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地狱

    在被捧上天、又落回地后，在被西方看作反对苏联专制的最有力的证言者、又坚定的反对西方的物质主义从而让左右两派都无所适从后，索尔仁尼琴，伟大的、奇迹般的索尔仁尼琴再也无法与身后的世界争辩。
    看他的《癌症楼》、《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沉痛和沉重。在他去世后，终于看了《古拉格群岛》，颠覆的是对人性的信念。他的文字是历史，是真相，是愤怒到极致，但还在用饥饿到奄奄一息的大脑思考。怎么能够指责他缺乏宽容，怎么能够自以为比他道德优越？无知，也许是最好的理由，也是最耻辱的理由。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也是对苏联的反思。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数百万个生命从自由的状态沦为永世的奴隶，而大国的外表却还依旧光鲜。盲目却仍能让人睁眼不看，只抱着受害者的心态批判在真相揭露后西方的沾沾自喜——姑且不论对苏联天生的反感是否就真的让西方对专制体制的反思显得苍白狭隘，但只想着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个角度去解读的人肯定难逃狭隘的标签。索尔仁尼琴的证言，是对人类的提醒，或者说合乎流行的“普适价值”的定义。恶可以是没有止境的，特别是当恶被制度化的接受并煽动时，世间的一切准则都被颠倒了，我们都坠入地狱。一切都是无能为力，命运从天而降，而这命运得自看得见的旨意，掌控在看得见的手中，只是被他摆布的人们仍是百般无力。个人选择、个人意志在“人民利益”的旗帜下消解，即使想逆来顺受也难免不落入既定的圈套。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但人民是谁，国家又在哪？也许集中营和劳改营的区别，就如同乌龟和王八的差别，虽说都可以炖汤入药、还能兼作骂人工具，但一个有壳一个无壳，于是就成了两个物种。估计对引用他们骂人的平民大众来说，是懒得深究的。也许，法西斯和苏联的差别还是有的，一个是针对异族的屠杀和灭绝，一个是具有平等精神的对各族同胞的消灭和惩戒。
    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经典的解释群体行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贯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的确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者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了豪杰。
    我们远没有消除荒唐的根基，所以在文革三十年反思后，还能够出现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地全国性的学习“某个代表”的热潮，人手一本厚厚的语录笔记，还有不断的自我批旁、整改，很难让人相信如果有人想搅起再一轮的革命，我们就能够理智地逃过。父爱式的集权，预设中的完美，当为权宜行事而为权力大开方便之门时，不可控的欲念就破壳而出，不受抑制地为非作歹，大清洗、肃反以致整风、反右这样词都带着阴森森的气息，心怀叵测地等待祭祀的牺牲。
    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毕竟是天才的想象和语言，而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却是不可更改的见证。共产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的道路，总有惊人的相似，革命信誓旦旦要建立劳动者幸福而自由的家园，可是为了乌托邦的纯洁却要把所有存在的、可能的、潜在的异类进行隔绝、清理和消灭。目标是高尚的，手段是残暴的、有争议的，可是最后结果却是难料的或者说是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的。如果上帝也死了，那最终的道德评判就不存在了，最坏行为能获取现世最好的结果，于是恶就没有了止境，而信仰，在面对恶的不可抗拒时，也很难存在了。作为建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要人信什么，是建立在物质发达基础上的道德目标，还是打破终极关怀后又建立起来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承诺？作为哲学思想的马克思哲学还能和尼采、黑格尔哲学平心静气的一争高下，而作为革命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及拥趸者们，就再也不能容忍异端的杂念了，只是思想早已被权宜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