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我们病了，而非时代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我看完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后，脑海里闪出的一句话，那是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发出的感慨。 在二十世纪的雅斯贝斯笔下得到了异曲同工之妙的呼应。这部作品描画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的巨大震撼以及震撼之下留给当代西方人的困境。 所写虽远在那个时代，却给人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感。我们总在抱怨时代的不好，殊不知生病的是我们，时代不背这个锅。 机器的统治、教化的降格、沉思的预见、哲学的生活……这些话题放在今天来说，正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反省的问题。 正如译者王德峰所言： 该书虽然写于1930年，但是它对西方人在当代的精神状况及其所由形成的历史根源于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背景所作的深刻而又生动入微的演述，至今仍未过时。 不过遗憾的是，拜读完一遍并没有太多理解，在阅读的过程偶尔会受到一些启发，甚至会拍案叫绝。现将所了解到的时代的精神状况整理分享于斯，其中思想的力量需要不断咀嚼和思考。 看完此书，窃以为时代的精神状况有三：丧失自我的生活秩序、普遍降格的精神追求和实存受迫的个体自己。

01丧失自我的生活秩序 拥有良好的生活秩序，应是人的毕生之所求。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生活可以令人满意地安排好，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可稳定不变的生活秩序是不可能的。时代的进步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说法，社会的变化才是推动时代进步的主要因素。 效率至上的时代，依据知识与计算，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工作都在每一个有关的人都须遵循的详细的准则与规章下进行。 每一个群众几乎都是参照同样的标准或差不多的方法投入到生存和生产中。 就比如说社会如何定义一个上进而优秀的青年，他应该要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结成一段合法的婚姻，去为自己房子车子孩子不断奋斗。

如果不是按照这一秩序去执行的，就会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甚至连自我也会产生怀疑。 这是世界和时代给我们的是一种盲目的欲望和鼓励，诱导着我们去争取伴随生存斗争中的成功而来的利益。 可那些具有自我意志的人想拒绝自己被机器化的生活秩序消化掉，但是不免冒难以预测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保障。 这是极大的矛盾，追求自我得不到现实必要的保障，丧失自我是屈服于群众性的生活秩序的无奈。 这种为满足群众需求的技术性的群众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它对于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 人皆应各得其所，去完成造化赋予他的任务。但在现实中，这句话对于大多数被迫四处奔走，忙于生存的人来说，就是一碗让人心生厌倦的鸡汤。 在时代这个大机器里，人早已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机械化地生活着。 “ 生活就按其常规进行，没有记忆与预见，对事物和人的爱减弱了，丧失了。在机器跟前的工人只专注于直接的目标，无暇也无兴趣去思索作为整体的生活。” 换句话说，人们在追求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中而丧失了自我。 如何在这种秩序中找回自我，形成一种平衡秩序和生活的张力，书中说到。 我们要从重复的工作中维持自我的追求和主动的意愿，哪怕是以最低的分量投入到工作的乐趣当中，如果没有这种乐趣，那么整个人是瘫痪的。 我们要在体育运动中保存力量和勇气。因为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记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 以往，生活是依其所是的样子而被接受的；而现在，人的理性能够有目的地塑造生活，直到生活成为它所应是的状态。 这样的理性才是保持自我的关键。

02 普遍降格的精神追求 叔本华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这里的追求不应只是物质上的成功，更多是精神上的富足。 在雅斯贝斯所处的时代里，教育是精神的追求和艺术的创造，能够教化出有教养和创造能力的阶层。 但现实状况却是精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 简单来说，就是教化作用被逐渐降格，具有精神追求的人愈发减少。 将近过了一百年，症状依旧。 大多数现代人和他们一样，不会耐心地等待事情的成熟，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必须提供某种当下的满足，甚至他的精神生活必须服从于他的转瞬即逝的快乐。

所以我们能看到，手机取代了书籍，碎片化的即兴阅读代替了静下心的仔细研读。 大家追求的是简洁和效率，要求那种迅速提供给他们想知道的内容。就如十分钟带你读懂《红楼梦》，五分钟带你看完《肖申克的救赎》。 读者同他的读物之间不再有精神的交流。 与此同时，人们与精神创造的活动亦渐行渐远。就拿建筑来说，技术化的高楼大厦层出不穷，独具匠心的标志建筑屈指可数。 又或是已经融入生活的大众艺术——电影，剧院大多数成了单纯的娱乐场所，电影成了消遣、猎奇的道具，而没有看到电影揭开的是一个没有电影就不会被看到的世界。 而已成为人的真实存在的基础——哲学，在今天面临着以下三种状况： 一是产生了一大批缺乏信念的人，二是缺乏了创造性的表现力，三是哲学愈发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理论学说和历史的事业，忽视其真正的作用。

所以作者担忧艺术成了单纯的娱乐，而非超越存在的象征，科学则变成了对技术的实用价值的关心，而不是一种追求知识的原初意志的满足。 哲学则变成了一种教条式的或偏激的，虚假的认识，而不是人对于因激进思想而起的怀疑和危险的防御。 如何超越时代状况下的现行忧虑，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其力量远无法影响整体的变化，但我们可以保持自身的一种精神追求不被降格，不被同化。 在艺术中激发想象，在书籍里沉淀思想，在电影里感观世界，在哲学中理解生活，去实现精神追求的教化。 因为真正的教化是宁愿在最低限度的汲取中成为其自身，而不愿在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的变幻中丧失自身。

但是生活秩序的强制力迫使人们进入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干预着个人活动的自由。 例如自己身处的圈子里，没有一定的话语权，迁就服从，委曲求全似乎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人们几乎是迫切地要求建立捍卫生活秩序的权威，想要拥有话语权，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在自我利益的推动下，为了可以达到目的，他们可以忍受内心的空虚，可以不顾真实的自我。 但是这种人间秩序的理想，对于那些知道自己的存在应以自由的权力为基础的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 可最残酷的现实是生活已变成一个企业，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和雇员。如果期望有一种职业或一种谋生手段可以允许从事它的人独立于他人而活动，便是枉然的。

如何在时代中维持自我实存，我们应在世界中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主动地去适应世界的秩序，去顺应时代的洪流，而不是愤然嫉世或消极避世。 正如作者所言要努力做到与这个世界的种种力量和谐相处，同时又不为这些力量所吞噬。 只有当个体自我掌握住生活，以自己的活动抓住生活，实现自身、具备勇气的时候，命运方才存在。 或者说实现了人的实存的高贵，知道了哲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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