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 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

本辑唯一值得一读的，是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的专访：《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

这篇专访非常深刻，在深入之前，可以用黄盈盈教授的一些女性主义呼吁预热：

1. 了解性别平等的意义：性别平等是创造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它不仅仅是女性争取平等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2. 支持女性的参与和发展：支持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和发展，推崇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且没有性别歧视。

3. 促进家庭婚姻关系的平等：推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上的平等，鼓励家庭内部成员自由选择角色、分配责任，不要让性别决定角色和地位。

4. 尊重性别之外的多重身份：认识到女性经验的多样性、背景的多样性、人格特征的多样性等，同时关注别的因素也可能对性别有影响，比如种族、民族、阶级、地区等。

5. 参与和支持女性主义：在各种形式上支持女性运动和女权组织，如参加相关的活动、签署请愿书、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和分享有关性别平等的信息、支持女性创新/创业等，营造公平、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

虽然鼓励大家有开放的探讨，然而黄盈盈教授在采访中也提到，中国当前的女性主义的对话水平很低。

> 我们对于以往的这些经验却太不重视，当下的很多讨论在我看来甚至远不如当年深刻与丰富。所以，我的目的是回到中国大陆的当下，推进更为复杂、本土与接地气的“性思考”。这也是我现在的研究关切：怎么从美国回到中国，怎么扎根于我们的历史与生活，发展中国社会的性论述。

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探讨，都比中国当前的对话深刻不少。

> 其实在历史上，关于性有过一场大规模、高嚏量的论战，即“巴纳德会议”引发的性战。 “巴纳德会议”是指1982年春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召开的“第九届学者与女权主义者年度会议”。这个会议之所以有名，除了因为反色情组织成员在现场进行了严重抗议，甚至向校方及资助方举报施压，也也逸区因为它作为导火线引发了多年来围绕着“危险与快乐”的性论战。从众多媒体报道、学术文章与专著，以及卷入其中的（亮瞎眼的）女权主义者名单中，我们就可以窥探它的所涉之深广。

但是不管怎样，有开明的对话空间，就比一切都重要。

> 谈性的快乐、正面地谈论性，它整体上跟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怎样的性文化有关。不谈，不等于这些现象与欲望不存在，只是做了不说，很多时候反而造成压抑；那怎么可能对性有美好的想象和尝试，怎么去营造一个健康、正面的性文化呢？

> 在我看来，不正面地谈性，其实会加剧性暴力等负面情况。这两个东西不是按照什么先后顺序来的现在很多人对待性暴力的态度，在实际效果上不一定可以起到减少它的作用；而正面去谈、去对待性这个问题，在效果上应该是可以减少性暴力的。谈都不敢谈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去蓄力？包括对待自己，也包括对待他人。

> 对于抑制性暴力，谈性快乐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其实这是一种创造积极的性与谈性的文化氛围的方式，如果一谈性暴力就一定谈法律、谈国家制度的介入，不谈文化建设层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偷懒思维，因为文化的变化历时太久远，变化来得特别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