山川、籍田、先蠶、天子宗廟、后妃廟、皇太子及皇子宗廟、諸侯大夫士宗廟、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諸藏神主及題板制、兄弟相繼藏主室、移廟主、師行奉主車、立尸義、時享、祫禘、功臣配享、天子七祀、宗室助祭議、庶子攝祭、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遭難未葬入廟議、亡失其親立廟議、喪廢祭議、旁親喪不廢祭議、緦不祭議、奪宗議、殤及無後廟祭議、祭殤、未立廟祭議、公除祭議、上陵、大學、諸侯立學、釋奠、祀先代帝王、老君祠、孔子祠、太公廟、巡狩、封禪、告禮、歷代所尚、享司寒、禜、禳祈、高禖、祓禊、諸雜祠、淫祀興廢六十二小類，計十四卷[15]。《通志·禮略》吉禮類細分郊天、大雩、明堂、朝日夕月、大䄍、靈星、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方丘、社稷、山川、籍田、先蠶、宗廟、時享、祫禘、功臣配享、天子七祀、上陵、釋奠、祀先代帝王、老君祠、孔子祠、太公廟、巡狩、封禪、歷代所尚、享司寒、禜、葦茭桃梗、高禖、祓禊、諸雜祠等三十二類，計二卷[16]。《五禮通考》吉禮類分爲四十三小類，共一百二十七卷，幾乎占全書的一半，内容丰富，分类更加符合禮制演變實際。
《通典·禮典》軍禮類分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軷祭、天子諸侯四時田獵、出師儀制、命將出征、宣露布、天子諸侯大射鄉射、天子合朔伐鼓、冬夏至寢鼓兵、馬政、時儺等十一類，所引《開元禮類纂》分皇帝親征類於上帝、皇帝親征告於太廟、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軷於國門、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平蕩寇賊宣露布、遣使勞軍將、皇帝講武、皇帝田狩、皇帝射於射宫、皇帝觀射於射宫、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於太廟、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合朔伐鼓、大儺等十七類。《通志·禮略》軍禮類分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並祭所過山川、軷祭、田獵、講武、命將出征、宣露布、大射鄉射、合朔伐鼓、祭馬祖、時儺等十類，類似《通典》。《五禮通考》軍禮類分軍制、出師、校閲、車戰、舟師、田獵、馬政等七小類，顯然更加合理。
《五禮通考》於每小類下，又分細目，如“學禮”下分天子五學、門闈小學、鄉遂學、諸侯學、諸侯鄉學、教學之法、入學、考校、簡不帥教、西漢國學、後漢國學、三國國學、晉國學、南北朝國學、隋國學、唐國學、後唐國學、宋國學、金國學、元國學、明國學、歷代郡縣學、天子諸侯視學、歷代視學、世子齒學、經筵日講、取士、兩漢取士、魏晉至隋取士、唐取士、五代取士、宋取士、遼金取士、元取士、明取士、養老之禮、優老之事、歷代視學養老之禮、歷代優老之事等三十九細目，先秦至明代學禮制度，若網在綱，一目了然。
《五禮通考》之三級分類，與《通典》《通志》相比，更加科學。《清史稿》稱讚《五禮通考》“博大閎遠，條貫賅備”者，實非虚語。
《五禮通考》討論各種禮制，均大量徵引原始文獻，資料十分豐富。兹舉“禘祫”類徵引資料爲例，卷九七至一〇〇共計四卷討論禘祫禮儀，徵引的文獻有《周禮注疏》《儀禮注疏》《禮記正義》《毛詩正義》《國語》《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公羊傳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論語注疏》《爾雅注疏》《大戴禮記》《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漢舊儀》《南齊書》《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金史》《遼史》《元史》《明史》《通典》《開元禮》《册府元龜》《禮書》《四書集注》《朱子語録》《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山堂考索》《明會典》《明集禮》《春明夢餘録》等四十多種，徵引了孔安國、劉歆、賈逵、許慎、何休、王肅、高堂隆、徐邈、權德輿、韓愈、王安石、程子、張載、吴仁傑、林之奇、趙匡采、陸淳、方慤、朱熹、楊復、馬端臨等二十多位學者的論點。徵引資料之宏富，可見一斑。
三、時加按語，發表新見。《五禮通考》將經、史、子、集材料按類編排後，便加案語，發表意見。其中秦蕙田案語多達四千三百四十六條，方觀承案語一百七十二條，宋宗元案語二十六條，内容非常豐富，或交待分類緣由，或考辨注疏是非，或條理禮制流變，或辨證疑難爭議，兹舉數端如左：
《五禮通考》卷一首條蕙田案曰：
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天爲百神之君，天子爲百姓之主，故惟天子歲一祭天。《周禮》：“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冬至，取陽生。南郊，取陽位。圜丘，取象天。燔柴，取達氣。其玉幣、牲牢、尊俎、樂舞、車旗之屬，各以象類，雖一名一物之微，莫不有精意存於其間。故曰：“郊，所以明天道。”又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自《禮經》不明，章句之儒，群言淆亂，朝堂之上，議論紛拏。六天始於康成，合祭起於新莽，排擊者不遺餘力，然行之數千百載而未已。大都沿注疏者失之愚，因前代者失之陋，樂簡便者失之怠，皆非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兹輯“祀天”門，以經爲斷，以史爲案，經傳爲之綱領，疏解爲之條貫，正其紕繆，一其異同。而歷代典禮之得失，廷臣建議之是非，洞若觀火，議禮家可考覽焉[17]。
