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笔记、分章概括

刘禾指出，中国现代性是一种“翻译的现代性”，本书围绕中国现代的话语建构而展开，目的是，揭示“中国文学话语中“现代”与“西方”的合法化过程，以及在这些符号意义介入的(mediated)合法化过程当中中国人的能动作用的暧昧性。”

刘禾不满意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把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化为本土抵抗与西方统治的关系。”，因此希望在历史的与境内，揭露“非欧洲语言所经历的共谋、抵抗和挪用的复杂过程”。

比如

“在这些无休止地拥护西方和反对西方的争辩里，最容易被忽视、遗忘或者压抑的，恰恰是在中国内部围绕个人主义话语所发生的那段重大的历史，那长达一个世纪的充满紧迫政治课题的跨语际实践的历史”

具体来讲，

通过分析小说叙述，揭示中国的现代经验如何产生于文学表述的具体形塑(figures),如叙事模式、小说现实主义、文体革新、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现代性的性别化喻说、内心世界的表述以及精神分析式象征主义的错位 (transpositions)等。通过对民国时期现代文学批评和经典行程环境的考察，揭示现代中国文化如何诠释自身的发生和展开方式，以及文学规划如何被不同作家、批评家的政治志向所左右。

这样的目的，是将文化翻译和语言实践置于西方和东方的权力关系中，通过话语史的揭露，“在历史偶然性的各个关头，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思想资源究竟是怎样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的，从而使造成历史变迁的事物得以产生”。初衷，扩展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把语言、话语、文本(包括历史写作本身)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

简短的概括：

I国族与个人之间

第二章国民性话语质疑 总结

中国现代性中的国民性理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起初是来自西方殖民的他者目光和想象，后来被中国知识分子用作启蒙大众的工具，在鲁迅《阿q正传》的叙述策略中，体现为一种以阶级、知识权力为区分，自上而下的稳固、真理、强权式、全知的话语。由于所有话语、理论、历史叙述和知识生产都无法脱离语言行为，而话语理论作为神话，本身就是知识的健忘机制，具有不平等的压抑性，因此，既定的概念和范畴就不能上升到研究的第一位。

第三章个人主义话语 总结

个人主义不具有本质性，而是在话语实践中建构流动的意义，考察了“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意义和语境变迁，以自身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意识形态和权力重组。从早起个人主义自由派建造个人和国家的辩证关系，到后来的与儒家道家思想结合、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对立的话语策略，到最后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希望以集体主义取代的左翼修辞。

Ⅱ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通过对《骆驼祥子》中“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原型进行分析，通过老舍自觉对欧洲叙事技巧“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分析祥子内心世界中，作为底层民众试图以身体取得利益和生存的前资本主义心智，如何与资本主义功利现实环境产生割裂，因而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理性的、鲁滨逊式的“经济人”，无法取的对物质与自身命运的支配。通过多元化阐释、修辞性解读，指出小说的真正意义，与叙事人观点“祥子被个人主义所摧毁，不幸根源在于缺少阶级意识、对集体的事业漠不关心”这一集体主义行动的意图，是存在张力的。

第五章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通过施蛰存《魔道》指出其“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语言把恐怖、欲望、命运与迷信的古典文学主题重新带回了中国小说，使魔幻文学变得日趋心理化，从而挽救了古代志怪小说”；通过分析郁达夫《还乡记》中第一人称心理化和性别化(gendered)的叙述，指出其将真实与虚幻性渗透，展示自我形象的彻底荒诞性，体现渴望却不能行动的知识分子焦虑。

第六章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在中国现代叙事中识别出来的人称代词在本世纪20年代初分化成性别化的形式。而这种分化所引发的指示关系使得性别在语言中影响了社会的权力关系，是有关性别，主体性，时间与空间的喻说。

