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孤岛——从画作中寻找通往世界的门
全文共2010字。
前言
这本书并非艺术鉴赏，而是介绍17世纪的全球贸易。作者开篇以他20岁时在荷兰乡间小路骑行的经历起笔，无意中探访了埋葬维米尔的代尔夫特教堂，于是建立了他与维米尔的连结。本书很聪明的以“维米尔的帽子”为引子，吸引读者一步一步进入作者的微观世界。书中列举了七幅画，其中五幅来自维米尔，一幅来自瓷盘，一幅来自布赫。作者选择了画作中一些作为背景出现的物品，用它们为读者开启一扇门，这扇门连接着17世纪文明的两端——欧洲的荷兰与亚洲的中国。作者卜正民的学识是毋庸置疑的，他原本可以写成通史，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截取了历史中的一个点，由这个点延展至下一个点，再到下一个，最终回到原点。对于17世纪全球化大潮之下，东西方的国运此消彼长，东西方的文人心态一升一降。对于同一片大海，荷兰律师格劳秀斯看到了朝阳，明代文人文震亨看到了夕阳。
“老乡”荷兰律师
在维米尔的画作《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和《在敞开的窗户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都有着类似的场景。前者是一名头戴海狸皮帽的军官与一名女子相谈甚欢，后者是只有那名女子在读着一封远方的来信。在这两幅画中的“门”，一个是军官的皮帽子，一个是装水果的青花瓷盘。帽子将我们指向了在大航海时代中，欧洲男性的尚武精神，而瓷盘将我们指向了欧洲与中国的国际贸易。
书中的内容自然不需要我再赘述，本书另我感到惊讶的是同时代的两位文人，荷兰律师格劳秀斯和明代文人文震亨。
在大航海时代早期，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于1494年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瓜分了对大洋贸易的航线垄断。在陆地上挑战西班牙宗主权的尼德兰（荷兰），同样在海上寻求突破。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教皇已经无法裁决荷兰船只对西班牙、葡萄牙商船的海盗行为，双方最终诉诸于法庭。
一名维米尔的老乡，同样出生于代尔夫特的格劳秀斯（1583-1645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下，起草了《捕获法》，而后将其扩充为《海洋自由论》，这本书的全名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在这本书中，格劳秀斯主张，虽然西、葡两国先东方“传播福音”的行为是令人尊敬的，但这无关与贸易权。任何妨碍贸易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所以荷兰人在海上拦截西、葡船只是在捍卫自己的贸易权，以此要求西、葡开放对东方的航线垄断。尽管他本人反对“舰炮外交”，但他的观点后来无可避免的发展成“你无权阻止我与你做贸易”，最终荷兰的“重商主义”得以确立，建立了他们的海上帝国，开启了荷兰的黄金时代，而刚刚提及的两幅画作，维米尔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
“江南四大才子”的曾孙
在大洋的彼岸，也有一位文人，他叫文震亨（1585-1645年），是“江南四大才子”文征明的曾孙。他的家族借助祖先的名声在太湖流域的文人圈子里依然享有极高的声誉。文震亨也写了一部书，名为《长物志》。长物，即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所以从书名中看，就可以知道《长物志》是介绍文人雅士的玩物的。
文震亨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写给那些寒门学子看的，给他们提供一个窥视上流社会的途径，以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参加科举；二是写给当时新兴的商人阶层看的，告诉他们文化人的事情你们不懂，尽管你们有钱了，但你们依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土鳖。
在17世纪，东西方大致都有四个主要阶层，居于最底层的平民阶层，居于最高位的地主阶层，也是贵族阶层，介于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商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贵族阶层靠血统来传递身份，商人阶层靠财富传递身份，知识分子的身份无法直接传递，因为知识只能通过后天自我学习。在西方，如格劳秀斯一样的知识分子选择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服务，用自己的学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而与他几乎同岁的文震亨，像众多的中国文人一样，选择了站在地主—士大夫阶层一边，对社会新贵商人进行无情的嘲讽。
文曲星的陨落
很巧合的是，两人均于1645年去世。格劳秀斯在去参加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路上病逝，文震亨在大明王朝落幕之时绝食而亡，以身殉国。
虽然格劳秀斯和文震亨所持立场差异很大，但他们二人在各自的国家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格劳秀斯被认为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和海洋法的鼻祖。而文震亨死后谥号“节愍”，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能有谥号本身就是一件成就了，更何况还是美谥+平谥的“节愍”。那何为“节愍”？
好廉自克曰节；不侈情欲曰节；巧而好度曰节；能固所守曰节；谨行节度曰节；躬俭中礼曰节；直道不挠曰节；临义不夺曰节；艰危莫夺曰节；
在国遭忧曰愍；在国逢艰曰愍；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佐国逢难曰愍；危身奉上曰愍。
格劳秀斯和文震亨代表了他们所处的阶级，象征了他们所在的国家。对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边看到的是希望、是商机、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另一边看到的是绝望、是海盗、是对身份迷失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