此案語陳述“圜丘祀天”的立類緣由，並指出鄭玄“六天説”之非。
卷三五“星辰”蕙田案語曰：
鄭氏改“宗”爲“禜”，似屬無據。方氏訓如字，自可通。但鄭以“禜”爲“營”，疏謂“爲營域而祭之”，方氏謂“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義固相同也，然不言營域在何方何所。今案祭祀之地，見於經而有據者，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兆五帝於四郊，朝日於壇，在東門之外，夕月於坎，應在西門之外。而祭寒暑，先儒謂相近於日月之坎壇，祭四方又有四坎壇，雩宗則諸神自郊徂宫，亦各有常祭之處。唯祭時之泰昭、祭星之幽宗，則未嘗别見。今案此節所祭，皆承上燔柴泰壇、瘞埋泰折而言，意者昭爲陽明之意，幽爲陰闇之意，豈四時乃天地之氣，四方皆有之，或在四郊壇兆之南，南爲離明相見之地，故曰昭；星乃天象，隨月而見於夜，或在西郊月坎之北，坎爲隱伏，故曰幽與？言泰、言宗，皆尊之之意。注疏及方氏説，義似未足，今姑繹其字義，而略爲之説，以俟考[18]。
《禮記·祭法》：“幽宗，祭星也。”鄭注：“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孔疏：“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19]方慤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20]鄭玄認爲，幽宗即幽禜，祭星之稱。秦氏覺得鄭注、孔疏及方愨意見，義似未足，故繹其字義，發表己見。
卷一四〇“聖節朝賀”蕙田案語曰：
古者有上壽之辭，無賀生辰之禮。《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又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受恩於君，無以報稱，惟有祝君壽考而已。至生日之説，自古無之，惟隋髙祖仁壽二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唐太宗亦以生日幸慶善宫，賦詩賜宴。是帝皇稱生日之始，然未置酒稱賀。至玄宗因源乾曜、張説之請，以生日爲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然御花萼樓，則尚非正衙也。且終唐之世，惟穆宗、文宗復行之，其餘諸帝，率集沙門道士，講論祈福，不稱賀也。五代晉、漢、周，亦舉上壽故事。宋世，聖節上壽，或在紫宸殿，或在垂拱殿，或在崇德殿，較之正冬御乾元殿，其禮猶殺也。《金史》以元日、聖誕上壽，并爲一儀，則與元正禮等。元、明以來，蓋承用之。唐、宋、遼、金，毎一帝必别立節名，元則稱“天壽節”，或云“聖誕節”，明則惟稱“萬壽節”焉[21]。
此述上壽、生辰禮之演變。過生日之禮，始於隋高祖、唐太宗。
社祭、稷祭，鄭玄、王肅觀點不一，導致後人解説歧異。卷四一蕙田案語曰：
兩家互有得失。鄭得者，勾龍配社，后稷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二也；駁社是上公，駁勾龍、棄先五嶽而食，三也。其失者，社即地图片，一也；稷爲原隰之神，二也；稷是社之細别，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定地位一難，牲牢裘冕二難，二也；駁鄭自相違反，三也。其失者，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一也；無配食明文，不得稱配，二也；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朱子注《孟子》云：“社，土神。稷，穀神。”最爲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得祭之；若云地图片，則惟天子乃得祭，而非社之謂矣[22]。
社是土神，又指祭社之祭名。土神與地图片有别，自天子至庶民皆得封土立社，地图片惟天子得祭祀。稷是穀神。秦氏對鄭玄、王肅之得失和社祭、稷祭之總結，十分明晰。
正由於此，《五禮通考》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四庫館臣評價説：“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餖飣、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矣。”[23]顧棟高則稱秦氏之書：“皇哉唐哉！此數千百年來所絶無而僅有之書也，顧實有先得余心者。”[24]王鳴盛曰：“秦公味經先生之治經也，研究義理而輔以考索之學，蓋守朱子之家法也。嘗歎徐氏《讀禮通考》頗爲整贍，乃仿其體，以吉、嘉、賓、軍、凶分禮爲五，編次而書。而徐氏之書，詳於史而略於經，公則爲之矯其弊。且凶禮之别有五，而荒禮、弔禮、禬禮、恤禮，徐氏俄空焉，公則爲之補其闕。”[25]曾國藩稱：“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26]方觀承評價此書“上自《六經》，下迄元、明，凡郊廟、禋祀、朝覲、會同、師田、行役、射鄉、食饗、冠昏、學校，各以類附，於是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27]
從上述諸人評價可見，秦氏之書確實是清代禮學集大成之傑作。
《五禮通考》的徵引文字，根據具體内容，或頂格，或低一格，或低二格、四格不等，然有其寓意。正如卷二七秦蕙田案語曰：
武后以周篡唐，實爲元惡，而違天動衆，非禮興作，尤屬妖妄。著其矯誣，正以嚴其斧鉞也。馬氏《通考》幾于削而棄之，今取其有關事迹者載之，以彰世宙之變，而概降一格，以貶其文[28]。
武則天篡權，故將武則天享明堂禮之資料，統統低一格排列，以示貶意。
