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陳鴻森：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
【作者简介】陳鴻森，一九五〇年生，臺灣高雄人，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八二年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暨高雄中山大學、臺灣“中央大學”、成功大學等校教授。二〇一八年自“中研院”退休，現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學史、清代學術史、古典文獻學等。著有《清代學術史叢考》《漢唐經學研究》《清代經學研究》《乾嘉名宿年譜彙編》，及《西莊遺文輯存》《潛研堂遺文輯存》《揅經室遺文輯存》《乾嘉群賢遺文輯存》。另著有現代詩集《陳鴻森詩存》等四種。
【延伸阅读】陳鴻森：劉氏《論語正義》成書考
段氏《說文注》於嘉慶十二年成稿，[2] 後來陸續增補修訂，這可從書中引證諸家之說看出。《段注》一篇上「三」字下引陳奐之說；[3] 另外，「蘄」、「告」、「嚏」、「笠」字下引汪龍之說。[4] 陳奐受業於段玉裁門下，在嘉慶十七年冬；[5] 段氏與汪龍訂交則在嘉慶十八年，[6] 這是《段注》引書年代的下限，可見此書嘉慶十二年告成後，仍持續進行增補。由於卷帙龐大，加上段氏不斷增改，全書三十卷直到嘉慶二十年五月始刻畢，[7] 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說文注》全書刻成僅三、四個月，所以段玉裁注《說文》可說是終生以之。段氏除《說文注》之外，另著《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詩經小學》三十卷、《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三十卷、《周禮漢讀考》六卷、《儀禮漢讀考》一卷、《六書音均表》五卷，並校勘群經《注疏》、《經典釋文》、《國語》、《漢書》、《荀子》、《列女傳》、《廣韵》、《集韵》等書，可以說這一切譔著，都是為了成就《說文注》的奠基工程。因此，《段注》能夠成為不朽名著，背後是一個學者孜孜矻矻，露纂雪鈔，窮其一生精力，盡瘁於此。段玉裁六十歲以後健康情況並不好，他給劉台拱的信裏，屢屢談到他病中著述情況，從這些信札所述，可以說，《說文注》最終得以告成，憑藉的是他過人的意志力和學術堅持。
歷來有關《段注》的研究論著，可說汗牛充棟。但有個面向是過去學者未曾觸及的，就是《段注》成書與當時江南學術圈的關係，有些是非公案，迄今並未釐清。我今天的報告，就是想從另一個側面來觀察《段注》成書的一些糾葛。
有關《說文注》成書經緯，段玉裁曾自述：
始為《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既乃櫽桰之成此注，發軔於乾隆丙申，落成於嘉慶丁卯。[8]
根據此文，他注《說文》之前，曾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說文解字讀》，然後在這基礎上，隱括成為今本《說文注》三十卷。這項工作發軔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於嘉慶十二年（1807），前後歷時三十二年。《段注》書後有一篇陳奐的〈跋〉，〈跋〉中也有相應的說法：
先生自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去官後注此書，先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抱經盧氏、雲椒沈氏曾為之序，既乃簡練成《注》。海內延頸望書之成，已三十年於茲矣。[9]
陳奐〈跋〉中談到，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從四川辭官回到江南，開始注《說文》，先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段、陳兩人之說，具體年代雖有出入，但並不矛盾。段氏發軔於四十一年之說，指他開始纂輯《說文解字讀》之年；陳奐的說法，指的是段氏乾隆四十五年辭去巫山知縣後，開始專力注釋《說文》。段玉裁（1735－1815）、陳奐（1786－1863）兩人相差五十一歲，陳奐嘉慶十七年冬受業於段氏門下，這一年段玉裁七十八歲，已屆暮年。陳奐著《師友淵源錄》一書，書中談到段玉裁事跡有不少錯誤，可見陳奐對段氏早年事跡，其實瞭解並不深。陳奐〈跋〉中所述的「先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既乃簡鍊成《注》」，以及盧文弨、沈初曾為《說文解字讀》作序，這些說法似乎得自段氏敘述，陳奐未必親見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詳下）由於五百四十卷長編之說，出自段玉裁夫子自道，又經過陳奐補述於後，所以歷來研究《說文》學史，以及段氏學術的學者皆承用此說，並無異辭。
在進入正題討論之前，我想先談談段氏研究《說文》的脈絡。段玉裁現今存世的《說文》著作，除《說文注》外，另有嘉慶二年夏、秋間與周錫瓚、袁廷檮合校的《汲古閣說文訂》一卷，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補正》鈔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解字讀》殘本。通過這幾種刊本、鈔本的考察，我們對段玉裁《說文》研究的進程，可以有較深入的瞭解。
《汲古閣說文訂》主要依據蘇州地區幾位藏書家的收藏，如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說文》，周錫瓚所藏另一種宋本，以及葉石君（萬）、趙靈均（均）舊藏兩種不同的宋鈔本，外加宋刊、明刻兩種《說文五音韵譜》，和《集韵》、《類篇》所引徐鉉舊文，用以校勘當時通行的毛氏汲古閣本《說文》之妄改，藉以恢復徐鉉本的舊貌。這書成於嘉慶二年，段玉裁在此之前雖也曾校過《說文》，但限於條件，他主要依據的是他校法和理校法；薈聚各種《說文》善本進行校勘，則始於嘉慶二年。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的《說文補正》是個鈔本，不分卷，前後無序跋，共九十葉，計249條，其中有幾條重出，所收之字前後並無序次，大概是段氏平居校理《說文》，隨就考證所得條錄而成的札記。《補正》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增補今本《說文》的缺脫，凡許慎說解出現的文字，今本《說文》無篆字的，段氏均認為是今本脫漏，因此以意補之。這些增補之字，在我們下面將談及的《說文解字讀》裏，段玉裁則改依江聲之說，認為許慎「解說內或用方言俗字」，[10] 其字未必皆在《說文》9353字之中，不煩費事增補。《補正》大部分條目還是在校正許書文字的譌誤，少數是考釋古義。這些文字校勘工作，主要根據《爾雅》、《毛傳》，以及《玉篇》、《釋文》、群經義疏、兩《漢書》注、《文選注》等書所引《說文》為依據。水部之字，則多依《漢書‧地理志》校改；還有一些條目是段氏以意改之，並無文證。根據我的考證，《補正》應該是段玉裁在四川任官時所撰，這個鈔本鈐有兩方吳省欽的印章，應是吳氏舊藏。吳省欽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由翰林院侍讀外放四川學政，翌年二月到任。[11] 當時段玉裁任四川富順知縣，兩人在四川任職時頗有交往，段氏自撰的〈六書音均表序〉，即託名吳省欽作。[12] 吳氏乾隆四十二年秋任滿，十二月一日離蜀回京，[13] 此後段、吳兩人即無往來記錄，因此，我們可據以推斷：傅斯年圖書館所藏這個鈔本應該寫成於乾隆四十二年冬以前。
段氏何時開始從事《說文》研究？劉盼遂編的《段玉裁年譜》並無記載。今據段氏所編《戴東原年譜》乾隆二十年條載：
是年以《方言》寫於李燾《許氏說文五音韵譜》上方。……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攜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於洪蕊登京寓，先生索此書。……玉裁旋入蜀，竟以道遠難寄，藏弆至今。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將讀《說文》耳。[14]
庚寅、己丑為乾隆三十四、三十五年，據段氏自述「假此書時，乃始將讀《說文》」，可知段玉裁開始讀《說文》在乾隆三十四、五年間。另據四十年十月段氏〈寄戴東原先生書〉，信末談到：
玉裁入蜀數年，幸適有成書。而所為《詩經小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古韻十七部表》諸書，亦漸次將成。今輒先寫《六書音均表》一部，寄呈座右，願先生為之序。[15]
這裏提到的《說文考證》，指的應該是《說文補正》這類考證札記。通過《補正》鈔本，我們可約略看出段氏早年研究《說文》的心得和造詣。
