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秦汉帝国的凤凰涅槃

历史总在无情的毁灭中孕育着新生。

二千年悠久历史的帝制中国，尽管可以称得上是长久地在秦王政的政治遗产上做裱糊匠，却也不能说它一帆风顺又平稳无虞地航行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大汉光和七年，黄巾起义。

到这一年，汉帝国这艘航船已经行使了将近四百年，即使从光武帝存亡续绝算起，也有将近二百年了。社会矛盾、政局运转都伴随着帝国的老迈昏聩进入暮气沉沉的晚年，朝廷由短命的皇帝和轮流坐庄的外戚、宦官集团，以及行政系统四百年运转中形成的士族官僚集团共同维系，在相互拉扯中实现某种不稳定的平衡。尽管两次“党锢之乱”压制了士族官僚在体制内的权力之路，却在体制之外的世界让他们成为一个时代的无冕之王。

汉末的故事，要从汉初说起。

士族官僚，是西汉察举取士以来，近四百年的沉淀和积累形成的有别于皇权的另一套权力体制。无论是宗室、外戚还是内廷宦官，根本上的依附仍然是皇权，而士族官僚与皇权却是在对抗又合作的矛盾体中纠缠了四百年，更不用说光武帝在建政称帝的过程中客观上为这一套体制的形成添加了一道催化剂。

光武帝在封建士大夫的话语中是人君典范，宽容待士、与民休息，是非常罕见的不那么强势的创业君主，毕竟开创之主大多乾纲独断，甚至延续打天下的路径治理天下，相比之下，光武帝确实值得士大夫们推崇。然而考察东汉开国的形势，刘秀所表现出来的宽容与温和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皇帝的个人品质。

刘秀的政权在本质上是一个新莽乱世中南阳系诸豪强的合伙制政权，而刘秀嫡系的股权还有一部分出资是“汉室宗亲”的隐形资产，故而可以猜测，南阳系豪强在乱世中打出刘秀的旗号甚至不是因为他最强，而是因为刘秀的综合资本是一个各方面能够接受的最优选择。那么对于刘秀来说，要坐稳皇位就不得不向推戴他的豪强们让步，那么光武以降的东汉一朝，朝廷对于豪强的自我壮大都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

东汉的二百年，就是地方豪强肆无忌惮兼并土地、隐匿人口，并倚仗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加上对地方察举的把持甚至垄断，由初代豪强蜕变成联结门生故吏、部曲佃客而构成的世家大族生态系统，最终演变成了独立于政治权力以外的社会毒瘤。二百年的演进，形成了朝廷因人口隐匿而无法收税，农民因土地兼并而流离失所或者依附于世家大族，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毒橄榄的形态，“政府和地主之间，一个是要荫庇户口，一个是要搜括户口，这就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

对于这样的历史故事，目前也只能满怀遗憾地承认它的必然，只要财产私有的制度存在一天，那么经年累月的积累和传承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日趋集中和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当扩大到某个难以估算的临界点时便会以暴力的方式进行重新洗牌，继而进入下一个循环。

其兴也勃焉，好在其亡也忽焉。

党锢之乱，是在彼时恰好轮到他们掌权的宦官集团运用优势的暴力和强权对士人官僚的一次系统性绞杀，粗暴地断绝士人官僚阶层在行政体系的进阶之道，却又无法彻底解决，只能任由仕途“无望”的士人们归隐乡里，成为体制之外难以控制却又具有巨大能量的不安定因素。其中被点名断绝仕途的部分士人甚至因为这番遭遇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成为宦官集团覆灭后，其本人以及家族履历上的重要政治杠杆。

“是谓，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当天灾与人祸在时空上叠加到一起，那么社会底层最直接的生产要素在“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权衡中不断铤而走险，最终在太平道的蛰伏积淀下实现了总爆发——黄巾起义。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组织和管理的，组织与管理的另一面也可以被称为“服务”，当汉朝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因体制失灵而缺位时，在社会基层自救的自有需求下，总归会有人填补这个缺口，太平道的组织模式初级却有效，朴素的宗教形态和切实的帮扶救治，积聚了人心也锻炼了队伍。