關於星辰祭祀，唐玄宗信術士之言，别立“九宫貴神”之祭，後人不知所指，意見分歧，支離膠擾，無法考究。故將星辰祭祀之資料，附録於後。卷三五秦蕙田案語曰：“統低一字，以小變其例云。”[29]此謂附録之資料，統低一格。
三
關於《五禮通考》的版本，《三禮研究論著提要》曾有著録，今就我們所知，再結合張濤先生之研究成果[30]，綜述如下：
一、稿本。殘，朱砂印格，版心刻“五禮通考卷”字樣。半頁十三行，行大字二十一字，雙行小字二十一字，首蔣汾功、顧棟高二序，次《凡例》，次《目録》二卷，次卷首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書内有“大隆審定”白文方印，七十三册。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著録[31]，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二、味經窩初印本，簡稱“味經窩本”。半頁十三行，行大字二十一字，雙行小字三十字。首蔣汾功、方觀承二序，次《目録》二卷、次卷首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有“莫友芝圖書印”朱文長方印、“莫印彝孫”朱文方印、“莫友芝”“郘亭長”“莫印繩孫”白文方印、“吴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朱文方印、“柳蓉村經眼印”白文方印、“博古齋收藏善本書籍”朱文方印、“王欣夫藏書印”朱文長方印、“大隆審定”白文方印等藏書印，有張廷濟、王欣夫跋語，先後經張廷濟、莫友芝、劉承幹、王欣夫遞藏，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味經窩本多眉批、浮簽，王氏謂是秦蕙田、盧文弨、姚鼐手校。又云：“舊粘校簽，日久往往脱落，莫郘亭得此書後，用墨筆移識書眉，憑筆迹可驗。”[32]八十册，清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前後刊印本。
味經窩本校勘不精，訛脱衍倒很多，以至於幾乎每頁天頭地脚皆有秦蕙田、盧文弨等人校語，甚者有遺漏數十頁者。清代學者賀緒蕃於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八月三日在卷一九七末尾批注曰：“此本較后定本，少附戴氏震《勾股割圜記》五十三葉。”以字數估算，約四萬字左右。卷二〇九脱“陶唐氏遷閼伯於商丘即此”“按商丘漢爲睢陽縣劉宋爲壽春縣隋改曰宋城明置曰商丘縣”等三十六字，乾隆本、光緒本同。一九九四年，台灣聖環圖書有限公司以拍攝的膠片爲底本，將味經窩本套彩影印出版，精裝爲八册。此影印本亦有失誤，如將卷一二一之第二十四頁、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八頁等四頁，錯拼爲卷二一之第二十四頁、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八頁。且两卷的第二十一頁前十行文字，也有差異，卷二一之第二十一頁，顯然是依據卷一二一之第二十一頁朱批修改重刻者。此種錯誤，導致卷二一缺四頁，約計一千餘字。
三、味經窩通行本，簡稱“乾隆本”。首蔣汾功、方觀承、顧棟高三人序和秦蕙田自序，次《凡例》、次《目録》二卷、次卷首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乾隆本即以味經窩本改訂，吸收浮簽、眉批，修版刊行。味經窩本之大量錯誤，得到修正，但訛錯衍倒，仍有不少。有沿襲味經窩本之誤者，如卷七九脱去“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敢以”十九字。亦有新增之訛誤，如卷一四六，脱去“唐書崔祐甫傳”至“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凡四百二十四字；卷二〇六，脱去“西來注之”至“任土作貢”，凡六百十字，而《四庫》本、味經窩本、光緒本皆有。此本刊刻年代，當不早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
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開四庫館修書，《五禮通考》收入經部《禮》類五“通禮之屬”，乃依據江蘇巡撫采進本抄録，此采進本疑即乾隆本。《四庫》本與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比較，區别有四：一是卷首署名不同，《四庫》本作“刑部尚書秦蕙田撰”，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於《五禮通考總目》上下有“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兼理樂部大臣協理國子監算學前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兼管河道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等文字，於正文卷首有“内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國子監司業金匱吴鼎、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休寧戴震”“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貢士吴江顧我鈞參校”等文字。味經窩本、乾隆本每卷末有“博野尹嘉銓校字”“淮陰吴玉搢校字”等文字，即除署名秦蕙田編輯以外，同時附上同訂者、參校者的官銜姓名。二是《四庫》本徵引《遼史》《金史》《元史》中契丹、女真、蒙古族人名、地名、官名等，譯音字與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及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金史》《元史》不同。