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解字讀》（以下簡稱「北京本」），存卷一至卷六，及卷八，共七冊。《說文》本文共十四篇，第十五篇為〈說文敘〉。北京本每篇為一冊，則原書至少有十四冊，現缺其半。此書1995年曾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許嘉璐先生作序，並由朱小健、張和生兩位教授加以點校。此本卷首有王念孫弟子王萱鈴題識，和段玉裁女婿龔麗正，也就是龔自珍父親的題款。王萱鈴題識說此本「首八十八翻為懋堂先生手書」，其說不知何據？依我所見段氏手稿和書札筆跡，以及《說文補正》幾處段氏批語，二者字跡顯然不同，這應該是個傳錄本。此本卷首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盧文弨的〈序〉，次為沈初〈序〉，未署年月，即前引陳奐〈跋〉中所說的「抱經盧氏、雲椒沈氏曾為之序」。但北京本和段玉裁所說的五百四十卷「長編」，二者性質顯然不同：
1. 北京本依《說文》十四篇，每篇各為一冊；但每篇之內各部連屬，並無分部獨立的痕跡。
2.《說文》分540部，北京本並非每部皆具。張和生、朱小健合撰的〈《説文解字讀》考〉一文曾統計：以現存《說文解字讀》七冊和《段注》相應各篇比較，《段注》此七篇共267部，4751字；北京本僅有181部，1297字。[16]
3. 北京本每部之內，並非《說文》所有之字俱全。如《說文》一篇下艸部共445字，重文31字，北京本僅有103字；《說文》二篇上口部共180字，重文21字，北京本只有24字；辵部118字，重文30字，北京本僅22字；足部83字，重文4字，北京本僅19字；三篇上言部247字，重文32字，北京本僅有39字。
從這三點看來，北京本不像是長編性質，毋寧更近於條考式札記。
我曾將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補正》和北京本相應部分加以比較，可以看出《補正》考正文字各條，多被迻錄在北京本之上；亦有兩條並列，即《補正》之外，另有後來新撰的考證或增訂之條，兩條並陳，以待日後論定者；其中北京本大幅改動的僅有數條。可見北京本係由《補正》之類的札記，加上後來考訂所得，增益而成，其條目較《補正》增加甚多，由此可見這一階段段氏《說文》研究的進展。但北京本列字並非全依《說文》原書次第，有少數淆錯之處。另外，如剛才提到的，不少條目詳略並陳，未及刪併為一；也有同一字兩條並列，前後異說，未及刪正統一者。根據這些特點，可以看出北京本還不是最後定本。
北京本成書年代，學者並未作深入討論。我們可以根據幾個內證和旁證，來推定它的著成年代。其一、攴部「斁」字條批評王鳴盛《尚書後案》之誤：
《周書‧梓材》：「惟其斁塈茨」、「惟其斁丹雘」，《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近王光祿鳳喈《尚書後案》昧於《正義》所云「〔二文〕皆言『斁』」，乃據《說文》「雘」下引「𢾅丹雘」，改為「二文皆言『𢾅』」，非也。斁得音徒者，如「彝倫攸殬」讀當故反，「於菟」亦作「於擇」，皆「睪」聲字也。丙午正月三日識於經韵樓。[17]
這一大段文字亦見於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卷十八，[18] 其中「近王光祿鳳喈《尚書後案》」十字，《撰異》作「近人」，其餘文字皆同。北京本除「斁」字條標示年代外，人部「代」字一條，文末也有紀年，作「丙午閏七月」，[19]「丙午」為乾隆五十一年。我們剛才提到，北京本書前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盧文弨〈序〉，包含這〈序〉前八十八葉既然出自同一人手筆，這意味北京本全書謄寫必在五十一年中秋以後。
其次，艸部「芘」字條引述王念孫《說文》校語，[20] 段、王結識訂交有具體年代可考。根據王念孫〈答江晉三論韵學書〉所述：
己酉（五十四年）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獲把晤，商訂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聲，月、曷以下非脂之入，當別為一部；質亦非真之入。又質、月二部皆有去而無平上；緝、盍二部則無平上而並無去。段君從者二（謂侯部有入聲，及分術、月為二部），不從者三。[21]
段氏因為祖墳爭地，與人發生衝突，纏訟多年，五十四年八月曾一度避難入都，冬間始返，[22] 此為段、王初次見面。王念孫《說文》校語並未付梓，王氏曾把《說文》稿本送給段玉裁，這點我們後面還會談到。「芘」字一條是駁王念孫之說的，我們可以肯定「芘」字這條必寫於五十四年秋冬以後，當然這也意味著北京本著年成代必在乾隆五十四年秋冬以後。
第三，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序》曾言：
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為《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為《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始箸雝涒灘（按五十三年戊申），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五十六年辛亥五月）乃成。[23]
根據這段自述，可知段氏從四川辭官回江南後，乾隆四十七年到五十六年這十年間，他最主要的譔述工作是《說文解字讀》和《尚書撰異》。段氏此處並未明言《說文解字讀》成於何年，前面所引四十年冬段玉裁致戴震信中談到，他在四川任官時著《尚書小學》、《說文考證》等書，《古文尚書撰異》和《說文解字讀》自然是在這兩書的基礎上擴充而成。段氏除《尚書》外，另著有《詩經小學》一書，今本仍沿用舊名。《尚書小學》何以要改名《古文尚書撰異》？原來，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辭官，第二年回到江蘇，歸途特地到南京鍾山書院拜訪錢大昕，當時錢氏主鍾山講席。在《洪範‧撰異》裏，段玉裁曾經追憶：
辛丑（四十六年）之四月，自四川引疾歸，途謁錢詹事於鍾山書院。……憶詹事又言：「考證果到確處，便觸處無礙，如東原在都門分別《水經》與酈《注》，得其體例，渙然冰釋。」余聞其說，即閉門校此書，一一與合轍。今以玉裁分別今文、古文者告之詹事，當亦為之大快也。[24]
《古文尚書撰異》有兩大內容，一是校訂文字、考釋古義，即《尚書小學》原來的性質；另外則是創通條例，分別漢代今、古文《尚書》經字異同。從上引《撰異》文末兩句，可以感受到段氏當時興奮之情。錢大昕「得其體例，渙然冰釋」的說法，給了段玉裁很大的啟發，在《說文注》裏隨處可見段氏創通許書、發凡起例之用心，這種探索許書條例的作法，其實在北京本已可看到；《周禮漢讀考》更是推求「漢讀條例」的創闢之作，段氏依據鄭玄《周禮注》的訓詁用語，分析「讀若」（讀如）、「讀曰」（「讀為」）和「當為」（「當作」）三組訓詁用語內涵之異同。《說文解字讀》和《古文尚書撰異》譔著年代相近，我們比觀兩書，可以清楚看到：《說文解字讀》涉及《尚書》文字時，段氏常刻意分析今、古文經字異同；另有不少條目，兩書互見，以北京本玉部為例，「瑁」字條段氏駁虞翻論鄭玄解《尚書》違失一段，文字與《顧命‧撰異》全同；[25]「玪」字條論「偽《古文尚書》作『璆琳』，鄭注《尚書》作『璆玪』」一條，亦見於《禹貢‧撰異》；[26]「玭」字條校改許書「玭珠之有聲」五字，當作「玭，蚌之有聲者」六字，同樣見於《禹貢‧撰異》；[27] 前面提到的「斁」字一條，也是一例。段氏《尚書撰異‧序》，雖說《說文解字讀》創稿於乾隆四十七年，但從北京本與《撰異》存在不少文字雷同的條目這點來推敲，加上前引王念孫「芘」字一條，可知北京本寫成年代不得早於乾隆五十五年以前，甚至在《尚書撰異》五十六年成書之後。一些學者根據盧文弨〈序〉末署五十一年八月，即認為《說文解字讀》成於乾隆五十一年，恐怕過於輕斷。
前面提到，《尚書撰異‧序》所說的《說文解字讀》，是個五百四十卷的長編，這和北京本僅是一些條考式的札記，二者性質很不相同。北京本《說文解字讀》為周叔弢先生舊藏，1952年連同一些善本秘籍共715種，2672冊，一同捐贈北京圖書館，但這鈔本一直未被外界所知。北京本見知於世，最早是由日本學者阿辻哲次於1981年先後發表兩文介紹於世，一是〈北京圖書館藏段玉裁說文解字讀初探〉，刊於《日本中國學會報》第33集；[28] 另一篇為〈北京圖書館藏段懋堂說文解字讀について〉，刊於《東方學報》第53冊。[29] 在後一文，阿辻氏同時鈔錄了北京本前面六十幾葉。阿辻氏考證，他認為北京本並不是《說文解字讀》原書，真正的《說文解字讀》應該另有其書；而北京本書前所冠的盧文弨、沈初兩〈序〉，他認為是從他書迻錄來的。阿辻氏說北京本不是五百四十卷的《說文注》長編，這話自然不錯；但說北京本不是《說文解字讀》原書，則極唐突。我們看北京本書前所冠盧文弨〈序〉說：
