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木山

　　此书闻名已久，部分内容也曾经见过，现在终于看到全貌了。但说“全貌”也不尽然，译者赵京华说，此书根据日文再版译来，但是再版时增加的几篇却删去了。这个也是遗憾。木山做学问那是没得说，风度更令人佩服，译者赵京华一直致力于绍介日本学者的学术作品，眼光似也不俗。
　　周五晚上买了回来，马上就翻完了。果然还是木山式细致而回环往复的描述，思考颇深而少论断，倾向总是难免的，但在再版补注以及后记中又再次反思、修正。
　　只翻一遍，不好评说。但有些地方很有意思，暂时记录一下也好。
　　首先，木山氏谈到马叙伦时，有这样的说法：“那种志士仁人式的民族主义似乎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国民党主流不相合拍，又和现代式政治性的胡适等的立场构成了鲜明对照。这种与近代化擦肩而过的旧式政客和军阀的所谓失落感往往成为与占领者合作的有力温床，如纳粹占领下维希政权的法国也有相似的事例。”书的起首说马叙伦，一方面描述1935年北大教授对抗日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为后面勾勒周作人的可能心态做铺垫。而这里透露的信息则是，木山把周氏跟“主流”以及现代式政治性的立场区别了看来，进而未免不把周氏和“志士仁人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就为全书打下了基调。
　　二者，周作人在“附逆时期”的讲话和文章，当然是“拟态”，不能畅所欲言——而他一向为文也并非畅言，不过，这里更加了几分“拟态”。这所谓拟态，我想主要指的是对“原始儒家”的推崇，一种复古的民族主义的东西。这东西，自然和大东亚共荣之类的思想不合，与“五四”新文化思想从表面看也是背道而驰的，但周氏却在大谈《中国的思想问题》时屡屡提及。很有意思的就是，周二先生这里的态度仿佛跟“大先生”鲁迅很有相通之处：他不断提及“禹功”，甚至给学生讲演时还学起“禹步”。
　　三来，木山氏注意到一点，“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艰难曲折地肯定了最终无法超越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这个发现还是很敏感的。虽说这个发现也不能说是独见，可是木山氏在这个问题的辨析上无疑是极有分寸的，既不曾偏离问题，又没有过度阐释。他从以上思路进而联想起未免不与周作人倾向相似的俞平伯，后者最终却能免于成为“与敌合作者”，可能正因为是民国成长起来的，是真能够“非政治的一代”。就“反政治”与“非政治”的分别，未尝不可以移来理解鲁迅。周作人固然有与年轻一辈“不同代”的喟叹，其实鲁迅在二十年代就有了。就这个角度而言，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一代，与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果然还是很不相同的。此间大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