二、大汉丧钟

大贤良师的宗教起义是一场顺应总体时势伺机而动的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动，与传统历史叙事的讲述不同，黄巾起义的参与者固然是底层受压迫的农民无疑，但其中高层头目却未必是起于草莽的民间豪杰。张角兄弟出身如何未见记载，但黄巾军中层将领马元义和叛徒唐周却可以肯定不是社会上的一般民众，按照《后汉书》的描述，马元义在起事前先收荆、扬数万人，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后来唐周向大将军何进告密，导致机密泄露。

这些人物活动反映出几个事实，其一，马元义在南方有足够的资本召集数万人，并且大概率有合法身份为这一行为作掩护，其二，马元义在京师有人际关系，并且能与内朝的核心层取得联系并约为内应，其三，叛徒唐周的叛变是直接汇报到大将军何进处的，说明至少有接触高层官员的渠道。以上三点都意味着黄巾起义本身不会是简单的揭竿而起，不用说灾异之年走投无路的农民，即使是太平岁月里的一般平民也难有与政治人物接触的机会。

这场起义更可能是边缘士族把握住“天下将乱”的历史趋势，顺乎潮流，以此为支点进行的一次政治豪赌。在马元义事泄被杀后，皇帝的诏令里要追杀的不仅是信奉太平道的百姓，还包括被渗透的宫省直卫，亦可见太平道的扩张并不仅仅局限在底层民众。

黄巾起义对汉末政局最直接的影响，是大一统的实质性破灭。

跨州连郡的刺史州牧开始制度性地自领兵马、自掌民政，朝廷外派到各地的封疆大吏与本地深耕数代的世家大族展开合作，以征讨黄巾之名招兵买马，为地方士族的割据自治提供名义上的合法性。“东汉王朝的末日已经来临，中央权力薄弱，对州、郡不能控制，割据局面遂由刺史、郡守的擅兵而形成。”

黄巾军给了东汉王朝沉重的一击，敲响了东汉王朝灭亡的第一声丧钟，但最终东汉王朝是倒在了士族政治的崛起上，被党锢压制的士族人物开始在乱世中再次走上历史的舞台，并最终凿空了名存实亡的四百年大汉，“士人官僚和地方豪强，他们在农民战争的结局中得到利益，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本来是被宦官集团排挤在政权之外的。”至于没有在黄巾覆灭后成功进入正规军序列的黄巾军们在后世封建王朝的史籍里依然是“贼”，无论哪一派人掌握政权都不可能在用以资治通鉴的史书中容忍一个揭竿而起的反面典型。

士族在大部分地区开始成为幕后操控地方的地方实力派。

荆州牧刘表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四方志”的人物，他坐拥荆襄这个天赐之地，却想自守一方，“保江汉间，观天下变”，然而，不得不考虑的一点是，刘表作为荆州的外来长官，他的统治基础是本地的荆襄士族，例如刘表结亲的蔡氏。本地士族的特点就是流水的长官，铁打的官僚，对外扩张不仅损耗实力，打下来的新地盘是长官的，自己难以获益，所以不会支持扩张。与其说刘表“无志”，不如说刘表“无力”，后来曹操南下，荆襄士族望风而降，也并不是寡廉鲜耻，不过是一种自我利益最优的决策罢了。

即使兵强马壮、作风强势如曹操，也不得不仰赖颍川士族的幕后支持。名扬海内的荀令君成为曹操阵营的事实上的二号人物，至于荀彧对汉室抱有怎样的个人感情或许只能问他自己，但整个荀氏家族却显然更在意家族在未来政局中的地位和利益。荀彧不禄之后，伴随着曹操崩殂，荀氏家族在曹丕对士族支持的需求中与新晋皇权达成交换，以九品官人法的制度化许诺换取了世代汉臣的士族阶层对汉魏嬗代的默许，甚至是支持。即使荀彧没有在曹操一步之遥的野心中死去，作为荀氏家族的家长和颍川士人的领袖，他也必然会和荀攸作出同样的选择。至于曹操和刘表的区别，在于曹操有曹氏宗亲为首的谯县军功勋贵以及在平黄巾中收编的青州兵。