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為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尚有為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肊說。詳稽博辯，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為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為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30]
另外，沈初〈序〉言：
吾友段若膺明府，博學好古，既梓其所著《音韻表》以傳世矣；復得見其《說文解字讀》一書，訂其舛譌，別其同異，辨其是非，證以金石文字與周秦以下諸子百家之記載，條分而縷析之。於徐氏之說，精核而詳定之，誠為叔重之功臣已。……況《說文》尚是篆體，漢之去周未遠也，叔重之書，後世之信而可從者莫是若矣。第為後人竄改缺漏，則非得博聞卓識者為之考核精審，以定厥宗，猶有遺憾焉。今得明府書出，助經文之詁訓，作後學之津梁，固非《玉篇》以下為字書者所能窺測其涯涘者矣。[31]
細讀兩家〈序〉文，完全沒提到段玉裁有為《說文》作注的意圖，此點至關重要。盧、沈兩家推許段氏《說文解字讀》的成就，主要在考正今本《說文》竄改、漏落，和列字前後失次，「訂其舛譌，別其同異，辨其是非」，以還許書之舊。兩家〈序〉中所言，與北京本內容若合符節，因此，說北京本不是《說文解字讀》原書是說不通的。但段氏在北京本之外，到底有沒有另一個五百四十卷的長編存在？我認為此一長編事屬子虛，並不存在。
《說文》正篆有9353字，分為五百四十部，則所謂五百四十卷長編，我們會有一個印象，它應該是依《說文》部次，每部自為一卷，每卷各字之下（或大部分的字下），薈集有關許君說解「文字校訂、字義考釋以及字體結構分析、字音審訂」等相關材料，彙成長編。而所謂「簡鍊成注」，則是依據這些先期的考釋材料，刪繁就簡，撰成《說文注》。我們下面將論證，無論從時間上來推考，或從事理上分析，段氏注《說文》之前，不可能在北京本之外，另有餘暇，再纂錄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
段玉裁譔著《說文注》過程，在他給劉台拱（端臨）的手札裏有詳細的記述。這些手札，撰寫當時未必料到會流傳後世，今天卻成為我們考證《段注》成書始末最可靠的史料。現存段氏與劉台拱書札有三十幾封，劉盼遂《經韵樓文集補編》收錄了三十一通，部分原件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其中有兩封是劉盼遂《補編》失收的。[32] 要討論《段注》成書原委，應先確定段氏開始注《說文》究竟始於何年？劉盼遂《段玉裁年譜》將此繫於乾隆五十九年，[33] 其依據為《補編》卷下〈與劉端臨第九書〉：
弟近日於《說文》，知屬辭簡鍊之難；考核於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禂」字下小徐引《詩》「是禡是禂」，大徐乃入之許君正文；《爾雅》及杜子春引《詩》皆作「既伯既禱」也。劉春浦之覼縷，乃徒多事耳，故知讀書最難是得善本也。「卟」字下引《書》「卟疑」、「禜」字引《記》「雩禜」，其誤正同。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34]
我們知道：《說文》一篇上，一部居首，其次是上部，示部第三，玩味信中「近日於《說文》，知屬辭簡鍊之難」，以及「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兩文，可以推知，這信確為段氏開始「將《說文解字讀》隱括作《注》」後不久所撰；但劉氏將此信繫於乾隆五十九年，則頗可商搉。按此信談到：
次兒𩤠初意不欲其秋試，近日始拘於俗見，令其觀場。但恐科舉甚艱，惟大兄進而教之。二舍弟之子鼎同錄遺。鼎讀《春秋胡傳》頗熟，𩤠遠不及也。……月底梓人將到，《尚書》之刻不能已矣。東原師《集》已刻成，費而不佳，俟刷印後再奉送海內同志。……新刊《釋文》，繙閱有不愜之處，恨不得暇全校之。
《戴東原集》刻於乾隆五十七年，由臧庸、顧明任校讐之役，但此書刻成後，段氏發現書中文字頗有譌誤，因此這年八月另作〈校記〉附刻書後，[35] 故此信說戴《集》「刻成費而不佳」。五十七年為大比之年，即壬子科鄉試，這和信中所言段𩤠首次鄉試之說正合。此信信末僅記「初五」兩字，今據信中段𩤠赴試，「惟大兄進而教之」，及信末「小兒一切，務懇留神」之語推繹，劉台拱時任丹徒縣訓導，這信應是段𩤠赴江寧鄉試時面呈劉台拱的。信中談到段𩤠兄弟未參與錄科，因此，鄉試之前須先經學政補試「錄遺」，遺才補考須於七月末以前完成，則此信應為五十七年七月五日所撰。信中談及「梓人將到，《尚書》之刻不能已」，按《古文尚書撰異》成於五十六年五月；七月，段氏遊常州，以《撰異》書稿請臧庸代為校讐，[36] 翌年全書寫定，將謀付刻，年月正合。而所謂「新刊《釋文》」，則指盧文弨抱經堂刻本，盧氏〈重雕經典釋文緣起〉文末署五十六年九月既望，[37] 大概五十七年全書刻成，段氏這年春夏間始見其書，「繙閱有不愜之處」，與此札年月亦合。劉盼遂始則將段刻《戴東原集》誤繫於五十八年秋，[38] 然五十八年並無鄉試，因此又將信中所言「秋試」認為是「甲寅恩科」，[39] 故繫於五十九年；然此則與段刻《戴集》年月枘鑿不合。[40] 這信既然是五十七年七月所撰，我們可據此推定，段玉裁始注《說文》應在五十七年夏。因此，段氏如有另一本五百四十卷《說文解字讀》長編，自然應該成於五十七年夏注《說文》之前。
我們將前面所述幾個時間點再作確認：(1) 據盧文弨、沈初兩〈序〉觀之，至少乾隆五十一年秋，段玉裁尚未有為《說文》作注的意圖。(2) 從現存《說文解字讀》「芘」字一條，可以確定北京本寫成年代，必在五十四年秋以後。(3) 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五月之間，段氏主要從事《尚書撰異》的著述工作。(4) 段氏因為祖墳遷葬，新阡未與地主商定，至於動武，段父被毆傷，段玉裁則由本縣提控，這事一直纏訟到嘉慶四年七月，段家遷墳改葬，五年春才告結案（詳下）。依據《年譜》所載，乾隆五十八年以前，段氏生活一直處在不安定狀態：五十四年八月入都，其冬由北京南返；五十五年春夏之交，客遊武昌，在湖廣總督畢沅幕；五十六年七月，遊常州；五十七年夏，刻《戴東原集》成；十月，舉家遷居蘇州。[41] 因此，從時間上來看，段玉裁在乾隆五十五年北京本謄寫清本之後，至五十七年夏注《說文》之前，不可能有餘裕從事另一本五百四十卷長編巨帙的纂輯工作。其次，從事理上來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謄寫清本，尚未刪汰錄為定本，隨又另起爐灶，重編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情理上也不好說。《經韵樓文集補編》收錄一通段氏寄趙懷玉的短札，這信至關重要，但一直為學者所忽略，信中全文為：
弟日來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東原師《集》刻雖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肅候近安，不一。味辛大兄先生座右，愚弟段玉裁頓首。[42]
前面談到，《戴東原集》於五十七年夏刻成，趙懷玉聞訊，來信索求其書，段氏覆信應該撰於五十七年夏。[43] 這短札傳達了一個訊息，即這年夏間，段氏原擬「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其時《說文注》尚未著手為之，所謂「《說文》舊稿」，指的自然是北京本《說文解字讀》一類成稿，可見段氏《尚書撰異》告成後，曾考慮將《說文解字讀》重加刪訂，寫成定本，以謀付刻。五十七年七月〈與劉端臨第九書〉言「月底梓人將到，《尚書》之刻不能已矣」，推測《尚書撰異》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後，翌年全書寫定，將付梓人；同時又擬「刪定《說文》舊稿」，繼《撰異》之後，次第付刻。而同一時間，段氏復分神另編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說文》長編，這在情理上斷無可能。因此，段氏注《說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這個說法應該是段氏虛構的。〈與劉端臨第九書〉所言「考核於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自指北京本之類成稿而言。而段氏由「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到轉念改注《說文》，這兩封信都撰於五十七年，一前一後，時間是密接的。段氏動念擬注《說文》，首先應與邵晉涵《爾雅正義》刊行後受到高度評價有關，段玉裁致邵氏信中，推許「《爾雅正義》高于邢氏萬萬，此有目所共見」。[44] 邵書的成功，促使當時深通故訓小學者競相從事，陳鱣著《說文正義》，乾隆五十四年已成初稿；[45] 王念孫則於五十三年八月著手疏證《廣雅》，五十七年這年，《廣雅疏證》已成稿四卷。[46] 段玉裁五十四年秋入都時，陳鱣同在京中，通過王念孫的介紹，段、陳二人訂交，此後一直維持著密切的交誼。[47] 我推測，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原擬刊刻《說文解字讀》舊稿，但不久即轉念改注《說文》，這種心理轉折應與陳鱣有關，五十七年這年陳鱣《說文正義》已成書，段氏殆見其稿，[48] 並不滿意，因而產生「重為之注」的想法。
