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的《伊索寓言500年插画与故事》

多时不来豆瓣活动了，今日看到这本《伊索寓言500年插画与故事》竟然得到豆瓣书友如此高度的评价，觉得似乎有必要将我去年贴在孔网动态里的一个帖子转过来，也趁机请更多书友指正一下。

我对伊索寓言的插图向来兴趣浓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已陆陆续续收集了百来种较有代表性的中英文版《伊索寓言》插图本。因此，前几天偶然得知，2022年1月后浪公司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伊索寓言500年插画与故事》，马上就去买回了一册。

很早的时候，我就从黄杲炘二十年前在湖北教育社出的一个译本中获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版画部助理部长约翰·J. 麦肯德里（JOHN J. McKENDRY），在1964年时，根据该馆珍藏的一些老版书，精心编写过一本Aesop: Five Centuries of Illustrated Fables（《伊索：五个世纪的插图寓言》）。前几年，我终于在孔网买到了这本书，非常喜欢，不时赏读，还多次向出版界的朋友推荐，希望能在国内翻译出版。那天见到后浪编的这本书的书名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本大都会版终于出中译本了！

收到书后，经过翻阅和比对，我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大都会版只收入了40则寓言，每则配一张黑白插图；而后浪编的这本则收入了100则寓言，每则配上了三到四张插图，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因此容量更大。该书编者在《编后记》中写道：“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约翰· J. 麦肯齐先生编过一本《伊索寓言插图 500年》，追溯了伊索寓言插图从十五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的演变过程，这是迄今为止对伊索寓言插图历史研究的扛鼎之作。遗憾的是该书只收录了50幅插图及其相关的寓言，许多精品未能纳入其中，未免使人感到赏析时不够尽兴。为此，我们编了这本中国版的《伊索寓言：500年插画与故事》，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伊索寓言集》中挑选了318幅插图，配有100篇寓言，旨在使读者欣赏到更多插图画家不同表现手法的佳作，同时也更好地理解伊索寓言。”如此创意和初衷应该说是挺好的，可惜基于下述理由，我还是只能将这本书判定为失望之作。

其实，从编后记这段短短的文字中，编者的粗制滥造已可见一斑。首先，大都会版那本书的编者叫麦肯德里（McKendry），不姓麦肯齐（MacKenzie），其次，那本书只收入了40则寓言，而不是50篇。要编入更多寓言（及其插图），并非什么难事，但编者是完全取材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本馆的藏品，而且觉得据此已可较好地呈现出《伊索寓言》500年插图史之脉络，详见本文末的附录。再就是，全书明明汇集了53位画家创作的三百多幅插图，勒口上的绘者简介为何仅列一位蓝道夫·凯迪克？其实书中收入凯迪克的插图并不多，而他的伊索寓言插图也并不太出彩。照我的想法，编者费些精力，将各位画家的简况及插图特色予以概要介绍，汇集在书后，本身就算得上是嘉惠读者和研究者的善事一桩。

我对后浪编的这本书，意见最大的一点是：明明已将大都会版的内容几乎全书收入，为何不在编后记中加以说明（书中提到大都会版的唯一一处就是我上面引的那段），为何不直接取得对方的简体中文翻译版权授权？我昨天拿到书后，与大都会版仔细比对了一下，发现100则寓言中有37则直接取自大都会版。因为《伊索寓言》英文版本极多，不同版本之间文本差异往往也不小，37则寓言所用版本完全相同，连年份都一样，若说后浪编者不是直接“拿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何况对应的插图（包括一些相当罕见的古本上的插图）基本上也都被选入。

其他令我不太满意之处，主要是司空见惯的插图印刷质量问题和翻译质量问题。我还没来得及查遍全书，这里只就已发现的挑出几处来说说。下面这幅著名的伊索肖像，将伊索刻画成听得懂鸟兽语言、善于以鸟兽设喻的驼背侏儒，它创作于1476年，首次出现在《伊索寓言》最早的德文版——斯坦豪（Heinrich Steinhowel）版上。后浪版说它是巴塞尔1501年创作的木刻版画，不知何所据。而且，原来的黑白插图（右边是大都会版上的），被潦草地敷上了色彩，致使图上端中部伊索的拉丁名ESOPVS也看不清了，确实未见高明。下面第二图是沃尔特·克兰为《孔雀的抱怨》这则寓言所绘的彩色插图，左边为崔莹《英国插画师》中的插图，右下为后浪版的插图。下面第三图左边为大都市版的插图，右边是后浪版的。希望通过拍照后，插图质量的差别还能较好的显示出来。

