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在珣 | 一笔一世界——读《古笔》札记

简洁拙朴的封面、古朴简约的装帧，传统味道，传统气派，传统风格，王学雷先生的新著《古笔》“真好”。

《古笔》内容丰富，文献、文物、图像相结合，图文并茂，信而有征。王学雷先生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善于提出经过独立思考之后的见解。为了呈现“早期毛笔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作者在《汉唐古笔考》部分娴熟地从文献与文物两条途径，考察汉唐时期毛笔的演变，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颇见功力的梳理、校勘、考订，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产地、工艺、性能、功能与文化等的探讨不时有精彩呈现，对彤管、笔答、茹笔、削管等名物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介绍、论述时条分缕析，如对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整体到笔的各部分都作了专题性的绍介。

在中卷《古笔图说》部分，作者在近200幅珍贵图片的下面都标示准确数据，进行客观描述。读者根据这些从战国到唐代的古笔图像资料，包括传世的和出土的，可以“直观地看到古笔的演变规律及制作细节”，丰富对古笔的认识。

下卷《汉唐古笔文献辑释》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校勘和注释，对文献解读的岐异之处提出自家观点，通过校释古文献使读者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古笔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大部分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毛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符号。在毛笔日渐淡出许多人视野的时候，王学雷带着我们品鉴不同时空中的毛笔这一重要遗产。

《古笔》没有止步于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考证与解读，还探讨了早期书法、绘画发展及文化传播背后工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毛笔的制作、传播、使用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内容，阐述了毛笔及其毛笔文化的真善美。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历史事实隐藏着陷阱，有些虚构里包裹着真实。这就要求人们小心求证，去发现被累积的假象所掩盖的事实。王学雷在爬梳辑佚资料的过程中，哪怕只言片字，吉光片羽，他都会顺藤摸瓜，去发掘与勾连相关文物史料，以发现真相。比如他从尘封的文献中发现事实，还原“汉居延笔”是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这一真相。作者还“了解之同情”傅振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删削马衡原文”的难言之隐。这体现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毛笔的书写功能，使毛笔成为几千年中华文明持续传承的参与者、呈现者和塑造者，可以说，一笔一世界。王学雷写道：“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术制作体系”，而“毛笔的粗细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书法创作形式和风格的变化，促进了书法艺术性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国水墨画以笔法为技法要素，都与以毛笔为中国书画的工具有密切的关系”。王学雷引领我们品味毛笔的内在诗意，呈现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

王学雷“有感于古今论笔者多着眼于笔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笔之用于抄写之本质越来越受忽视”这一难以阻挡的趋势，将毛笔分为“写书笔”和“书法笔”，认为“写书笔”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厥功至伟，而书法笔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书画艺术。王学雷先生还提出“写书者与书法家之不同，由各自所用之笔即可体现；中国文字之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区别，亦因笔之形制不同而得到体现”，显示了他对古笔以及笔文化的深刻理解。

我觉得，可以沿着《古笔》和前人的踪影足迹继续前行，逐渐向历史、哲学、文学、书法、美学、绘画、壁画、雕刻、宗教、政治等领域拓展，譬如说，有些“书法笔”既是笔，又不止于笔，有遗貌取神，意在笔外的一面，我们就要用心感受附着其上的生命能量和境界。

可以说，毛笔文化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值得也需要传承、弘扬。对包括毛笔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弘扬，是赓续不断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古笔》也就成为人们研究、弘扬笔文化的又一新起点。

可能与出身考古有关，王学雷治学态度很严谨。严谨是治学真诚、勇敢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见其严谨。一、内容的安排。《古笔》没有对毛笔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而重点放在汉唐。作者谦虚地说“学力和精力所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其它时期出土的毛笔实物相对较少。二、大量的征引文献。光是征引文献目录，密密麻麻就有十二页，可见用功之勤，考订之精。三、结论建立在可信证据和严密逻辑的基础之上。他非常强调目录、版本、校雠的重要性，这是逻辑严密的一种体现。王学雷引用了蒙恬之前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相互佐证的方法揭示了流传甚广的蒙恬造笔只是一个传说。类似的例子不少。

《古笔》新意频出，其因有二。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学雷先生不只是于故纸堆里爬梳、钩沉、辨析、剔抉、阐释史料，还非常注重吸纳有关毛笔的最新考古成果。书中新意大都来自这方面。其二是能够“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贺昌群语）。当然，这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古笔研究中的文献引用问题》一文所谈两本书所存在的引用问题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笔既是书写的工具，更是流淌的文化，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书写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辉煌。

王学雷说自己有“恋旧情结”，在这个人们与毛笔渐行渐远的时代，他“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而“有助于‘捡拾’或‘挽留’的最好方法，应该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曾明确表示，对古笔的专志研究，为古笔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毛笔“正名”，为毛笔立传。

这种自觉的担当源于他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深处，关涉他的认识与境界，追求与憧憬，希望与期待，反映了他的生命状态与人文立场；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品质，是他精神底蕴和生命厚度的标识。

本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1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