以下我們再從段氏《說文注》譔著過程，來印證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事實上並不存在。現參據段氏與劉台拱書札等材料，將他五十七年夏開始注《說文》，到嘉慶十二年《說文注》初稿完成，這十六年間段氏工作進程排成簡譜：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段氏五十八歲
是年夏，始撰《說文注》。（〈與劉端臨第九書〉）
八月，撰《戴東原集‧校記》一卷。（《戴集‧校記》段氏識語）
十月，因避金壇訟事，移家蘇州。（劉盼遂《段玉裁年譜》）時錢大昕主講紫陽書院，因得時時過從討論。（《文集補編》卷上〈陳仲魚簡莊綴文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段氏五十九歲
自上年迄本年，由於金壇訟事，「心緒如棼，兼之外感，故心脈甚虛，少用心則夜間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無法讀書。（〈與劉端臨第四書〉）七月十四日，〈第五書〉言：「弟數年來心事沈鬱，故今夏病雖不重，而精力大改；兼之臂痛，未識醫能治之否？私懼《說文》等書不能成。」
七月，始撰《周禮漢讀考》，「擬秋間完功此書為善」。（〈與劉端臨第五書〉）
按是年段氏擱置《說文》舊業而治《周禮》，蓋《說文》卷一示部、玉部之字多涉及禮制、名物。〈第五書〉言：「弟壇邑事（按指金壇訟事）糜爛不可言。……心煩慮亂，潦倒不可言。」
九月，娶孫媳，為二子析箸。（〈與劉端臨第五書〉）
是月，〈與劉端臨第六書〉言：「弟近日看屋遷居，總不合意，甚矣其難，心緒棼如。亦復校正《儀禮》，頗有創見。……《周禮漢讀考》亦已到〈秋官〉大半。……今年校得《儀禮》、《周禮》、《公羊》、《穀梁》二傳，亦何義門、惠松厓舊本，將來攜以呈政。」
按段氏所以分力校勘二禮二傳，正為《說文注》積累訓詁材料。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段氏六十歲
是年春，《周禮漢讀考》六卷告成；繼撰《儀禮漢讀考》。（〈與劉端臨第七書〉）
三月，從周錫瓚借得汲古閣影宋鈔本《集韵》，以校曹楝亭刻本。（同上）
秋，校勘《毛詩》。
七月五日〈與劉端臨第八書〉言：「弟本擬出門送考（按指送段𩤠赴甲寅恩科鄉試），因患瘡特甚，遂中止。……弟暑天不能出門，借得毛子晉影宋抄《集韵》校畢。目下有校《毛詩》之役，此間有宋本、有岳本、有宋版《注疏》，有山井鼎《考文》，種種對校，亦事之難得者也。訟事弟仰恃霖若兄，而竟失所恃，……只有同他一審而已。」又言：「弟精力甚衰，承尊意命完《說文》，此非一人幫做，一人幫寫不可，幸為我籌之。……但總須《儀禮漢讀考》成後，乃能動筆也。」據此，則今年校《集韵》、《毛詩》，注《說文》之事中輟。段氏倘真有一本五百四十卷《說文解字讀》長編，正當汲汲從事，以期早日成書，不應多所旁騖。
八月，傷足，甚劇。（劉盼遂《段玉裁年譜》）
乾隆六十年乙卯 段氏六十一歲
四月，至丹徒，晤劉台拱。（〈與劉端臨第十一書〉）
七月，〈與劉端臨第十一書〉言：「別來已七旬矣，歸時頗自整頓，欲有成書。而腳痛之外，加之瘡爛疥煩，展轉兩月，全廢書本，可歎！」
按此札下文言金壇訟事：「五月內乃有五日、十二日頻催到壇，近日又奉府移關到蘇，使我勞勞。」又言：「奉上……《毛詩故訓傳》四本，此書凡硃筆注處，皆弟愜心貴當之言，最堪探討。」則校《毛傳》之役，是年夏業已告竣。
冬，《儀禮漢讀考》未竟而輟業，重理《說文》。（〈與劉端臨第十四書〉）
嘉慶元年丙辰 段氏六十二歲
正月，成《說文注》二篇上。
是年正月，〈與劉端臨第十四書〉言：「弟到今瘡不痊愈。客冬至今，勉治《說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源，無所窒礙，言簡而明。此書計三年可成，足以羽翼漢注，足以副同志之望，看來有必成之勢矣。」
是春，赴句容，停留三四旬。四月，〈與劉端臨第十五書〉言：《說文注》二篇下草稿尚未畢。
秋，《說文注》第三篇已畢。
九月一日，〈與劉端臨第十六書〉言：「弟自立秋後頗健，每日得書一葉，《說文》第三篇已畢。中秋以後則又懈怠，看來五年內能成此書為幸，不能急也。……腳已壞而瘡不絕，終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耳。……《說文》一書，賴吾兄促成之，然已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
嘉慶二年丁巳 段氏六十三歲
正月，病二十日。（〈與劉端臨第十七書〉）
春，《說文注》至五篇下食部。（同上）
是夏，與袁廷檮、周錫瓚據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說文》、周氏所藏宋本，明葉石君、趙靈均兩景宋鈔本，及《五音韵譜》宋、明二槧本，汲古閣《說文》初刻本，暨《集韵》、《類篇》所引徐鉉說，校正毛氏汲古閣本先後剜改之失，成《汲古閣說文訂》一卷。七月，序而刊之。（本書）
嘉慶三年戊午 段氏六十四歲
七月，段氏弟子王國章為刻《周禮漢讀考》六卷成。
《經韵樓文集》卷二〈書周禮漢讀考後〉言：「戊午刻成，偶一復閱，則已有未確處。」
嘉慶四年己未 段氏六十五歲
正月，大病。（〈與劉端臨第十八書〉）月杪，復因祖塋訟事至金壇，四月初乃歸。（《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與嚴九能書一、二〉，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有考）
正月杪〈與劉端臨第二十一書〉：「客冬弟以事到潤，……別時未及面叩。到壇，至歲杪乃回蘇，感冒寒病，近日稍甦，又將束裝。……衰年心血已枯，心中不快特甚，……蓋《說文》全書恐有難成者矣。近者又隨家嚴至壇，了祖塋公事，不得已也。」此信言及「陳藩臺又逝，此間少一知己」，按江蘇布政使陳奉滋卒於嘉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八五本傳）又二月撰〈第十八書〉言：「弟於前月廿七日發一信，不知已收到否？」則此札一月廿七日撰。
本年《說文注》無甚進展。欲延臧庸、顧廣圻襄助，事皆不果。迄中秋後，僅成二十葉。
是年段氏因春病及金壇訟事纏身，未能讀書。〈與劉端臨第十八書〉言：「弟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到金壇，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弟於學問深有所見，苦一切纏繞，不盡所長。……近來宿食不寧，兩目昏花，心源枯槁，深惜《說文》之難成。」又言：「意欲延一後生能讀書者相助完《說文》稿子而不可得。在東已赴廣東，為芸台刊《經籍籑詁》；千里亦無暇助我，歸後再圖之。」〈第十九書〉言：「弟自冬入春，了無佳趣。由春多心病，不能讀書。既不能讀書，則一切不適意。」又〈第二十書〉言：「荏苒又過中秋，……弟近來微理舊業，然今年所成者二十葉耳。」
嘉慶五年庚申 段氏六十六歲
四月，《說文注》迄無進展。
是年四月〈與劉端臨第二十二書〉：「弟自度歲至今，未曾讀書，於《說文》曾未落筆，總覺不能用心，蓋蒲柳之質柔脆使然，此書殆恐不能成。」
秋，《說文注》大幅進展，已至八篇上。
七月，〈與劉端臨第二十四書〉：「弟自四月以後，乃覺心疾霍然，成書七十餘葉，才到第八篇人部、匕部竣事耳。日西方莫，恐其不成可惜，圖迎臧在東相助，而未知其肯來否？」又言：「弟近擬為《儀禮漢讀考》，庶使讀《儀禮》所得，不付子虛。」
是年《說文注》成稿百四十頁，第九篇已發軔。
是年冬〈與劉端臨第二十六書〉：「入冬來，賤體大好，今年《說文》稿成百四十頁，第九篇已發軔矣。」
嘉慶六年辛酉 段氏六十七歲
春，病甚，《說文注》無甚進展，擬請王引之續成之。（〈與劉端臨第二十七書〉，又〈二十九書〉）
秋、冬間〈與劉端臨第二十八書〉言：「裁精力大衰，拙著恐不能成。……《詩經‧毛傳》弟年來有所增益，可以成書。」（拙作〈《段玉裁年譜》訂補〉）
是年為阮元參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說文注》僅成三葉。
十一月二十六日〈與劉端臨第二十九書〉：「弟衰邁之至，《說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書請王伯申踵完，伯申杳無回書。今年一年為他人作嫁衣裳，《說文》僅成三頁。」（拙作〈《段玉裁年譜》訂補〉）
嘉慶七年壬戌 段氏六十八歲
是年為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嘉慶八年癸亥 段氏六十九歲
六月，段父卒於蘇州，年九十四。（劉盼遂《段玉裁年譜》）
冬，為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事竣，續理《說文》。
嘉慶九年甲子 段氏七十歲
