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它相比，文艺复兴只能算人类历史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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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事件，也是西方文明得以在现代世界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这个时期确立了现代科学的很多技术、重要信条和世界观。
科学革命与文艺复兴
剑桥大学著名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写完现代科学的起源史以后激动地说，科学革命标志着“现代世界以及现代精神的真正起源”。他还说，科学革命的历史重要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盖过“基督教诞生以来的一切”，压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能算作插曲”。
鉴于科学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压倒性的重要地位，也就不难明白他想说的意思（尽管在巴特菲尔德以后数十年间，科学不再是如此不言而喻的“好东西”，我们也不再像他这般地对科学富有热情）。但也不难看到，他在接着说科学革命让“我们通常对欧洲历史所做的断代划分……显得是一种时代误置和妨碍”时，未免说得有些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巴特菲尔德显然有本末倒置的危险。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要想找寻科学革命的起因，必须到欧洲历史出现翻天覆地大变化的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广泛变化当中去找。解释科学革命，必须关联文艺复兴来谈。科学革命像宗教改革一样，可被看作，也应被看作文艺复兴诸多结果之一。因此，巴特菲尔德确实错了，竟然为了突出科学革命的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就认为我们关于历史的断代划分需要重新调整。
文艺复兴连同其主要的衍生物，即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或是这样的一系列事件：其产生的原因如此之多，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准确解释。依据研究文艺复兴的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一份全面的解释会包括以下内容：
01 罗马天主教会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越来越不能够给精神生活组织和物质生活组织提供必要的稳定性；
02 城邦、地区性公国和民族性公国的随之兴起；
03 地方封建司法权的崩溃。
经济方面的变化带动城市生活的兴起，带动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商业的发展，出现银行体系的雏形。文艺复兴也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期，当时发现并且开发了新大陆以及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这除了对持续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权力斗争产生影响以外，还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意识——意识到别的地方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相应的物质生活环境也可以像基督教文化一样是文明的。然而，地理大发现的那些航行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罗盘的发明。罗盘是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的三大发明之一，另两个发明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
这些变化都是很具体的，其影响也很明显。常有人说（尽管现在看起来有值得商榷之处），正是基于这些变化才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确实，在绘画方面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写实的肖像画，有自画像，也有画别人的画像。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些关于耶稣降生的名画里，牧羊人的形象很明显是取自当时实际的人，与中世纪绘画对牧羊人及其他人物所做的刻板描画有很大区别。
在知识分子中间，社会认同还激发了越来越强烈的对于历史的兴趣，尤其是要把自己定位为古罗马（甚至古希腊）荣光在智识方面的继承人。最先从意大利城邦开始，一群知识分子投身于他们所谓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即关于人文学科（humanity）的研究当中，专注于人已取得的成就以及人所具备的潜能。
他们的兴趣点是复苏古人的智慧；他们认为古人的智慧没有被超越，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可能被超越。有些人有计划地浏览欧洲各修道院藏书，找到很多古代文本，修道院里的僧侣只是珍藏着，并没有读。借助印刷机，这些新发现的手抄本在欧洲范围内得到保存并传播开来（实际上，我们如今所知悉的全部古代著作都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们找出来的）。
人文主义学术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人文主义者关注“人的尊严”，强调“主动的生活”（vita activa）的重要性，活着是“为了公共的善”（pro bono publico）。他们觉得这种生活要好于“静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传统经院教育讴歌的却是后者。他们原本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他们觉得文学作品有益于提高修辞技巧以及公民生活需要的其他技能。但很快，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哲学甚至古代数学著作上。
要理解人文主义学术的冲击，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结合当时全欧洲范围内大学艺学系（arts faculties）讲授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来看它的影响。人文主义者发现了诸如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活跃于公元2世纪）的《名哲言行录》（The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的《论神性》（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之类的作品，于是亚里士多德诚然是中世纪哲学方面的至高权威，却并非唯一的哲学家，甚至并非古人最推崇的哲学家。
此外，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也被发现，如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新柏拉图主义者（Neoplatonists）、斯多葛派（Stoics）和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等，无处不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有了丰富的替代选项。
在新复苏的古代哲学里，柏拉图创办于雅典的备受推崇的“学园”（Academy）后来发展出的怀疑论也位列其中。兼容并蓄各种古代哲学中最好的内容，这种做法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有了收获，在自然哲学领域则不太成功。因此，一个选项就是放弃亚里士多德，追随柏拉图，或者追随别的古代哲人，但没有哪一位古代思想家得到普遍认可。
在有关数学和法术的古代作品被发现以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亚里士多德贬抑数学的地位，但柏拉图明确说数学是获得特定知识的极好手段。很快，数学得到更严肃的重视。同样，古代法术作品的发现，如扬布利柯（Iamblichus，250—330）、波菲利（Porphyry，234—305）以及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归给据说与摩西同时代的古代哲人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作品，表明当时的重要知识分子认为法术也是一种至为古老的智慧形式。于是，法术被认为是一个备受尊崇的研究领域，尽管教会一直都在拒绝这一点[教会之所以始终拒绝法术，是因为法术总关联着妖术（sorcery），或者与召唤恶魔有关]。
如此多的古代思想选项，汇合成一盘很有威力的智识大餐。其中一个结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在智识方面的权威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不仅有新的自然哲学形式，还有关于怎样最好地发现并明确地建立知识的新构想。权威越来越被看作有误导性，或者是不可靠的。那些作为选项的哲学体系的繁荣发展，包括怀疑论，也包括那些非哲学的路径（如法术和数学），大有压倒对知识的追求之势。由此出现一个深远变化，即越来越多地强调个人对真理的发现应出自个人的经验和努力。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 阅读培文（ pkupenw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