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时代开始了。

当曹魏的政权历经曹丕、曹叡、曹爽三代实际执政者与士族的权利拉锯与博弈，出身河内高门司马氏的太傅司马懿在高平陵奋力一搏，代表着世家大族厌倦了皇权之下的压抑和臣服，决定自行走到前台做执刀人了。不过司马家父子孙三代四人的权力之路，特别在司马师的意外早死之后，走得日益难堪，司马昭的功狗当街杀死了那位文同陈思、武类太祖的高贵乡公，这个曹魏最后的血性儿郎给司马家的后世子孙嵌上了摆脱不掉的梦魇——“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晋·李密《陈情表》）

晋，一个彻底的士族政权，当一个已然腐朽的阶级用权谋和诡计破坏掉了一切旧时代的美德与秩序后，便不得不能接受开国便自带亡国之兆的诡异景象。公卿大臣当街斗富，奴仆佃客的尊严被无限践踏，显贵们为腐朽糜烂的阴暗面洋洋自得，而名为开创的一代皇帝，不得不坐在羊车上雨露均沾，这不只是对后宫的妃嫔，更是对妃嫔背后的世家。“晋武帝惩戒曹魏之以孤立而亡，于是在泰始元年，大封同姓诸王，使互相维制。”

在少年时亲眼见证了曹魏的天命是如何转移到自己家的晋武帝，大肆分封司马家的宗室亲贵到各地做王，这个原本为了司马皇权万世一系而制定的制度规划，却最终成为为司马家皇权崩塌乃至神州陆沉而埋下的惊天巨雷。

三、华夷之辩

齐王司马攸，司马师在宗法意义上的独子，司马昭在血缘意义上的小儿子，他在三十六岁的盛年因名望过盛、有人君之望，而被他的皇兄司马炎委婉地驱逐出权力中心洛阳，并在远赴封国的路上蹊跷死去。此后高枕无忧的除了司马炎，还有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一个因愚蠢发言而青史留名的皇帝，在齐王死后，成为司马炎毋庸置疑的接班人。

才德不称其位，必然导致平静水面下的滚滚暗流蠢蠢欲动。所有人，包括司马家的后代，都知道晋的江山是如何得来的，“德”在高平陵背信弃义之时已被丢弃，“忠”随着司马昭当街杀死天子的那一矛刺出也一并送走了。这些秦汉帝国赖以稳态运行的意识形态基石在司马炎登台受禅的那一天就已经土崩瓦解，能让天下拥戴的只剩下一条——强者得天下。

那些兵强马壮的宗亲王爷们看到皇位上坐着的九五之尊是一个能问出“何不食肉糜”的蠢货，谁会不觉得自己是更强的那一个呢？晋祚进入到惠帝时代，这座虚假繁荣的豪华大厦只差一阵风就将轰然倒塌。

很快，风来了。

“（贾南风矫诏使）黄门孙虑乃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因如厕，虑以药杵椎杀之，太子大呼，声闻于外。”皇后贾南风杀死了皇太子司马遹。

终年二十三岁的愍怀太子遹，是继齐王攸之后，又一个令人扼腕的晋代天才少年，至少史书上常有这样的记载。至于司马遹在真实的历史中到底是有宣帝遗风的好圣孙，还是在大臣坐垫下藏针扎人屁股的熊孩子，还是沉溺酒色的纨绔子弟，抑或都是，抑或都不是，对于他死后的岁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必须是一个值得万民推戴、承载天下之望而最终含冤而死的正统储君。否则，为太子报仇，师出无名。

司马遹的叔叔伯伯，甚至爷爷辈的远房亲戚，前赴后继地为这个冤死的优秀晚辈报仇雪恨。这一场在后世被称为八王之乱的历史闹剧，无意中打开了三百年大乱世的潘多拉魔盒，除了颠沛流离的傀儡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路军阀，下一个时代的主角也正从长城以北的大漠草原进入到中原的世界——胡人南下。