是年春，《說文注》尚有五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段氏致劉端臨手札云：「弟冬間稍可，至春乃入病境耳。去冬於阮公書畢，乃料《說文》，未注之五卷，不識能成否？」（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原繫於嘉慶十年，今改次於本年）
六月，與王念孫書：「弟七十餘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讀書。唯恨前此三年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所謂一個錯也。」（《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與王懷祖第一書〉）
嘉慶十年乙丑 段氏七十一歲
五月二十二日，劉台拱卒。（劉文興〈劉端臨先生年譜〉）
十二月，請王念孫為《說文注》撰序。（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
嘉慶十一年丙寅 段氏七十二歲
是年冬，《說文注》尚有二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
是冬〈與王懷祖書五〉：「弟夏天體中極不適，冬日稍可，當汲汲補竣。依大徐三十卷，尚有未成者二卷也（十二之下、十三之下），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僅三卷耳。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則幸矣。……求序出於至誠，前函已詳。」（《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
嘉慶十二年丁卯 段氏七十三歲
是年《說文注》全書稿成。（《說文注》卷十五下）
從上列簡譜可以看出，此《注》時作時輟，段氏寄劉台拱信中多次提到，深恐《說文注》不能終厎於成，因此，數度想請當時年輕精銳學者臧庸、顧廣圻、王引之等人相助，完成其事，但皆未能如願。最後，得到江聲之孫江沅的協助，嘉慶十二年全書稿成；一直到嘉慶十八年冬，《說文注》刊刻將半，江沅才離去。[49] 此書撰著過程，段氏一面慨嘆《說文注》成書之難，一面則心多旁騖，屢屢轉而研究他業。如五十七年夏開始注《說文》，翌年七月，段氏轉而研究《周禮注》。五十九年春，撰成《周禮漢讀考》六卷，隨又續撰《儀禮漢讀考》；其事未竟，又轉而校勘《集韵》；六月，《集韵》校畢；又續校《毛詩》。這顯示段氏《說文注》進行不久後，即遇到瓶頸。嘉慶元年正月，段氏寄邵晉涵書：
玉裁前年八月跌壞右足，至今成廢疾，加之以瘡，學問荒落。去年始悉力於《說文解字》，刪繁就簡，正其譌字，通其義例，搜轉注、假借之微言，備故訓之大義，三年必可有成，亦左氏失明、孫子臏腳之意也。[50]
從這信可知，他專力注《說文》在乾隆六十年。[51] 給邵晉涵、劉台拱信中，他樂觀地認為「此書三年可成」；但同年秋〈與劉端臨第十六書〉談到：「腳已壞而瘡不絕，終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耳。」這幾句話最可作為段氏注《說文》之前，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長編的反證。在這信裏談到，《說文》「已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不過半年時間，心境截然而異。可以說，他真正著手注《說文》後，才清楚意識到，北京本所薈聚的材料遠遠不敷使用，所以注示部、玉部時，不得不重肄鄭玄《禮注》；五十九年校《集韵》、《毛傳》，其實皆在積累訓詁材料，因此，我不認為他注《說文》之前，先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
上列簡譜有一特別值得留意之處。嘉慶五年四月，〈與劉端臨第二十二書〉談到：「弟自度歲至今，未曾讀書，於《說文》曾未落筆。」但同年秋，段氏《說文注》忽然大幅進展，成書七十餘葉，八篇上人部、匕部業已告竣；而冬間〈第二十六書〉談到「今年《說文》稿成百四十葉，第九篇已發軔」，即三、四個月又成稿七十葉。此較之嘉慶二年春五篇下食部以後，即進度遲緩，前後大相逕庭。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即是嘉慶四年十二月，阮元《經籍籑詁》在廣東刻成。[52] 我們知道，《經籍籑詁》一書，蒐采唐以前群經子史訓詁舊義，可說是小學之淵海，此書刊行，給從事小學研究的學者帶來莫大的便利。因此，要說段氏注《說文》之前有一個長編，《經籍籑詁》一書更足以當之。段氏嘉慶五年秋〈與劉端臨第二十四書〉說到：
《經籍籑詁》一書甚善，乃學者之鄧林也，但如一屋散錢未上串。拙著《說文注》成，正此書之錢串也。[53]
同信談到：「弟自四月以後，乃覺心疾霍然，成書七十餘葉。」段書大幅進展其故有二，一為金壇訟事了結；再則《經籍籑詁》適時刻成，一書在側，〈第十六書〉所言「終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自可迎刃而解；且阮書每字「以本義前列，其引伸之義、展轉相訓者次之，名物象數又次之」，[54] 所以王引之〈序〉稱其書「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不惟節省檢索之勞，從中可得到大量的文證，同時也便於尋討字詞本義、引申和假借的脈絡。北京本原即長於考校文字傳譌，而《經籍籑詁》則錄有大量訓詁語料，二者結合，才是段玉裁據以檃括作注的長編。
嘉慶初，姚氏文田與余同治《說文》，……為《說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算術類〉、〈地理類〉、〈艸木鳥獸蟲魚類〉、〈聲類〉、〈說文引群書類〉、〈群書引說文類〉，積四十五冊。又輯鐘鼎拓本為《說文翼》十五篇，將校定《說文》，譔為《疏義》。[55]
今本《段注》此文改作「祖伊返」，與王鳴盛之說正同，但段氏未提及王說，卻說是依《集韵》校訂的。[59]
再以錢大昕為例。錢氏是當時首屈一指的經史名家，他雖沒有《說文》專著，但《潛研堂答問》和《養新錄》裏都有與《說文》相關的條目。二書刊刻在北京本之後，所以北京本有四處引及錢氏之說，皆出自《漢書考異》，這四條後來《段注》並未采用，今可不論。今本《段注》引用錢大昕之說共十五條，其中「免」、「衹」兩條則是駁正錢氏之非。[60] 但除這十五條外，段玉裁未標明錢氏而剿用其說者，仍歷歷可見。
以《潛研堂答問》為例，此書現收入《潛研堂文集》，但嘉慶四年《答問》單行先刻，見段氏〈與劉端臨第二十書〉，[61] 根據這信，段玉裁見過《答問》，當無疑義。《說文》人部說「弔」字「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敺禽也。」以古文字證之，知許君此說實望文生義，顧炎武《日知錄》即駁其說「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62] 但錢大昕《答問》很巧妙地引《吳越春秋》「孝子不忍見父母〔遺體〕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之文，為許慎解紛。[63]《說文》解釋「弔」字字形固屬附會，但錢大昕引《吳越春秋》作解，卻是他的巧思和創意。《說文注》「弔」字下說：
《吳越春秋》：陳音謂越王曰：「弩生於弓」云云。按孝子敺禽，故人持弓助之，此釋「弔」从人弓之意也。[64]
段氏完全剿用錢大昕之說，一見可知。另如女部「婎」字，大徐本說解作「姿婎姿也」，義不可曉；小徐本作「如婎姿也」，更不知所云。錢大昕始發其覆說：
問：「《說文》婎字注云：『姿婎，姿也。』此語難解。」曰：「『姿婎』即『姿睢』之異文，『姿』與『恣』通，釋『姿婎』為『恣』義也。」[65]
檢《說文注》「婎」字下云：
「恣」，各本作「姿」，今正。按心部：「恣者，縱也。」諸書多謂暴厲曰「恣睢」，睢讀「香季切」，亦平聲。睢者，仰目也，未見「縱恣」之意。蓋本作「姿婎」，或用「恣睢」為之也。[66]
沅先大父艮庭徵君，生平服膺許氏。著《尚書注疏》既畢，復從事於《說文解字》，及見先生（指段氏）作而輟業焉。沅之有事於校讐也，先徵君之意也。[69]
則江沅襄助段氏《說文注》，實出自江聲的好意。[70] 孫星衍《平津館文稿》中有一篇〈江聲傳〉，傳中談到：
〔江聲〕為《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並舉稿本付之。[71]
江氏叔澐《尚書集注》「熒波」作「熒潘」，云：「據《說文》水部：『潘，水名，在河南熒陽。从水，番聲。』言在熒陽，則與熒澤同處，故知此經之當作『潘』字。」玉裁始疑其說，今按《水經注‧濟水篇》云云。……江氏謂潘、播、波三字同，故非無證。[73]
江聲據《說文》「潘」字說解，斷定〈禹貢〉「滎波」，古本《尚書》作「潘」字。《史記‧夏本紀》載錄〈禹貢〉全文，日本所存天養古鈔本《史記‧夏本紀》，恰如江聲所說，此文正作「熒潘」。[74] 天養古鈔本應屬唐人寫本，其書所引孔《傳》文字，往往與《尚書》敦煌殘卷合，此「熒潘」一條可見江氏考訂之精。今檢《說文注》「潘」字，正剿襲江聲之義，攘為己說。[75] 另如《說文》氏部：「氏，巴蜀名山岸脅之㠯旁箸欲落𡐦者曰氏。」許慎解「氏」字，文意頗不易通曉，《段注》云：