三是《四庫》本對部分文字進行删改或抽换，如乾隆本卷一二三錢謙益《雞鳴山功臣廟考》上、下，計二千零三十一字被删去；卷二〇六徵引錢謙益《徐霞客傳》一節，《四庫》本抽换爲方中履《古今釋疑》；卷四七徵引《文獻通考》卷八三，將“比虜寇進逼江上”，改爲“敵逼江上”；“虜人入寇”，改爲“敵入侵”，雖意思未變，但其意昭然。四是《四庫》本對味經窩本、乾隆本之訛脱衍倒，進行改正[33]。如卷首第二“孝惠帝”，味經窩本、乾隆本訛作“孝武帝”；“燕義六”之“義”，味經窩本、乾隆本訛作“禮”；“朝事義十”之“事”，味經窩本、乾隆本訛作“士”；卷一二三徵引《明史·禮志》，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皆脱去“并功臣廟”至“皆用少牢”一百五十九字；卷一四一“食命婦歸寧則服鴩衣臨婦學及法道門”十六字，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皆脱。卷一九四“乾象新書天囷五星屬婁餘星屬胃”十四字，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皆脱。此類情況，多關乎史實、禮制，幾乎每卷均有，多者十餘條，少者二三條，然《四庫》本或改正，或補缺，整體質量，遠勝於他本。
當然，《四庫》本亦有脱漏者，如卷二一六，四庫本脱自“哀公十四年左氏傳”至“杜預以爲市官也”，凡五百六十八字，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皆有。
《四庫》本書前提要撰於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十月。於卷前有“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總校官進士臣繆琪、校對官中書臣李楘、謄録監生臣吉士琛”“欽定四庫全書”等文字，記録謄録者、校對者姓名等。
台灣商務印書館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七年縮小重印。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中收録其電子化文本。
五、江蘇書局本。清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九月江蘇書局重刊，簡稱光緒本。此本據乾隆本翻刻，與前諸本之不同者，一是多出盧文弨、盧見曾、方觀承三人序，但删除顧棟高序；二是增加了大量的異體字；三是對味經窩本、乾隆本和《四庫》本之訛誤，加以訂正，如卷一二〇《明會典》“釋奠儀”一段，味經窩本、乾隆本、《四庫》本脱“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各詣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贊引贊四拜傳贊陪祀官同”三十六字，光緒本補入。沿襲乾隆本錯誤者，仍有不少，如卷一二三，味經窩本、乾隆本脱自“并功臣廟”至“皆用少牢”一百五十九字，光緒本亦脱，《四庫》本有。由此可知，光緒本蓋以乾隆本爲底本翻刻，校改了一些訛誤，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錯誤。
六、三味堂本。湖南新化三味堂本，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刊印，一百二十册，南京圖書館收藏一部，藏書號一〇一一四，板式、行款與光緒本同。抽校部分卷目，内容文字與光緒本同，蓋據光緒本翻刻者。
比較諸本優缺點，我們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庫》本作底本，以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爲對校本進行整理，以便閲讀。
四
《五禮通考》的整理工作，難度巨大。從二〇〇五年開始，到整理稿完成，前後歷時十多載，數易其稿。具體整理工作及其分工如下：卷首至卷五〇由王鍔標點，卷五一至卷一〇〇、卷一八一至卷二〇〇由方向東標點；其餘部分由南京師範大學二〇〇五、二〇〇六級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標點。關曉芳標點卷一〇一至卷一一五，顧國標點卷一一六至卷一三〇，姚豔華標點卷一三一至卷一四二，王凌凌標點卷一四三至卷一六〇，楊傑標點卷一六一至卷一八〇，魏雪松標點卷二〇一至卷二一九，王娜標點卷二二〇至卷二四五，劉永傑標點卷二四六至卷二六二。王鍔審閲覈查姚豔華、王凌凌、楊傑、王娜標點之初稿，方向東審閲覈查關曉芳、顧國、魏雪松、劉永傑標點之初稿。卷五九、卷六九、卷七三之表格，由陝西師範大學瞿林江繪製；卷一九二至一九三之星象圖，由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王寧玲剪貼；方向東通校味經窩本，分校光緒本卷一三一至卷二六二，王鍔通校乾隆本，分校光緒本卷首至卷一三〇。南京師範大學井超、侯婕與學禮堂研究生劉曉詠、趙燁、董政、王少帥、孫術蘭、劉婧恩、蔣林佳、金子楊、葉靜燕、劉佳怡、韓松岐、劉運達等同學幫助校對校樣。《五禮通考》整理、統稿和清样校對主要由方向東、王鍔共同完成。
中華書局徐真真、王娟女史、石玉先生及校对组在編校過程中，認真負責，細心編校，極大地提高了書稿質量，感謝他們的辛勤付出！
因整理水平有限，錯誤在所難免，懇請方家指正。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初稿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稿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三稿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四稿