沈从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下等人的声音讲述性欲暴力恋尸狂（necrophilia）的故事，从情爱层面，使阶级叙事寓言化。小说使用人称代词进行叙述，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代词“我”、“我们”也被性别化为男性，第三人称则为女性；这一性别化过程为跨阶级界限之欲望的动态相互作用。三个男子对年轻女子的迷恋象征了超越阶级界限的欲望，女性仅成为一个象征、“男人社会交换的符号与对象”。男性欲望产生于阶级越迁想象。对于阶级界限超越的渴望，抑或对于欲望完满的渴望，无法被性别、生死界限囚禁，促使他们产生了对女子尸骸侵犯的幻想，并由其中一人付诸实践。最终，由于阶级体制禁忌的难以解除，欲望在梦魇中终结。

鲁迅《伤逝》以涓生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回忆与子君浪漫关系的幻灭；他的回忆是一种指示性表现，悼念子君之死，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达到忘却的目的。通过叙述的自我和体验的自我之间的矛盾，以悼念的虚伪表象为自身辩护。因此，涓生回溯式的写作，是一种指示性暴力行为，用来掩盖“真实”，更用来抵抗对已故女人的记忆；掩盖自身的自我中心、懦弱、不负责和背叛。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从女性叙述者对性别化叙述主体性的敏感、解放式写作，冲破男性作家指示性中的陈旧观念（母亲；妻子；恋人形象），戳穿浪漫化的恋爱情节，最终否定写作是走向自我认知之有效途径。一方面，莎菲大胆说出和实践欲求（求爱、自慰）、用女性无意义的世界来抵抗男性宰制的语言意义与价值世界（阅读）；一方面，她写日记建构与蕴姊的女性联系，对传统男性关于欲望和性的到的权威进行抵抗。但最终，蕴姊的去世，提示了女性间交流的失败，指向了前者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

Ⅲ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国族文学、民族文学的批评话语虽然声称自己的中立性和普遍性，但实际上始终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内在的抹除自己和他人的性别特性(gendered specificity)的标志，使得一种普遍化表述的政治(a politics of universisal representation)成为可能。

通过分析生死场中的女性和男性的遭遇区别，指出，民族危难时的农村，男性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话语，重新获得男性气质；而女性在遭遇民族危难时，或否定自己的身份，加入男性行列却无法分享男性的尊严地位、为革命献祭自身；或者是忍受男性欺凌。萧红的《生死场》是如何强有力地对抗了关于故乡民族、女人、阶级与文学的国家民族主义话语；指出了女性面对的帝国主义、男性父权专制两大敌人。而女性主义的性别批评，反思、颠覆着国家取向和男性垄断的民族主义批评角度。

第八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出版过程，指出在30年代，五四文学在大众娱乐消费流通市场上，与鸳鸯蝴蝶派竞争而式微，不过，比如《良友》公司，也会由于左翼激进主义文学的商业价值而冒政治气候之险而出版。赵家璧所编《大系》，通过理论话语、经典制造、评论和文学史的体质化做法，在话语（象征资本）领域占据、生产着自身的合法性（出于历史紧迫要求）；但是，这种理论是对西方理论的自我殖民，使得西方成为人们赖以重新确定中国文学意义的终极权威。

第九章反思文化与国粹

分析了晚清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两次“国粹”运动。

从国粹作为一种外来理论语言的引进开启，晚清时期，它作为汉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经学的遗留物，吸引了章炳麟等排满、认同明末遗民传统的学者（《国粹学报》），被用于强调汉民族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合法化。然而，作为外来语，它削弱了学者们声称的文化本真性，是一种必须参照外界权威、由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和中国学者联合创造的“跨语际的国粹”。

五四时期，1922年创办的《学衡》，用根植于西方人文主义（白璧德）传统观念的批判体系，彻底取消东西方分野，而以“真”“伪”对立修辞取而代之。他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另辟蹊径的归咎（满人；资本主义价值观）对抗同样借用西方理论资源、反对传统的“新文化“提倡者；但是，却忽视了国粹理论和反抗外国宰制的民族主义斗争的关联。因此，新文化和学衡派的主张，都来源于国族历史需要，因中国文学在外来价值观宰制世界的地位问题而焦虑，但他们以“被译介的现代性”来进行自我界定，都模糊了现代知识合法性的途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