其實引〈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這句以解釋《說文》「氏」字，也是江聲的創見，段玉裁顯然剽襲其說，何以見得？《段注》文中所引鄭《注》「今其下民」兩句，其實是江聲以意校改，江氏《尚書集注音疏》說：
鄭康成曰：「桓是，隴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為是，曲為桓也。」聲謂雝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古「是」、「氏」同字，巴蜀名山岸脅之崔旁著欲落𡐦者曰氏。〔疏〕……隴阪本名「是」，以其道般桓旋曲，故名之為「桓是」也。云「今其下民謂阪為是，曲為桓也」者，引時俗之偁，以證阪名「是」，曲偁「桓」也。《水經注》引此，作「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般也」，似有舛誤，以意改之。……云「巴蜀名山岸脅之崔旁著欲落𡐦者曰氏」者，《說文》氏部文，「山岸脅之崔」即阪也，此與鄭云「其下民謂阪為是」正合，相證益確矣。[77]
可知「今其下民」兩句，原是江聲有意創通許、鄭兩家之說而「以意改之」，並無其他文獻依據。段玉裁「氏」字注完全襲用江氏之說，卻以一句「各本誤，今校訂如此」，冒為己說。從這些例證看來，《段注》剽襲江聲之說者，想必不少，而段氏卻極詆江聲為「小學魔障」，[78] 殊不可解。而《段注》成書最可注意的，是它和王念孫之間的關係。王氏曾撰《說文考正》一稿，根據朱士端引王敬之之說，王念孫曾將《說文》稿本交付段玉裁：
王寬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說文》，因段氏書成，未卒業，並以其稿付之。後先生見《段注》妄改許書，不覺甚悔。[79]
朱士端曾遊王念孫之門，他轉述王念孫次子王敬之的話，應非平空杜撰。我們前面提到，北京本「芘」字條引及王念孫之說，段、王初見於乾隆五十四年秋，因此王敬之所謂的「段氏書成」，指的應該是北京本前身，故北京本得以引及王氏之說。王念孫《說文》稿本今不可見，但王氏有關《說文》的札記，現存《段氏說文簽記》和《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兩種。前者專糾《段注》之失，應該是王念孫讀《段注》時隨手所下的簽識，王氏弟子將之條錄成冊，現有1935年《稷香館叢書》本。從王念孫對《段注》的駁議看來，王敬之說乃父「見《段注》妄改許書，不覺甚悔」，似非誣言。
《說文解字校勘記》則是桂馥所鈔，是個殘本，僅存《說文》第一篇及第二篇之半，共119條，因此，此本書後許瀚〈跋〉推度「全書當有千餘條」。北京本所引「芘」字一條，正在其中，[80] 可以確證此為王念孫校本無疑。我曾將《段注》與王氏《校勘記》殘本一一比對。各位知道，《說文》許君說解，大、小徐本時有參差，其解說字形，特別是諧聲字，二徐時有改易之處。王氏以大徐為底本，《校勘記》中或存小徐之異，或據小徐訂正徐鉉之誤。《段注》於二徐本參差處，很少討論，其書或從徐鉉，或從徐鍇，看似無一定的義例可言。但參照王氏校本，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凡王念孫辨證當從小徐各條，其精審無疑義者，《段注》皆依王說逕行改之而無論證。如艸部「莃」字條，王氏說：
「从艸，稀省聲」，《繫傳》作「从艸，希聲」。考《說文》「稀」字注云：「疏也。从禾，希聲。」徐鍇辨之云：「當言从禾、爻、巾，無『聲』字，後人加之。爻者，稀疏之義，與爽同意；巾亦是其稀象。至莃與晞皆从稀省，何以知之？《說文》巾部、爻部並無『希』字，以是知之。」念孫按：徐鍇以為莃、晞皆从稀省，故徐鉉於此「莃」字注改為「从艸，稀省聲」也。今考《說文》莃、唏、睎、脪、郗、晞、稀、俙、欷、豨、絺十一字並从希聲；又「昕」字注云「讀若希」，則本書原有「希」字明甚。今本無「希」，乃傳寫脫誤，豈得謂本無此字乎？「稀」字而外，从希聲者尚有十字，又可一一改為「稀省聲」乎？此「莃」字注當從《繫傳》作「从艸，希聲」，後放此。[81]
《段注》「莃」字條直接依小徐本作「从艸，希聲」，[82] 好像大徐本之誤不辨自明，一望而可知。段書此例甚多，如禜、珣、瑞、毒、芸、藸、蘳、䔺、葻、草、莫、葬、和、吺、趯、邁、隨諸條，王念孫皆有考校，詳為辨證。段氏此諸字皆依王念孫之說校改，《注》中並無論證。大概段玉裁對他人成說信而可從者，皆直接攘取，依其結論校改，這點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屢屢言之：
1.「蒐」下「茹藘」改為「茹蘆」，當本余說，然無引證。（卷一，頁3）
2. 改「肭」為「朒」，《注》云：「各本篆作『肭』，解作『內聲』，今正。」 按余以《玉篇》及李善《文選‧月賦注》引，定「肭」當从肉。此既據改，不應全無引證。（卷三，頁1）
3.「侮，傷也」，今改「傷」為「偒」。 按余以《一切經音義》引及《廣雅‧釋訓》辨「傷」乃「偒」之譌。今既改「偒」，不應無引證。（卷三，頁17）
而最為可議的是，段氏辨正他人之非往往直指其名，北京本全書引用王念孫之說僅有「芘」字一條，便是駁王氏改「一曰芘茮木」五字為「一曰芘芣」之非；而其剿襲王氏之說者則絕口不提其名。按《段注》全書引用陳鱣之說僅艸部「葘」字一條，《說文》：「葘，不耕田也。」陳鱣說：「『不』當為『才』，『才耕田』謂『始耕田』，才、財、材皆訓『始』。」段氏不以其說為然，謂「『不』當為『反』字之誤也」，[83] 與王念孫之例正同。今本《段注》明白稱引王氏之說者只有八條，其中包含「芘」字批評王念孫說一條，但措辭較北京本隱微罷了。我們從其餘七條引文來看，如「禾」字引王念孫說：
莠與禾絕相似，雖老農不辨。及其吐穗，則禾穗必屈而倒垂，莠穗不垂，可以識別。艸部謂莠「揚生」，古者造禾字屈筆下垂以象之。[84]
從這些引例觀之，王氏稿本似乎不僅校正文字而已。此類釋義之條，倘未標名，則如羚羊挂角，無形跡可求；然由上引「禾」字一條，可以證知《說文注》艸部「莠」字下，段氏分別禾穗下垂、莠不下垂云云之說，[87] 實亦襲王念孫之說。因時間關係，最後舉個有趣的例子，《小雅‧鶴鳴》「鶴鳴于九皋」，從唐石經以下，現存《毛詩》各本皆五字，段氏《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刪去「于」字，注云：
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于九皋」，誤。[88]
陳奐《詩毛氏傳疏》承用其說，亦言：
《小箋》云：「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經有『于』字，誤。」[89]
但所謂「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徧檢段氏著作《詩經小學》、《說文注》及《經韵樓文集》均無其說，所以陳奐引段氏之說也未能指明其例。要校改唐以來相傳經書舊文，不明舉文證，只渾稱引用次數，這在乾嘉學術著作中應屬少見。原來，段氏此處係本錢大昕、臧庸之說。《十駕齋養新錄》卷一「鶴鳴九皋」條言：
臧在東云：今本「鶴鳴于九皋」五字為句，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後漢書注》五十九、《初學記》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皋」，無「于」字。賈昌朝《群經音辨》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人尚見古本也。唐石經有「于」字，今本並因之。（元注：瞿中溶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字。」東塾云：「《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90]
臧庸舉了十一條文證，以證《詩經》古本無「于」字，錢大昕女婿瞿中溶、其子錢東塾各補了一證，但只有十三例。原來瞿中溶後來從袁廷檮五硯樓所藏元刊本《韓詩外傳》卷七又發現一例，[91] 正段氏所稱的「凡十四見」。錢大昕為段氏多年知交，臧庸早年從段玉裁遊，曾為段氏校勘《釋文》、《尚書撰異》等書，且典衣裘為段氏刻《詩經小學錄》，二人皆段氏故交，尚且吝言其人其書。因此，《段注》全書稱引王念孫之說僅有八處，引江聲之說僅七條，似不足為異。
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第十三節曾歸納乾嘉學人習氣，其六為「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段玉裁似乎自負所學，其著作中襲用他人精義，往往諱言所出，直接攘為己說。蕭穆〈記方植之先生臨盧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一文，曾錄方東樹校語：
段氏每盜惠氏之說，阮氏即載之，何也？蓋阮為此《記》成，就正於段，故段多入己說，以掩前人而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順適，真小人哉！[92]