大汉四百年，帝国北境在封狼居胥和燕然勒功两次重大军事行动的余威下渐趋安定，匈奴人一部分远遁西域成了欧洲人的上帝之鞭，而另一部分则内迁汉地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协商，从受命辅政的金日磾到自命汉朝后代的匈奴刘渊，中原王朝向来不缺少胡人的身影。在传统史书的叙述中，将要到来的这一场神州陆沉的历史闹剧往往被界定为“五胡乱华”，一次正统失序的民族主义悲剧，但真正挖掘这些所谓“五胡”的渊源，事实却并非如此，至少仅仅将其界定在民族战争的范畴是狭隘的。

匈奴人刘渊，最初就作为匈奴左贤王的儿子，在洛阳城的太学读书，“刘渊，祖父名於扶罗，为南匈奴单于。父豹，为左贤王。”一方面，将儿子送往中原政治中心生活，是内附的边地匈奴向中央朝廷表达忠心的质子，另一方面，朝廷也乐于将胡人贵族的新一代纳入官学意识形态的培育体系，使之成为稳固的统治阶级预备役，向胡人的灵魂处延伸中原王朝的影响力触角。而从奴隶到皇帝的励志典范石勒，则是也是胡人小头目的儿子，因人口掳掠而沦为奴隶，“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至于后来登上历史舞台的胡人首领，也不乏对中原王朝恪守臣节的，羌族酋帅姚弋仲告诫子女说：“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

“西、北各族入居中原内地之后，因受西晋地方官吏和汉族地主的剥削与压迫，不断起来反抗。”少数民族的暴力行动在最初是具有正当性的，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当时的形势未必属于完全的异族“入侵”，但最终将敌我的分野以民族的差别界定了下来，新融合进中原主体的北方胡人作为新的“边缘人”而形成了他者意识，民族界限，或者说简单的胡汉之分、华夷之辨，在阶级意识尚处于模糊状态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更为清晰的共同体边界。

另一种更为显著的表现则是，追究这一场民族战争的起源，不难发现胡人力量的崛起本身发端于司马家诸王及各路军阀在宗室内战中的选择性培育。“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嬴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遂长驱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大掠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最终请神容易送神难，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双方攻守易形之后，便像脱缰的野马失去了控制。

承接四百年大汉余韵的世家大族，也并不排斥胡人政权对他们的拉拢，只不过这些固守中原的世家大族在被命名为“衣冠南渡”的文明悲歌之下往往被后世史书有意识地忽略掉了。

“王猛以东晋门阀专政，自己是寒人，东晋王朝不会加以重用，因此仍旧留在北方，不肯随桓温南行”，王猛作为中原传统的边缘士族子弟，在九品官人法日臻成熟的南渡时代，难以从东晋的体制里出人头地，而在中原发迹的胡人政权却可以就建立秩序和个人前途与政治统治者达成交换，天下大乱，越乱越好。正因如此，王猛在中原前秦的朝堂上位极人臣甚至堪称“帝师”，这是他在东晋南朝的门阀体制里绝不可能到达的终点。

而被胡人统治者压迫的胡人本身，也不乏南逃东晋的事例，“（匈奴）右司隶部人三万余骑，驱牧马，负妻子，逃奔东晋游击区，可见匈奴王朝统治地区的阶级矛盾，也正在增长和尖锐之中。”

“胡”与“汉”，“华”与“夷”，本身并非是血统意义、基因意义上的民族之分，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区别，尽管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更具优势的一方将弱势者拽进了自己的体系中，但强势一方也在后续的发展中吸纳了弱势者的影响。

在游牧文明进入中原而日渐农耕化之后，胡人政权与中原世家形成了新的政治同盟，纠缠在一起不断尝试构建新的政治秩序，而被压迫着的中原人民则不仅有汉族的农民，同样包含了胡人中的平民。“他们在联合反抗鲜卑、汉族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团结起来，统一了斗争的目标，从而使民族隔阂逐渐消失，形成了各族的大融合”，融合而成的新共同体，是三百年乱世的血与火的锻造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华夷之辨本身也是给生产关系的博弈披上的外衣，游牧文明经过农耕化的改革后，经济基础已经与北方士族合流，由农耕秩序的破坏者转变为了农耕秩序的代言人，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意识形态都在向传统中原王朝转变，那么中原的士族又有什么必要和理由去对抗呢？

