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约翰·D. 贝尔纳（John D. Bernal）的这本《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研究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对西方社会深入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并付诸实施有着深远的影响。为纪念贝尔纳的这一伟大贡献，美国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奖——贝尔纳奖，自1981年开始每年授予一位在科学社会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这里对作者和本书的成书背景和观点做些介绍。
J. D. 贝尔纳（1901—1971）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剑桥大学贝克学院教授。他在求学时期师从W. H. 布拉格，因此晶体学和X射线衍射应用方面学养深厚。1932年，他最先将X射线应用于蛋白质晶体研究，随后又研究了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成为用物理手段研究生物分子结构的先驱之一。为此，1937年，贝尔纳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被授予贝克学院物理学教授。
贝尔纳对科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的研究始于他早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早在1919年大学时期，他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有了了解，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H. D. 迪金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从思想上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贝尔纳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31年，苏联派代表团出席了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了牛顿力学的历史发展。这对贝尔纳如何看待科学的视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日后运用这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样板。同年7月，他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亲身感受到苏联的科学体制、科学教育和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所发挥的作用。随后在1932年和1934年，他又两次访问苏联，对苏联科学事业的组织和发展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为他日后写作本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框架。
本书成书的另一个背景是一战后尤其是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战争阴霾。人们对资本和财阀将科学技术成果无限制地用于攫取利润、用于战争目的感到茫然和无奈，于是一方面在学术界内部滋生出一种让科学脱离政治回归自由的思潮，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则兴起一股反对科学排斥先进技术的运动。科学的社会作用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正是为了从正面阐明这些问题，贝尔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了本书。
与1929年大萧条下产生出的凯恩斯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一样，贝尔纳在本书中也强调了政府对科学的组织和发展的调控作用。他认为，要想使科技成果不被资本完全用于牟利，而是用于造福于社会，就应当以苏联为样板，由政府从源头上对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成果的应用进行引导和管理。苏联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推动下，整个国家经过15年时间（从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实现工业化国策到1940年基本完成目标）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工业强国，国民的科学素质同时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详见本书第八章第八部分“科学与社会主义”和附录七“苏联的科学研究组织”）。因此，贝尔纳提出了对科学的全面计划管理。他甚至得出了“科学就是共产主义”的结论（见本书第十六章第三部分）。
80年过去，虽然科学的发展已经远远不止贝尔纳当时所描述的那些学科，科学之间的交叉、边缘科学的门类、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扩散和应用的途径，远非当时可比。因此书中的一些描述和结论已显得仅具有历史价值，但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即科学只有在其目的与社会发展的目的一致，只有通过与社会的互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有力支持，才能得到迅速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书中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也仍在具有借鉴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