至于翻译问题，上面已提到那段编后记中存在，这里只再选一则《天文学家》，因为我手头刚好有1848年的托马斯·詹姆斯版。可知，后浪版的译者“庆云”将文中的“holloa”译作“直喊倒霉”，而实际上它只是大声呼叫的意思；又将“My good man”译作“善良的朋友”，而实际上它是一句很广泛的用语,一般在交谈中为了让对方同意自己常用这句话,有点请求的意思。从文章中可以感觉出讽刺的语气，黄杲炘的译文中将它译作“老家伙”，我觉得用那种带调侃语气的“老先生”不错。

我承认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书，能站在大都会本的肩膀上，将近年来《伊索寓言》插图的进展增补上去，能像吴伟的《鲁拜集插图精选》那样，对著名插画家按“传略”、“作品选介”和“札记”三部分深入撰写，而不只是拼凑内容。 如果有人认为我对后浪版太苛刻，希望会有爱书人认同我的辩解：没有要求严格的读者，就难产生高水平的读物。

附录本人试译：《伊索：五个世纪的插图寓言》序言

《伊索寓言》是唯一被如此频繁、如此风格多样而又如此持续不断地配上插图的文本，以至于仅通过这些寓言就可展示出插图本的印刷史。带插图的《圣经》在发行数量上超过了《伊索寓言》，但是经文的神圣性要求插图人采用更具神职色彩、不那么多变的表现手法。奥维德的《变形记》也出过大量的插图版，但是这位古典作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遭到了人们的忽视。而《伊索寓言》兼具表现手法的自由性和长盛不衰的吸引力，这使得它成了15世纪至今，不断受到图书插画家青睐的对象。

伊索寓言并没有严格地限定于一时一地，这也是它们不断受到插画师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每一位对它们进行描绘的画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它们设定在他本人最拿手的时代，不然就是在创作时根本不管具体的故事发生地（实际情况往往如此）。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不确定哪些文本是伊索创作的。现存下来的文本没有一篇可以自我标榜为伊索亲笔，甚至都不能说是从已失传的祖本中抄录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版本——费德鲁斯（Phaedrus）在公元一世纪时用拉丁韵文撰写的版本，跟随后的一些本子一样，都不是对这些故事进行的翻译，而是重述。

伊索的名字在公元前五世纪，和伊索寓言联系在了一起。传统上，他被认为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弗里几亚奴隶。他是一位驼背，生来就是哑巴，但因为对女神伊希斯（Isis）虔诚敬拜而被赐予说话能力。他很会讲寓言故事的才华，让他有能力愚弄主人，并为他赢得了自由之身，进而成了国王的顾问。但是他走运的时间并不长：他受到了莫须有的指控，被特尔斐（Delphi）的公民宣判犯有盗窃罪，并遭到从山顶上扔下的处决。他的生平无疑是出于不足为凭的传闻；其中的要点是，伊索以擅讲故事而出名。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提到，雅典哲学家德墨特里俄斯（Demetrius of Phalereus，即台美忒利阿斯）在公元前四世纪时，用希腊语写成了一本散文体《伊索寓言集》，而后来幸存下来的希腊语稿本可能都要追溯到这个已知最早的源头。有些寓言在伊索之前的时代已经存在：早在海希奥德（Hesiod，公元前八世纪之希腊诗人）时代，古希腊文学中已出现了一些寓言，比现在公认的伊索出生时间还早两个世纪。行为举止像人一样的动物，已出现在早于古希腊文明的艺术作品中，有些伊索寓言中带有古印度和小亚细亚的遗存，但是这些源头都得不到有力的证据，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难以追踪。尽管伊索也和其他重述这些寓言故事的人一样，总的来说不是原创者，但很可能也创作了其中的一部分。