二〇二〇年九月廿八日 定稿
注释
[1]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二册第二十五頁。
[2]徐乾學《讀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一二册第二至三頁。
[3]《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上册第二六四頁。
[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第六册第二一七七頁。
[5]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四，《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四三四册第三一八頁，又見本書《附録一》。
[6]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册《潛研堂文集》卷四二，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六六六至六六七頁，又見本書《附録二》。
[7]張濤《述五禮通考之成書》，方光華、彭林主編《中國經學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二八七至三一〇頁。
[8]張濤《述五禮通考之成書》。
[9]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三五册第六二頁。
[10]《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册第六六七頁。
[11]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六二至六三頁。
[12]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13]錢玄、錢興奇《三禮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頁。
[14]鄭樵《通志二十略》，王樹民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下册第一八〇六頁。
[15]杜佑《通典》，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一册《目録》第十五至十八頁。
[16]鄭樵《通志二十略》，王樹民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上册《目録》第十二至十三頁。
[17]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頁。
[18]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八八一頁。
[19]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下册第一七八七至一七八八頁。
[20]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八八一頁。
[21]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八册第三〇一頁。
[22]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一〇四一至一〇四二頁。
[23]《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二八二頁。
[24]顧棟高《五禮通考》原序，《五禮通考》，《四庫全書》本，第一三五册第五九頁。
[25]王鳴盛《五禮通考序》，見本書《附録一》。
[26]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岳麓書社二〇一一年，第十四册第一五二頁。
[27]方觀承《五禮通考序》，《五禮通考》，清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江蘇書局刻本，又見本書《附録一》。
[28]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七二三頁。
[29]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册第九〇三頁。
[30]張濤《五禮通考“喪禮門”編纂評析》，上海社會科學院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四八九至五〇九頁；張濤《述五禮通考之成書》；張濤《關於味經窩五禮通考的刊印年代》，《中國典籍與文化》二〇一一年第二期第八〇至八八頁。
[31]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鮑正鵠、徐鵬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一三四至一一三五頁。
[32]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第一一三六至一一三七頁。
[33]《四庫》本優於味經窩本，吕友仁先生已經指出。吕友仁《五禮通考庫本勝於味經窩刻本考辨》，方光華、彭林主編《中國經學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三一一至三三四頁。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