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缩之间——读《域外中国学十论》
展缩之间——读《域外中国学十论》 （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第一遍读完此书之后，搁置了一个月，重新翻过第二遍。
裒辑成册的书，是一些欧美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相关学术著作的书评抑或其他。下意识地留意了一下每一篇的发表时间，和原著时间（不少著作仿佛读得甚早迟迟未见翻译，也有不少欧美著作，还是作者在日本访学时先读的日译本方才留意入眼似的），总有些隔阂，或长或短的，当然也有即时的交流与反馈。但不管怎样，域外中国学（海外汉学）这个领域之前，离我稍远，只是管中窥豹，从中汲取着点滴视野的扩大。
关于域外中国学，一个庞大的命题，其实到未花了多少功夫去正名，大概也只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中关涉了（日本）汉学与中国学的存在与焦迫的问题，而更多的内容只是在葛兆光老师自己都关心的范围内：思想史（包括文化史）和其中宗教史的表现及方法。这样相关的著作的阅读札记，半是述人、半是立己地捧出了这样的著作，当然仿佛若“立此存照”。依然是自己的视域，在透镜的重叠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些基本的学术兴趣、方法，在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不再正名了，姑且作为“他者”的旁观而已）里本来便有了各自的特色与传统。比如欧美的中国学或者说东方学家往往有着很好的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北京，在底层民俗上颇有些模式、方法的启迪。当然，丰富的想象力的构建，也带来弊病的暴露：想象与构建，在这方面文献足征的常识的对比下，有些时候会质疑起了自己的“常识”——难道自己身在此山中而未曾洞见这些描述，抑或那些学者太隔帘望月而构建了这些叙述？当然，对自己，常识的打破没有什么坏处的，换一个角度去审时度势一番而已。当然，日本学者的整个方向就细致而谨慎得多，文献上的细读让我记忆深刻——至少，在有些方面，这样的学术话语并不相同，细致得真让人啧啧。此外，他们隔着大洋稍稍客观没有染上中国意识形态标准的“曲折”，在宗教、文化研究上又多少也不断翻译着欧美的著作汲取着新的方法。不过，在葛兆光老师的笔下，更带着他的角度去接触文献，视觉焦点貌似有着稍稍的偏移。比如在《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进路里》（该文作于1998年）葛兆光老师言及在日本与吉川忠夫教授讨论里问出的“是否过分重视经典文献和上层精英”，这个问题本身是葛兆光老师在那个时期研究的方法的一个转向——从文献走出，将研究的焦点和视野移向了一般化的生活，然而以己度人，有时也却哑然。
两次阅读之间，览过一遍《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葛兆光，2003年8月，三联）。《域外中国学十论》中相当的部分关涉了宗教史的内容，有些在《屈服史及其他》外编中的篇目也果然与之重出，不过，还是觉得有相当多的篇目，如果一并塞入《屈服史及其他》中的话——只要不嫌弃喧宾夺主外编太多的话——也算是翔实的读书札记和文献综述了，尤其是那篇《日本的中国道教史研究印象记》，很多很小的一笔带过的综述，其实还是要相当的笔力的，期间总记得了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的总结和概括，而在这种综述里最后自身敏锐而直指的方向，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屈服史及其他》中的汲汲的目标——但同样的，一些创见有时回头来条分缕析原来仿佛还是颇有些域外汉学处得来的启迪，文化史、思想史的领域渐渐延伸，不少方法、启迪得观来自于外，取长补短，本身也是一种思考了；但青出于蓝与否，仍待存疑。
一个人的书读多了就怕腻味。仿佛如同自己生怕一落了言筌，给看穿了没本事跳不出似的。关于宗教史、思想史的方法，大概是最近览其书太多，颇为复沓了，这本裒辑的读书札记集里，自身的透镜，有时貌似也稍稍着了色，噫嘻。
对于我自己而言呢，域外中国学，不过是又一次材料、视野的扩大，打开了另一扇大门。知道在什么地方，许或还能步出自身的畛域，也不必五十步笑百步地留在原地。游移不定如我，在大学的光阴里发现“新”。想起去年，莫名其妙地在读书中偶然知道简帛等等——其实原初的兴趣不过是认字，就像在《说文》里顺便翻起了吉金进而进入了青铜器，伴随着读礼、读左传、读诗经地进入了器型学等等的青铜器的世界，再往后模模糊糊地还去认了几片甲骨，不过这其中的想象力自己实在是自愧不如，只有将熟悉的几个干支几句文例记着了，余下的每每请教橙子；不过至今引以为憾的还是音韵——三代以前，不通音韵，至今仍未憾事，楚系文字的音通之例，等等均付阙如；目录是门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敦煌的卷子之类，一段时间的课程伴随着巨大的文献资源，至今都觉得，整理与辨识，还有无限空间。再往外，文化的泛泛也让我带来诸多的视野的问题。放眼向外看到了“中国学”，以“the other”的形式存在。不过，掘井开源，还当浚流善用，不是一篮子打满，拣择之功，等等。兴趣是兴趣，放得太大也终究得收回来，处处好玩，总担心着收不回来自己把自己给淹没了。何况东西是别人的，读过的也是second-handed的，既知过滤过，自己也当小心。呜呼。深诫之。