在本版《伊索寓言》中，每一幅插图都跟多少算与之同时代的译文进行了匹配。对有些故事而言，文本和插图同出一源。英文的第一个《伊索寓言》印本是1484年的卡克斯顿印本；卡克斯顿本人根据一个早先的法文版进行了翻译，它似乎成了一个标准的译本，事实上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也是唯一的英文版。1585年，教育家、拼写改革拥戴者布洛卡（Bullokar），对《伊索寓言》重新进行了翻译，其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他那套特别的拼写方式（跟所有早期译本一样，这个版本也成了标准）。17世纪时，奥格比（Ogilby）和莱斯特兰奇（L'Estrange）分别译出了很有创意的版本。克罗克索尔（Croxall）在1722年翻译的版本，在他所处的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标准的英文版本；后来取代了它的比威客（Bewick）版本，对寓言的道德寓意进行了更多的强调。在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如果不算特别优秀的）英文译本。但是没有哪位英文译者可与拉封登（La Fontaine）相媲美，后者带有新创作的重述让伊索寓言在法国取得了独特的地位，成了具有重大文学意义的丰碑，也成了法语中唯一可能存在的伊索寓言重述。

无论在哪个世纪，都没有出现一个插图本《伊索寓言》可以成为标杆，让所有其他版本必须与之进行比较。没有哪本带插图的《伊索寓言》，可与丢勒插图的《启示录》（Apocalypse）相媲美，因为它让所有后来者几乎无法再为这个主题绘制插图。也没有哪种《伊索寓言》插图，得到过与下列作品类似的待遇：莫奈为爱伦坡的《乌鸦》创作的石版画，德拉克洛瓦为歌德的《浮士德》创作的石版画，莫雷奥（Moreau le Jeune）为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创作的铜版画，丁尼尔为《爱丽丝漫游奇境》创作的木刻画——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作家与画家建立了只能出现一次的密切和谐关系。伊索也不像荷马、莎士比亚和但丁这些作家那样，文字具有超强的感染力，以致无法将其呈现为具有同等震撼力的视觉作品，使得插图只能成为文本的一道苍白的影痕。

尽管很早就出现了为《伊索寓言》绘制的插图，但印刷机的发明才让插图大行其道，并使它们成了我们图画史的一个主要部分。在15世纪末之前，出现了二十多种不同的插图版《伊索寓言》。最早的版本出自蒙多维（Mondovi）、乌尔姆（Ulm）和维罗纳（Verona），都是在1476至1479年之间出版的，均在15世纪印制最精良的图书之列。

在这些版本中，动物都画得很简略，背景也很少，也许会画上一棵树，如果场景是城市的话，可能会添上一组建筑物。插图者的创作兴趣，大都集中在寓言故事的中心事件上。蒙多维版的《伊索寓言》带有吸引人的拙朴金属雕版画，其创作日期也许可以追溯到1476年，通常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不幸的是，它没有在我们的藏品中（美国的其他博物馆也没有入藏），因而无法收入本书。乌尔姆的木刻，在德国图书插图中，是最早表现出创作者独特个性的。奥格斯堡在几年后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使之成为了15世纪最受欢迎、印制册数最多的版本。维罗纳版《伊索寓言》则完全不同：雕刻更粗犷，貌似是雕工用刻刀设计出来的。15世纪的另一个主要版本是那不勒斯1485年版。它的插图环绕着装饰性花边，特别生动活泼，在捕捉充满戏剧性场景方面手段高超。

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里，人们采用了更加多样的方法。新出现的蚀刻技术，让线条绘制更加随心所欲；明暗对照和细节呈现也变得更加便利。人们也有更大的兴趣将动物当成动物来处理，《伊索寓言》的插图，尤其是吉勒特斯（Geeraerts）的插图，显示出画家对各种动物进行了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风景和背景也变得更加精细了。

17世纪时，有两种英文版《伊索寓言》插图本显得不同凡响。最早发表于1666年的巴洛（Barlow）插图，蚀刻手法自由奔放，甚至有几分漫不经心，却带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淳朴自然之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霍拉（Hollar）的铜版画，此人是17世纪中叶旅居英国的画家，他最出色的作品大都也是在那完成的。他为1665年版和1668年版《伊索寓言》绘制的铜版画，风格极其优雅，既体现了他对大自然所作的细致观察，又多以他本人访问过的地方作为背景。尽管他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原创的，但也有一些（包括那幅《狮子与老鼠》）几乎是原样照抄吉勒特斯的。与之完全不同的是1677年的法文版，它记录了凡尔赛宫的迷宫，其迷阵中散布着的那些以伊索寓言为主题的喷泉，喻示着它们可以在人生征程中充任向导的角色。不幸的是，在园艺风尚发生改变时，这些喷泉都遭到了拆毁，只残余了几件雕像，因而这本《迷宫》（Labyrinte）成了关于那些令人着迷、极其珍稀的《伊索寓言》三维呈现的唯一记录。

