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虞思徵：陈汉章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平议
摘要：梁启超自1920年旅欧回国后，将重心从政治转向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在史学领域，他提倡"新史学"，反对"封建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即是集中反映其史学观、史学理论的名著，在史学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书原为梁启超1921年在南开大学演说之讲稿，孴合成书后不免有误。日人桑原骘藏曾撰文纠正，业广为人熟知。其后陈汉章亦拈出书中舛误六条予以辩驳，然少为人注意。其中有确为梁氏之误者，如"《春秋》详杞伯姬""陈平盗嫂"，亦有不尽然者，故为平议，冀有小补于此书。
原文发表于《史林》2018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虞思徵，上海人，201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训诂学等，曾整理出版《论语集解》《愚庵小集》《列女传补注》《汉学商兑》，并参与《王氏四种》《明经世文编》等古籍的点校整理工作。
梁启超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尤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诸书最为文史学界所推重。梁氏文风汪洋恣肆，情感充沛，故而极富感染力。《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原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之序言，俄而序成，篇幅竟与原书相埒，遂不得不独立成书，其才思之敏捷可见一斑。亦由其为文之速，故于细枝末节处难免疏漏。《中国历史研究法》原为梁氏1921年在南开大学授课之讲稿，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该书问世后风行一时，尤其是书中所提出、归纳之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界影响甚巨。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于1925年撰《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纠正梁失八处，但仍给予此书较高评价。1929年，宿儒陈汉章亦撰文点评此书，刊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然少为人所注意，其中有切中其误者，亦有不尽然者，其文开篇即云：
桐城姚仲实先生，撰有《历史研究法》，朴属微至，使人有下手功夫。某氏所著，以报馆谰言，耸人听覩，风行一时。按其内容，则有破坏而无建设，多空谈而尟实功，此其职力所限，固不可强。抑且称引典籍，重貤悂谬。玩所说之新异，实俗语为丹青，未免贻害学人，固匪翘之短。
虽未指名道姓而只言“某氏”，但据下文所例举各条，知为针对梁启超之《中国历史研究法》无疑。陈汉章共条举六事，先引梁书观点，复为案语其下。今仿其例，先摘录梁书原文，再引陈文案语，复为按语平议之。
一、郭象《述征记》今存
《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曰：“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陈汉章云：“注《庄子》之郭子元，曷尝有《述征记》？惟郭缘生有《述征记》。见《隋、唐书·经籍志》。但其书久佚，惟引见《水经注》《北堂书钞》《初学记》《后汉书注》《文选注》《太平御览》，不得曰今存。”
按：《世说新语·文学》“郭象者，为人薄行有儁才”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云：“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辟司空掾、太傅主簿。”刘义庆谓郭之《庄子注》乃窃取向秀之著而成，是必时人风传。《隋志》有晋太傅主簿郭象注《庄子》三十卷目一卷，又《庄子音》三卷、《论语体略》二卷、《论语隐》一卷、《郭象集》二卷。《旧唐志》所录有《庄子注》十卷、《论语体略》二卷、《郭象集》五卷，书名卷帙与《隋志》不尽相同。然《旧唐志》有郭象《述征记》二卷，梁启超云“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殆有所据。然《隋志》记《述征记》二卷题郭缘生，《水经注》《新唐志》《通志》《太平寰宇记》同，罗泌《路史》又作郭缘之，则“之”乃“生”之讹。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罗列《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中所称郭氏、缘生之不同称谓，未加评述。姚振宗谓“据所存佚文，似缘生从宋武北征慕容超，西征姚泓时所记，并在晋义熙中也”。佚名《新唐书艺文志注》在“郭缘生《武昌先贤传》”下云：“《隋志》：‘《武昌先贤志》二卷，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缘生，疑郭翻之后。翻，武昌人。”清叶昌炽据《岁时广记》《草堂诗笺》辑得《述征记》佚文四条，刊入《毄淡庐丛稿》。其实文献所征引者不啻数十百条，远不止此。
梁启超依据《旧唐志》并自注“其书今存者希”，不得谓其非，所非者恐刘昫等之误。陈汉章直就《水经注》《北堂书钞》等立论，固近其实。
二、《春秋》详杞伯姬
《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曰：“复次，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余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去分尔许篇幅，则亦曰借以奖励贞节而已。”
陈汉章云：“《春秋》一经，惟书宋伯姬为详。故《公羊传》有录伯姬之说。若杞伯姬，则‘三传’皆无文以计之。”