這裏指的是段玉裁為阮元審定《十三經校勘記》一事。據段氏〈與劉端臨第六書〉說：「今年校得《儀禮》、《周禮》、《公羊》、《穀梁》二傳，亦何義門、惠松厓舊本。」段氏曾見惠棟此諸經校本，應無疑義。惠氏校本或傳錄本存世者不少，尚可比勘。
段氏襲用王念孫之說，自然不止《說文注》所引八處而已。大概段書先前所刻諸卷流布之後，當時學者頗多傳言，謂段氏剽襲他人成說，即段玉裁本人亦曾耳聞。嘉慶十年，段氏寄王念孫書，請王氏為《說文注》撰序，所持理由是：
《說文注》近日可成，乞為作一序。近來後進無知，咸以謂弟之學竊取諸執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領望之。[93]
所謂「近來後進無知，咸以謂弟之學竊取諸執事」，段氏剿襲王念孫之說，當時年輕輩學者間似騰乎人口。段氏因此對外詭稱他譔《說文注》之前，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說文解字讀》長編，並藉陳奐〈跋〉文證成其說，俾免後來攘竊之譏，無奈北京本意外傳世，所謂五百四十卷長編之說僅成幻相。
《段注》嘉慶二十年刊成後，同年陳鱣取《說文正義》舊稿重加刪訂，想亦對段書並不滿意。可惜陳鱣嘉慶二十二年二月病逝，年六十五，《正義》改訂稿僅至十一卷。身後其子斥賣遺書，此稿隨之蕩佚。[94] 此則不如段氏幸運，及身親見書之刊行。
段玉裁《說文注》自足千古，他的創見與成就不容抹煞，也無可抹煞，但《段注》的光彩，其中部分實為乾嘉江南學者《說文》研究的結晶。我1984年曾根據阿辻氏兩文有限的材料，寫了一篇〈段玉裁《說文解字讀》考辨〉長文，[95] 論證段氏五百四十卷長編事屬子虛，今天我依然堅信這個說法。
注释：
[1] 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經韵樓叢書》本，卷首〈序〉，頁1。
[2]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頁7。
[3] 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17。按段書引陳奐之說及書後陳奐〈跋〉，並作「煥」字，蓋其原名。今改為「奐」，殆因《說文》無「煥」字而改之。
[4] 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13；又二篇上，頁11，又頁17；又五篇上，頁14。
[5] 陳奐〈王石臞先生遺文編次序〉云：「奐憶嘉慶十七年壬申冬，金壇段若膺先生令校《說文注》十五卷，館宿枝園，願留而受業於門」云云（陳奐《三百堂文集》，《乙亥叢編》本，卷一，頁10）；又〈國語校注三種序〉：「昔余在壬申歲，受業於金壇段先生。」（同上，卷一，頁6）則陳奐受業於段氏門下在嘉慶十七年。
[6] 汪龍《毛詩異義》目錄後識語云：「（嘉慶）十八年，獲交金壇段懋堂先生，讀其所注《說文》，鄉所疑義，得補正者若干條。」（《安徽叢書》本，卷首，頁3。）
[7]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頁14。
[8]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頁7。
[9] 陳奐〈跋〉，《說文解字注》卷後，頁2。
[10] 段玉裁《說文解字讀》，1995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頁7「 图片」字條。
[11] 吳省欽《吳白華自訂年譜》，1998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頁14－15。
[12] 劉盼遂輯《經韵樓文集補編》，《段王學五種》本，卷上，頁6－8。
[13] 吳省欽《吳白華自訂年譜》，頁17。
[14]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1936年，《安徽叢書》，頁7－8。
[15] 段玉裁〈寄戴東原先生書〉，見《六書音均表》卷首，頁5。
[16] 張和生、朱小健〈《說文解字讀》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頁15－20。
[17] 段玉裁《說文解字讀》，頁147－148。
[18]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經韵樓叢書》本，卷十八，頁3。
[19] 段玉裁《說文解字讀》，頁340。
[20] 《說文》艸部：「芘，艸也。一曰芘尗木。从艸，比聲。」北京本引「王懷祖念孫曰：『一曰芘茮木』五字，當是『一曰芘芣』之譌衍，《詩‧東門之枌‧傳》：『荍，芘芣。』是也。」（段氏《說文解字讀》，頁63）
[21] 王念孫《王石臞先生遺文》，《高郵王氏遺書》本，卷四，頁16。
[22]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段王學五種》本，頁21－22。
[23]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首，頁1。
[24]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十三，頁12。按此段引文末署「庚戌七月識」，即五十五年秋所撰。
[25] 《說文解字讀》，頁23；《古文尚書撰異》，卷廿六，頁17。
[26] 《說文解字讀》，頁34；《古文尚書撰異》，卷三，頁59－60。
[27] 《說文解字讀》，頁39；《古文尚書撰異》，卷三，頁18－19。
[28] 阿辻哲次〈北京圖書館藏段玉裁說文解字讀初探〉，1981年，《日本中國學會報》第33集，頁250－262。
[29] 阿辻哲次〈北京圖書館藏段懋堂說文解字讀について〉，1981年，《東方學報》第53冊，頁592－610。
[30] 盧文弨〈說文解字讀序〉，《說文解字讀》，頁2。
[31] 沈初〈說文解字讀序〉，《說文解字讀》，頁2－3。
[32] 參見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嘉慶四年及十年條，1989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本第3分，頁603－650。
[33]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7。
[34] 劉盼遂輯《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頁6。
[35] 按段刻《戴東原集》書後《校記》之末，段氏識語：「刻板既成，不欲多剜損，故箋其後如此。得此書者，尚依此研朱校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續修四庫全書》本，頁4）則戴集刻於乾隆五十七年甚明。
[36]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4。
[37] 盧文弨《經典釋文》，抱經堂本，卷首，頁2；又《抱經堂文集》，1990年，北京：中華書局，頁25。
[38]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6。
[39] 劉盼遂輯《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頁6。
[40] 按劉《譜》繫年頗多違誤，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辨之數十事，下文簡譜所記段氏年月與劉《譜》異者，並參拙稿〈訂補〉，茲不具論。
[41]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1－24。
[42] 劉盼遂輯《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頁21。
[43]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將此信繫於嘉慶五年（頁34），劉氏按語云：「按《戴集》刻成在嘉慶四、五年間，詳〈與劉端臨第二書〉。」然〈第二書〉絕無《戴集》刻於嘉慶四、五年之說，不知劉氏何以有此誤？
[44] 段玉裁〈與邵二雲書三〉，《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上，頁22。
[45] 參見拙稿〈清代海寧學術豐碑――陳鱣其人其學述要〉，2013年，劉夢溪主編《中國文化》第38期（北京：中國文化雜誌社），頁137－148。
[46] 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段王學五種》本，頁16。
[47] 參見拙稿〈清代海寧學術豐碑――陳鱣其人其學述要〉，《中國文化》第38期，頁142－143。