18世纪的出色版本是豪华版《拉封登寓言》, 配有根据奥德瑞（Oudry）画作制成的大幅铜版画。奥德瑞的画作，由科钦（Cochin）和其他优秀雕版师雕版，描绘了摄政王朝生活场景下的寓言故事，其富丽堂皇在某些情况下几乎盖过了故事情节本身。与这本雅致的书相比，将画面转录到版片上的设计方法，就显得有些粗糙了。将蚀刻或雕刻的画面转录到陶瓷上的技术，作为手工绘制的廉价替代，在18世纪中叶之后不久就被开发出来了。因为无法将金属上的画作直接转录到陶瓷片上，因此需要先将它印在一块软布上，然后再转到版片上。这样复制出来的画面是反的，因为后面还要用它印在纸上，使之发生第二次翻转，以便最终获得正确的画面。

随着一个个世纪的流逝，艺术家的创作兴趣变得更加多样，正如插图技术也在逐渐丰富。在15世纪时，唯一可能的复制手段是简单的木刻或金属雕刻；而到了19世纪，蚀刻术、雕版术、木刻雕版、平版印刷术和照相凹版术等技术已是一应俱全。特别是木刻雕版的发明，使得《伊索寓言》的版本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增加。比威克让这种技术大行其道，它包括使用与金属雕刻和木刻印刷类似的工具，对一片硬木块的端头进行雕刻，同时用它作为印刷模子。他在18世纪末制作第一版《伊索寓言》时，就采用了这种技术。这个版本以及1818年和1823年出的修订版，都不是他的最上乘之作——考虑到他在动物插图方面的天才，它们总体而言都只能算是令人吃惊的延伸产品。他大体上是根据克罗克索尔1722年的金属雕刻作品绘制的；而克罗克索尔的作品主要依据的，又是1688年出的第一版《拉封登寓言》中肖沃（Chauveau）创作的插图；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则参考了巴洛甚至是吉勒特斯早先的插图。但是，在这个世纪中叶之前，已经有多个使用木刻雕版的其他版本。格兰德维尔（Grandvile）在1838年和1839年创作的插图尤其成功。他在描绘假扮成动物的人方面经验丰富，因为他的许多漫画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于是他很轻松就能转过去绘制行为举止像人一样的动物。在多雷1868年的版本中，动物们都生活中昏暗阴森的世界里，跟他画在《神曲•地狱篇》中的世界很像，不过其中许多小插图的绘画风格比较轻松幽默，对此他同样很在行。

就在木板雕刻在精细化方面登峰造极之时，新出现的光刻技术又大大地简化了图画的复制过程。克兰（Crane）是最早采用这种新技术创作伊索寓言插图的先驱之一。他们多少带有新艺术主义的勃勃生机，特别适合于《鸟类、兽类与蝙蝠》那种密集构图。拉克汉姆（Rackham）和考尔德（Calder）二者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对他们大不相同却同样令人赏心悦目的画作进行了复制。

用两位当代画家的作品——他们回过头来采用了与最早为《伊索寓言》插图的那些人类似的技术——来结束这本选集，是合适的。弗拉斯科尼（Frasconi）的木刻和罗氏（Low）的麻胶版画，在表现形式上简洁而充满活力，与15世纪时的《伊索寓言》插图类似，但绝不会被误认为是那时的作品，正如乌尔姆和1470年代其他版本中的插图不会被误认为是20世纪的作品。

比威克觉得，克罗克索尔版的《伊索寓言》引导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走上了充满智慧与公正的道路。我们这个版本的目标没有那么远大，只想让读者认识到：人们曾为《伊索寓言》配过数量巨大、风格繁多的插图。要是本书可能还起到了什么别的作用，那都要归功于伊索了。

约翰•J. 麦肯德里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版画部助理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