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教义在17世纪认识论哲学争论中的回响

简评+阅读建议

为什么“人的堕落”会与“科学的基础”并置并成为一本书的标题？带着这个疑问，我买下了这本书，并且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带给我有关17世纪神学、哲学以及科学理论的全新认识。我会首先把这本书推荐给所有感到难以理清17世纪哲学领域的“认识论转向”的朋友们。这本书以一个连贯的主线（神学人论）串起了蒙田、笛卡尔、莱布尼兹、马勒勃朗士、洛克、培根等17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们的认识论理论。更重要的是，作者哈里森一方面将这些理论置于新教改革这一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另一方面又讲述了这些方法如何在17世纪末期被自然哲学最早的一批实践者们（尤其是波义耳和牛顿）真正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因此，加尔文、路德和他们的追随者、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以及牛顿等自然哲学的研究者都得以加入这场谈话。这本书因此避免了在大学的哲学课堂上学生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教授们讲述的哲学史里只有哲学家而没有其它在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以及相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同时，想要阅读这本书有一定的门槛，读者最好对欧洲现代早期的哲学史有一定了解。作者对于笛卡尔、蒙田、培根、洛克等人的重要理论往往是一笔带过，如果完全不了解他们的理论和分歧，阅读起来可能还是会稍感吃力。不过，与本书标题所暗示的不同，我认为几乎没有神学和科学史基础的读者也可以轻松地理解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书中涉及神学的部分集中在亚当的能力、原罪的影响等有限的主题上，而且相对比较浅显。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专业读物，如果你对宗教改革的影响、现代实验科学的历史及其运作方式或17世纪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感兴趣，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

内容简介

正如《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这个标题所显示的，作者哈里森在这部作品中雄心勃勃地提出：“新教改革的发生，它所酿成的权威性危机，以及它所倡导的新的神学人论，共同挑战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对人类学问的统治，并使建立新的知识基础成为必需。”

培根以及他所代表的实验主义进路是17世纪在欧洲建立新的知识基础的最重要的尝试之一。哈里森认为实验进路基于一种悲观的神学人论，即理性的有限性（无论是源于堕落还是由于人类在神的造物中所处的位置）使得获得具有确定性的、证明性（demonstrative）的科学知识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可能的。不过实验主义乐观的一面在于，实践者们相信在对人的有限性充分认识和解释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某种严格的方法论的指导以及集体性的通力合作获得“权宜知识”。17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可以说是实践这一进路的代表。因此，与长久以来流行的看法不同，现代实验科学也许并非起源于一种来自启蒙运动的“对理性能力的绝对信仰”。恰恰相反，最初提出需要通过实验获得知识是由于人们发现理性是如此容易犯错，自然是如此具有欺骗性，以至于必须使用某些强制性的的手段以指导并辅助知识的获取。

笛卡尔及其追随者则代表了另一条重要的进路，常被人们称为“唯理论”。与实验主义针锋相对地，唯理论者对人性有着更加乐观的估计（因此也更接近托马斯主义而非加尔文主义）。他们认为堕落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人的内心中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自然之光”，人们可以依托这种光来发现不可错的、真正的科学真理。在这一进路中，数学和天文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对笛卡尔、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出现在这一方案中也不必感到惊讶）。其中，对数学真理的追求一方面源于对柏拉图主义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数学本身在证明和推理上的严格性（即使不是确定性）。唯理论者认为，人们认识数学真理的能力很好地证明了堕落并没有完全剥夺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也说明了“自然之光”的存在。对天文学的热忱则可能来自于一种更古老的神学观点，即虽然亚当的犯罪使得人以及他周围的世界陷入了堕落的状态，但天界仍然保持着原初的神圣性和可理解性。因此，研究天文学与研究其它自然哲学在当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在当时，自然界受堕落影响的观念和自然界受神所造而具有可理解性的观念同时存在且处于一种危险的张力中），而使用数学方法研究天文学则是在用人内心中未受堕落侵扰的部分研究未受堕落影响的天界则（在原则上）具有最高的可行性。

17世纪末，牛顿首先结合了这两种进路并创立了真正“科学的”数学物理学。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将数学方法引入实验进路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叛逆的尝试。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实验进路代表着悲观的神学人论，而坚持使用数理方法的唯理论则坚持更乐观的人性论，因此双方互相排斥对方的方法论。而牛顿之所以大胆地将两种方法相结合，或许部分来源于他对人论的漠不关心。牛顿坚持对《圣经》严格的字面意义解读和极简主义的神学。他认为“三位一体”教育不符合《圣经》，而是后人将希腊哲学引入基督教神学的产物。牛顿对“三位一体”的拒斥意味着他否认耶稣的神性，也暗示了他对人的堕落状况持某种程度上的不可知论态度。于是，他得以为实验方法引入“确定性”的维度，也就是说不再满足于获得“权宜知识”，而是要求通过实验和数学推理得到可证明的科学结论。牛顿的遗产在18世纪被进一步发展，直到发展为今天仍然存在的两种科学传统：实验主义传统与数学理论传统。另外，牛顿还抛弃了自然哲学对于重获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的追求。无论是实验进路还是唯理论进路，都相信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恢复亚当知识的努力。亚当的罪导致了自然界的反叛，动物不再听命于人，自然世界变得神秘莫测而不可理解。17世纪的许多思想家都同意发展科学是为了（部分）恢复人对自然的统治。然而，牛顿显然对此了无兴趣，他重新设定了自然哲学的目标——诠释自然。当然，这一目标并非不具有神学上的意义，它旨在通过诠释自然原则揭示神创造世界时所赋予世界的理性原则。因此，牛顿的方法不再依赖其方法论上的合法性以获得神学上的合法性，而是通过其（可能的）结果获得神学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