[48] 嘉慶十二年四月，段氏撰〈陳仲魚簡莊綴文序〉云：「壬子、癸丑（乾隆五十七、八年）間，余始僑居蘇之閶門外，……而仲魚（陳鱣）十餘年間為人作計，常往來揚、鎮、常、蘇數郡間，每歲亦必相見數回。見則各言所學，互相賞奇析疑，朋友之至樂也。仲魚所為《孝經集鄭注》、《論語古訓》、《六藝論拾遺》、《鄭君年譜》，余既一一雒誦，歎其精核。」（《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上，頁13）此雖未提及《說文正義》，然陳鱣此書五十七年業已成稿，是年二月，王鳴盛曾為《說文正義》作序。（拙稿《王鳴盛年譜》乾隆五十七年條，2012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本第1分，頁146－147）段氏既徧讀陳著各書，而《說文正義》為陳鱣半生心力所注，段氏復研精《說文》，自無不索觀其書之理。今考《段注》「葘」字下引陳鱣之說（卷一下，頁41），則段氏曾見其書矣。〈綴文序〉歷數陳鱣所著各書，獨獨不提《說文正義》，尤可玩味。
[49] 江沅〈說文解字後敘〉，《說文解字注》卷後，〈後序〉頁1－2。
[50] 段氏〈與邵二雲書二〉，《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上，頁22。
[51] 嘉慶元年正月，〈與劉端臨第十四書〉言：「客冬至今，勉治《說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源，……此書計三年可成。」
[52] 張鑑等編《阮元年譜》，1995年，北京：中華書局黃愛平點校本，頁22；另參拙稿〈阮元《經籍籑詁》纂修考〉，200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4輯，頁247－264。
[53] 劉盼遂輯《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頁14。
[54] 《經籍籑詁》，卷首〈凡例〉第十二則。
[55] 嚴可均《說文校議》，《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一上，頁1。
[56] 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二，頁9。
[57] 《說文解字讀》，頁98「返」、頁102「逑」、頁147「斁」。
[58] 《說文解字讀》，頁98。
[59] 段氏《說文解字注》，二篇下，頁6。
[60]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篇上，頁26；又十三篇上，頁15。
[61] 段氏〈與劉端臨第二十書〉言：「竹汀《集》刻者尚有兩種，當徐圖購贈。〈五硯樓詩〉速成之，作札寄與又凱（按即袁廷檮），囑其購竹汀《答問》一種、《傳》一種；前者《題跋》一種，亦又凱所賜也。」
[62] 黃汝成《日知錄集釋》，《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二十一，頁20。
[63] 錢大昕《潛研堂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76－177。
[64] 段氏《說文解字注》，八篇上，頁38。
[65] 錢大昕《潛研堂集》，頁177。
[66]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頁25。
[67] 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12。
[68] 《說文解字讀》，頁12，又頁57，又頁329；《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19；又一篇下，頁17；又六篇下，頁49－50。
[69] 段氏《說文解字注》，卷後〈後序〉，頁2。
[70] 按《說文注》「祠」字（一篇上，頁10）、「正」字（二篇下，頁1）、「睦」字（四篇上，頁7）、「疀」字（十二篇下，頁52）、「凡」字（十三篇下，頁16）、「塹」字（十三篇下，頁34）並引江沅之說，則江沅不僅為段氏校字而已。
[71] 孫星衍《平津館文稿》，《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下，頁37。
[72] 除前舉「」字一條外，另見「顨」（《說文解字注》，五篇上，頁23）、旨部之末（五篇上，頁28）、「秝」（七篇上，頁55）、「从」（八篇上，頁43）、「」（十一篇下，頁15）及〈說文序〉「一曰指事」下（十五篇上，頁4）。
[73]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三，頁48－49。
[74] 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1957－1970年，東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頁207引。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滎播既豬」下云：「古鈔、楓三、南本『播』作『潘』。」
[75]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一篇上二，頁32－33。
[76]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頁33。
[77]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清經解》卷三九二，頁27－28。
[78] 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云：「江徵君學問不逮段若膺之博涉，而篤信謹守、實事求是則過之，志學者所當歸慕也。段氏《尚書撰異》譏其是古非今，又斥其似是而非。繼復云：『名為重小學，而大為小學之妖魔障礙；名為尊《說文》，而非所以尊《說文》。』隱其姓名，亦指江君也。」（《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七，頁5）
[79] 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引自《說文詁林》前編下，頁348。
[80] 王念孫《說文解字校勘記》，宣統元年，番禺沈氏《晨風閣叢書》本，頁7。
[81] 王念孫《說文解字校勘記》，頁5。
[82] 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17。
[83] 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41。桂馥《說文義證》「葘」字下引王念孫說，亦以「不」為「才」字之誤（同治九年，崇文書局刊本，卷四，頁41），與陳鱣之說同。今按：此當以陳、王之說為是，「才」、「不」形近易訛。才、葘聲同，葘訓「才耕田」，蓋由聲得義。諸書僅有「反草」、「反土」之說，段氏必改為「反耕田」，殊覺不詞，不如陳、王二氏改「才」字者近是。
[84] 段氏《說文解字注》，七篇上，頁38。
[85] 段氏《說文解字注》，七篇下，頁3。
[86] 段氏《說文解字注》，十篇上，頁57。
[87] 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4。
[88] 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經韵樓叢書》本，卷十八，頁2。
[89] 陳奐《詩毛氏傳疏》，《續修四庫全書》本，卷十八，頁7。
[90]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一，頁18－19。
[91] 王欣夫輯《蕘圃藏書題識續錄》，王氏學禮齋本，卷一，頁3。按錢大昕弟子李賡芸《炳燭編》卷一「鶴鳴于九皋」條，又舉范望《太玄注》引《詩》亦無「于」字一例，此則段氏所不及見者，故未計之。其實群籍所引尚不止此，如《華陽國志‧劉後主志》引《詩》亦無「于」字，別詳拙作〈錢氏十駕齋養新錄然疑〉。
[92] 蕭穆《敬孚類稿》，光緒卅二年原刊本，卷八，頁10。
[93] 段氏〈與王懷祖第三書〉，劉盼遂輯《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頁18。
[94] 其事始末，參見拙稿〈清代海寧學術豐碑――陳鱣其人其學述要〉。
[95] 此文1988年3月曾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委會審查通過，擬刊於《集刊》第58本。惟當時因長者所抑，我未肯屈服，故此稿最後並未交付發表；然1987年此文曾在史語所學術講論會上提出討論，故外間頗多傳本，業師龍宇純教授所著《中國文字學》即曾俯引鄙說（1996年，臺北：五四書店，頁426－427）。其後病目，喘疾頻生，我興趣亦漸旁移，此稿久置篋底，屢思增訂，碌碌未遑。2011年3月應邀參加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適因先母重病侍側，未能成稿，即以〈考辨〉一文應之，載於該會論文集頁31－74，仍留當日原文舊貌，與本文所論可互為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