这一类最初具有正当性的暴力行动，无可避免地走向狭隘的民族战争，而在后世史籍的记载中也必须以民族战争的形式存在。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论胡汉华夷，无论他们承接或树立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立国之本，都无法将“不做安安饿殍，犹效奋臂螳螂”的农民起义树为典型，即使是曾在正当的反抗中崛起的新晋领袖，依然会在最快的时间里转变成曾经反抗的人。既然无法以阶级意识去凝聚人心，那么最简单的身份标识便是“民族”“郡望”，身份政治的标签成为了最易识别的共同体内核。“部落渠帅为了满足其奴役或虐杀他族人民的欲望，必然鼓动本族人民来对汉族人民进行残酷报复，于是民族间的矛盾就扩大到人民中间去，本来没有矛盾的人民，在彼此仇杀与彼此猜疑的情况下也产生了矛盾”，恶性循环，直到农耕化的新王朝在北方定鼎，才将历史的车轮拉回轨道上。

四、未若柳絮因风起

在中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十六国时代，史称“衣冠南渡”的历史悲剧正在江淮之间不断上演，并自诩承接天命地开创有别于中原故地的“东晋-南朝”一系。

东晋的建政，也同样是八王之乱砸烂天下的副产品，琅琊王司马睿作为东海王司马越一系的预备力量，在天下将乱的预警之下早早地部署退路。“司马睿的移镇建邺，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七月；王澄出任荆州都督，是在同年十一月；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见，在洛阳实际上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太尉王衍，他们在那时已经开始布置好南渡的准备工作了”。而辅助司马睿在江东立足的，正是王衍的同族兄弟王导——一个在文本上洋溢着荀彧气质的国家柱石。

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士族，在八王之乱与所谓“五胡乱华”的秩序崩溃中，通过各派势力而间接与北方少数民族产生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伴随琅琊王司马睿一系南渡建政的北方士族属性，大体上都属于东海王司马越一系联结的士族人物，包括司马睿本人也是东海王派遣预备引为外援的势力，司马睿与王导的君臣组合可以视作替代版的司马越与王衍。而其他诸王联结的士族则因无法融入东海王一系的东晋政权，而就地转向与北朝合作，也是因地制宜保存政治经济上之优越地位的有益之举，而晋先天不足的合法性与魏晋玄学的意识形态转型也为士族“择主而事”创造了正当性基础。

东晋立足的过程，是王导居中笼络具有代表性的江东世家大族顾荣、贺循，再通过他们的关系，使整个江东世族地主集团逐渐向司马睿靠拢。“江东世家大族也感觉到如果要维护住本阶层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个和自己利害基本上一致，并且真正能够代表门阀专政的政权，而司马睿所要组织的江东新政权，正是这样的政权。”一方面，司马睿需要江东士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向江东士族抛去橄榄枝也需要同为士族的王导去居中联络，这说明东晋偏安江南的合伙性质是北方士族与江东士族的合伙，而司马氏的皇权成为“祭则寡人”的合法性招牌。南渡士族成为司马氏皇权用以平衡江东本土士族势力的重要砝码，不过由于侨寓政权先天不足，所以只能依靠士族，而不能掌握士族政治的主动权。

每一个统治者，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都会将统治的中心安置在自己的基本盘上，东汉刘秀发迹于南阳而定都洛阳，汉末董卓挟汉帝迁都长安也跟他西北军阀的身份有关，曹魏的政治中心自许-邺-洛阳的变迁或许也根植于谯县武将和颍川士族的班底地域特色。

所谓“侨寓政权”，就是东晋这般被迫离开基本盘的政权，事实上以荆州士族为班底的蜀汉政权也是如此，这类政权存在一个必须回答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合法性失格，外地的统治者凭什么统治本地人？

试想这样一种局面：当司马睿公然宣称放弃对北方沦陷区的主权，那么对于江东地方而言，这个北方逃难过来的皇帝不仅是外地人了，更是一个“外国人”。反之，当江东只是整个天下的一部分时，那么这个问题便勉强有解，毕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而北伐是南渡政权最强的政治正确，只有南北同为一体，才能理顺侨寓政权的政治关系。