第一遍读完此书之后，搁置了一个月，重新翻过第二遍。
裒辑成册的书，是一些欧美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相关学术著作的书评抑或其他。下意识地留意了一下每一篇的发表时间，和原著时间（不少著作仿佛读得甚早迟迟未见翻译，也有不少欧美著作，还是作者在日本访学时先读的日译本方才留意入眼似的），总有些隔阂，或长或短的，当然也有即时的交流与反馈。但不管怎样，域外中国学（海外汉学）这个领域之前，离我稍远，只是管中窥豹，从中汲取着点滴视野的扩大。
关于域外中国学，一个庞大的命题，其实到未花了多少功夫去正名，大概也只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中关涉了（日本）汉学与中国学的存在与焦迫的问题，而更多的内容只是在葛兆光老师自己都关心的范围内：思想史（包括文化史）和其中宗教史的表现及方法。这样相关的著作的阅读札记，半是述人、半是立己地捧出了这样的著作，当然仿佛若“立此存照”。依然是自己的视域，在透镜的重叠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些基本的学术兴趣、方法，在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不再正名了，姑且作为“他者”的旁观而已）里本来便有了各自的特色与传统。比如欧美的中国学或者说东方学家往往有着很好的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北京，在底层民俗上颇有些模式、方法的启迪。当然，丰富的想象力的构建，也带来弊病的暴露：想象与构建，在这方面文献足征的常识的对比下，有些时候会质疑起了自己的“常识”——难道自己身在此山中而未曾洞见这些描述，抑或那些学者太隔帘望月而构建了这些叙述？当然，对自己，常识的打破没有什么坏处的，换一个角度去审时度势一番而已。当然，日本学者的整个方向就细致而谨慎得多，文献上的细读让我记忆深刻——至少，在有些方面，这样的学术话语并不相同，细致得真让人啧啧。此外，他们隔着大洋稍稍客观没有染上中国意识形态标准的“曲折”，在宗教、文化研究上又多少也不断翻译着欧美的著作汲取着新的方法。不过，在葛兆光老师的笔下，更带着他的角度去接触文献，视觉焦点貌似有着稍稍的偏移。比如在《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进路里》（该文作于1998年）葛兆光老师言及在日本与吉川忠夫教授讨论里问出的“是否过分重视经典文献和上层精英”，这个问题本身是葛兆光老师在那个时期研究的方法的一个转向——从文献走出，将研究的焦点和视野移向了一般化的生活，然而以己度人，有时也却哑然。
两次阅读之间，览过一遍《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葛兆光，2003年8月，三联）。《域外中国学十论》中相当的部分关涉了宗教史的内容，有些在《屈服史及其他》外编中的篇目也果然与之重出，不过，还是觉得有相当多的篇目，如果一并塞入《屈服史及其他》中的话——只要不嫌弃喧宾夺主外编太多的话——也算是翔实的读书札记和文献综述了，尤其是那篇《日本的中国道教史研究印象记》，很多很小的一笔带过的综述，其实还是要相当的笔力的，期间总记得了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的总结和概括，而在这种综述里最后自身敏锐而直指的方向，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屈服史及其他》中的汲汲的目标——但同样的，一些创见有时回头来条分缕析原来仿佛还是颇有些域外汉学处得来的启迪，文化史、思想史的领域渐渐延伸，不少方法、启迪得观来自于外，取长补短，本身也是一种思考了；但青出于蓝与否，仍待存疑。
一个人的书读多了就怕腻味。仿佛如同自己生怕一落了言筌，给看穿了没本事跳不出似的。关于宗教史、思想史的方法，大概是最近览其书太多，颇为复沓了，这本裒辑的读书札记集里，自身的透镜，有时貌似也稍稍着了色，噫嘻。
对于我自己而言呢，域外中国学，不过是又一次材料、视野的扩大，打开了另一扇大门。知道在什么地方，许或还能步出自身的畛域，也不必五十步笑百步地留在原地。游移不定如我，在大学的光阴里发现“新”。想起去年，莫名其妙地在读书中偶然知道简帛等等——其实原初的兴趣不过是认字，就像在《说文》里顺便翻起了吉金进而进入了青铜器，伴随着读礼、读左传、读诗经地进入了器型学等等的青铜器的世界，再往后模模糊糊地还去认了几片甲骨，不过这其中的想象力自己实在是自愧不如，只有将熟悉的几个干支几句文例记着了，余下的每每请教橙子；不过至今引以为憾的还是音韵——三代以前，不通音韵，至今仍未憾事，楚系文字的音通之例，等等均付阙如；目录是门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敦煌的卷子之类，一段时间的课程伴随着巨大的文献资源，至今都觉得，整理与辨识，还有无限空间。再往外，文化的泛泛也让我带来诸多的视野的问题。放眼向外看到了“中国学”，以“the other”的形式存在。不过，掘井开源，还当浚流善用，不是一篮子打满，拣择之功，等等。兴趣是兴趣，放得太大也终究得收回来，处处好玩，总担心着收不回来自己把自己给淹没了。何况东西是别人的，读过的也是second-handed的，既知过滤过，自己也当小心。呜呼。深诫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