可以回答，却无法解决。司马睿的皇权既然是建立在士族拥戴的基础上，那么对于掌兵的将领自然也无力驾驭，面对北伐的需要和民间的叛乱，皇帝不得不依靠士族将领手中的暴力机器，而暴力机器又在战争中进一步壮大，使皇权的权重进一步降低。

司马睿在江北的基础本身来自东海王司马越，随着司马越与王衍在江北战乱中的败亡，司马睿的统治基础不得不转向江东士族和南渡北方士族的联合体，而这些力量的最大诉求是自保而非进取，所以即使司马睿想要北伐也得不到支持。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其固定的优越地位，因此都只孳孳于保持他们家门富贵。君统的变易，朝代的更迭，反而一似与己无关。“北伐遇到挫折，世族大地主琅邪王羲之（王导从子）便主张不但应该放弃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

而类似祖逖一样力主北伐的军队大约主要组成部分是江北流民团体，类似于后期郗鉴、谢玄、刘裕一系北府军的组成，他们是有进取动机的，所以在后来的对北方的战争中有所表现。“以建康东面的京口及其对岸的广陵为根据地的集团（北府）与以长江中游的荆州为根据地的集团（西府），在这两大军事势力的微妙平衡的支持下，由各个涣散的集团混合而成的东晋王朝反倒嬗变为结构相对稳定的政权。”

北伐，成了东晋政权的两难窘境。

北伐在东晋侨寓政权的意识形态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正当性，而北伐所能带给将领的事功和威望又无可避免地会撼动皇权的至高地位。伐也难，不伐也难。事实上，东晋一代的篡逆权臣都将北伐中原作为进阶必须的事功，一如司马昭执意伐蜀和司马炎执意伐吴的历史故事，而最终晋的彻底灭亡也是亡在了北伐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北府将刘裕手中。

值得欣慰的是，历史的巨大灾难总会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

立足江东的士族子弟占据着高位和权柄，却以清谈玄学为风尚，而对实际事务满怀鄙夷地斥之为“俗务”，事实上存在的北境压力和南方民间起义，又不得不需要有人去处理这些“俗务”，这就客观上给边缘的寒门士族和军功阶层创造了上升窗口期。皇权也乐见与寒门联结以削弱高门士族的实际权力，故有“寒门掌机要”的隐蔽安排，名义上的首长依然按照门第出身任用高门子弟，但实际决策与执行都由位卑而权重的寒门子弟进行，在日拱一卒的权力结构调整中，刘裕以事功博得高位、进而禅代称帝，是这种结构性调整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纵情山水、高谈阔论的士族子弟，在一日日的袖手旁观中将实际的权柄转移到寒门和军人手中，他们最终留下的只是寄情山水之间的风雅文艺，然而这些所谓的“风雅”，是建立在四百年积累的豪强门阀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魏晋庞大的士族阶层在底层血泪的浇筑下，得以拥有不事生产地高雅宽闲，进而以鄙夷经国济世的俗务为标榜，社会丧失活力，政治一片黑暗。

与其说这些“文明”是四百年乱世侥幸的遗存，毋宁说是这四百年乱世的巨大毒瘤本身，那些占据资源圈地山居、寄情山水的士族子弟恰恰应当成为秩序崩塌的第一责任人。当江东底层农民不堪忍受无尽剥削的时候，孙恩卢循的起义极大冲击了岁月静好的世家秩序，“兵乱所至，世族庄园随之破坏，破坏结果，使世族经济基础大为削弱”，也算是兵荒马乱的灾难所带来的为数不多的有益的副作用。

五、圣人可汗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东晋-南朝一系在日益腐朽中走向灭亡的时候，长江以北的中原故地则在胡汉融合的日益深化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华夏共同体，并且最终形成将江东纳入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与其把“统一”看作一种价值观念上的追求，不如看作一种集体生存的“需要”，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土地的承载力必然有限，那么就有了扩张的必要。同时大河流域的整体性也决定了中原的各个区域无法独立应对大河会带来的灾患，统一也成为必需。反过来，又因为生产力仅仅发展到一定程度，故而我们的先人无法将生存的需要扩张到大漠、高山、海洋之外，以及比西域更远的土地，最终在千年的沉淀与消长之间形成了今天可见的“统一”。

北朝的统一或者说“融合”，可以看做两个阶段的螺旋式上升。

第一阶段标志性节点是前秦苻坚的形式上统一到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前秦的统一战争有着鲜明的妥协性质，多数依靠谈判和笼络而形成象征性的臣服，将被征服的部族仍交由臣服的首领统治，构建了一个松散的多民族联邦，“至此，苻坚多消灭一个国家，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多增加一层”，非不为也，实不能尔，苻坚的政权既没有足够大的体量消化新共同体的复杂性，也没有足够强的暴力物理上消灭旧敌人的存在，两难之下无以自为，最终埋下祸根。

游牧文明基于小规模聚居和大范围分散的组织特点，衍生出的政权组织形式必然是合伙人形式的，尽管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参照中原政权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但由于农耕化尚不足，名义上的君王依然只能成为稍强的一个合伙人罢了，一旦“稍强”的优越地位丧失，则被替代是必然的。

淝水之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苻坚的氐族基本盘在效忠的作战中丧失对其他被征服者的优势，随着苻坚的失败，短暂统一的前秦帝国没能再造始皇帝的巍巍大秦。

第二阶段的关键则在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前秦崩溃导致的中原再度混乱中，拓跋鲜卑趁势而起，“到了孝文帝时期，北魏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建国初期的游牧经济型国家转变为将广大的汉地置于版图之内、将重心转移到农耕经济之上、以统一王朝为志向的国家”，正是对中原的统治日益深入，才催生了北魏改革的需要。

与其如史书上将此次改革称之为“汉化”，倒不如更本质地将它表述为“农耕化”的改革，将政权的组织基础由血缘转变为土地，诚如恩格斯所说：“联系的血族性质就愈消失，而地域的性质便愈巩固”。中原战乱产生的大量无主荒地又恰恰给了北魏统治者农耕化改革强大的物质基础，迁都洛阳是为了远离旧势力盘踞的旧都平城，将政治中心远离旧地，更好地推行改革，并且随着政治中心到达中原，为一统天下打造基础，此外，既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本质上是农耕化改革，当经济重心推进到农耕经济上以后，黄土高原与中原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孝文帝最为关键的变革，是从意识形态上将鲜卑族的政权转型为“华夏王朝”，建立起一套有别于东晋-南朝的“天命”系统，成为西晋的后继者，成为西晋之后的华夏正统，在司马昭弑君之后再一次建立起了一套政治伦理，为后世之君的建政立国打下了基础。此后无论东魏西魏还是北齐北周，推行的农耕化改革都是孝文帝时期初具雏形的政策，只不过不经过刀兵的拷打，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受损的派系无法意识到维系旧的利益需要支付何等沉重的成本。一些起义的发生，一方面教育了顽固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也在物理上沉重打击了不愿意让步的统治阶级的力量，虽然一开始失败了，但给后来的统治阶级改革派的登台做出了铺垫。

尽管孝文帝死后的北方又很快陷入分裂，但处在分裂中的各个政权无一不是承接北魏的体制，本质上是北魏一朝各方实力派的无秩序内斗，在残酷的历史搏杀中闯出来的那一个，终将为新的华夏揭开序幕。“民族大融合，固然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历程，但是由于汉族接受了新的成分，因此在经济上、文化上，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比之以前更加兴盛起来。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封建国家，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北朝历经几代的农耕化进程，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原的汉族士族的合作和自保，与南朝龟缩一隅尽失人心，北方逐渐形成了以“汉”为标识的新的共同体意识，关陇勋贵们纷纷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以收拢人心。一个新的汉族在大融合中涅槃重生，它有别于秦汉魏晋的“汉”，而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与游牧文明血肉交织的新的“汉”。

鲜卑的可汗成为了华夏的皇帝，而新的华夏皇帝成为了四夷宾服的圣人可汗。来自关陇的战马在华夏大地呼啸而过，拓跋宏、宇文邕、杨坚和李世民在秦汉帝国的墓碑上镌刻了华夏第二帝国的序章。

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