按：《春秋》经文所记“伯姬”凡十余次，然分属纪伯姬、杞伯姬、郯伯姬及宋伯姬等。纪伯姬乃鲁惠公长女，隐公二年十月归于纪，庄公四年三月卒。郯伯姬则仅于“宣公十六年”下记“秋，郯伯姬来归，出也”，盖嫁于郯君而又为所出者。梁启超所言之杞伯姬，乃鲁庄公之长女，据《史记·陈杞世家》索隐，当是杞成公之夫人。《春秋》经文所载杞伯姬凡六次：庄公二十五年归于杞、二十七年春与庄公会于洮、是年冬又归鲁；僖公五年春来朝其子、二十八年秋归鲁、三十一年冬来为其子求妇。其中非但无贞节之事迹可资奖励，反有两事为“三传”所微刺。《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公会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义不巡守，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洮为鲁地，庄公出行至洮，非为民事，乃为与其女相会，故云“非事也”。又《穀梁传·僖公三十一年》言杞伯姬为子求妇事曰：“妇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妇人之义，非有大故，不出夫家。杞伯姬自嫁后多次返鲁，前数次或可以归宁目之，然僖公三十一年之时，其父母皆已去世，为子求妇而归，踰于正礼，故有“非正也”之刺。
宋伯姬者，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缪姜。《春秋》经三记其事：其一，成公八年春，宋共公遣使华元来聘，夏又遣公孙寿来纳币，冬卫人来媵。其二，成公九年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其三，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大灾，伯姬因待姆逮火而死。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宋伯姬之卒，‘三传’皆记其事，而尤以《穀梁》最详。细玩“三传”之评价，《左传》举当时人之议，并不以伯姬为贤；《公羊》以为称谥者，贤伯姬也；《穀梁》则盛赞其贞节，以为伯姬之妇道尽矣。后《淮南》《列女传》皆取《穀梁》义。《列女传》颂曰：“伯姬心专，守礼一意。宫夜失火，保傅不备。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贤之，详录其事。”后世遂以伯姬守义而死为妇道之至，故梁启超曰《春秋》借以奖励贞节。然误以“杞伯姬”当之，可谓宋冠杞戴。陈汉章所云近是，惟“杞伯姬‘三传’皆无文以计之”之语不确。
三、郭守敬所造仪器，自德国送还
《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曰：“（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其自注曰：“诸器大抵皆元郭守敬所造，拳祸时为德人所掠，前年遵《威赛条约》还我者，即此物也。”
陈汉章云：“康熙初，南怀仁、汤若望改造观象台仪器，已毁去郭太史旧制。梅文鼎《历算全书》，痛惜而详著之。某氏自云‘通晓西算’，曾未一观《勿庵全书》乎？”
按：据《明史·天文志》，明初定都南京，将大都所藏元代郭守敬等所制仪器运存南京，及成祖迁都北京，仿制元代仪器用于观测。清康熙间，将南京鸡鸣山观象台陈列之元及元以前天文仪器运往北京。康熙十二年（1673），南怀仁制成大型铜仪六件；五十四年（1715）安装由法国传教士纪理安设计监制的地平经纬仪；乾隆九年（1744）又增加由德国传教士戴进贤设计监制的玑衡抚辰仪等。梁启超云北京旧钦天监观象仪器“大抵皆元郭守敬所造”，虽不确切，但亦非全错。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德国统帅瓦德西和法国统帅伏依隆瓜分了十件天文仪器。法国所劫者藏存于驻华使馆，于1902年迫于世界舆论归还我国。德国劫得天体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浑仪五件，拆散后运回波茨坦，安放在皇家花园的橙园前草坪上。1919年德国战败，据《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应将此批劫得的天文仪器归还中国。后经种种曲折、重重磨难，终于1921年4月7日运回北京，安装在北京观象台。梁氏撰写时在1921年，故云“前年遵《威赛条约》”云云。但若如梁说为德国所掠者皆郭守敬所造，则其中大多为南怀仁所监制而非郭造者也。
陈氏云“康熙初，南怀仁、汤若望改造观象台仪器”，汤若望生于1592 年，逝世于1666年，其进献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在多尔衮时代，并无康熙初改造观象仪之事。南怀仁生于1623年，1660年被派往北京协助汤若望工作。历经康熙三年（1664）由杨光先等发难的迫害天主教事件，汤若望亦在两年后逝世。经平反，南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开始主持改造观象台及制造六件大型天文仪器：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于康熙十二年（1673）完成。可见天文仪器之造作与汤若望无关。又云“已毁去郭太史旧制”，承上句观之，似指仪器，但当时仅是不用其法，郭之仪器废置不用而并未毁去，此语欠精确。陈氏又曰梅文鼎《历算全书》中详著康熙间置换郭器事，今核其书，全无记载。即其《大统历志》卷八有《郭守敬传》一篇，亦未提及此事。其谓“某氏自云‘通晓西算’，曾未一观《勿庵全书》乎”一语，似乎无处着落。
四、《虞书》蛮猾夏可疑
《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曰：“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其与此相类者，例如《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此语盖甚可诧。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帝舜时安从有此语？假令孔子垂教，而称中国人为汉人，司马迁著书，而称中国人为唐人，有是理耶？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
陈汉章云：“《舜典》之‘夏’，非代名。中国称华夏，自黄帝始，说详拙撰《上古史》。某氏执一夏字疑古经，与执一鲜卑之文疑《楚辞》，同一狂诞。曷不读《说文》与《国语》？”
按：梁启超1927年二月至六月在燕京大学发表关于古书辨伪之讲演，后由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三人据笔记汇集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其中卷一总论第四章“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亦提及此例：
“（乙）从文义内容上辨别……（C）用后代朝代名 我国以一姓兴亡为朝代，前代人必不能预知后代名，但是《尧典》却有‘蛮夷猾夏’的话，夏乃大禹有天下之号，固然，秦以前的外民族号本民族为夏，汉以后的外族称本族为汉，唐以后的外族称本族为唐，我们现在还是自称汉人，华侨现在还是自称唐人，但都是后代人称前代名，没有前代人称后代名的。《尧典》却很可笑，却预知本族可称夏，这不是和宋板康熙字典同一样笑话吗？我们看那篇首不是分明说了‘曰若稽古帝尧’么？加以现在这层证据，可知一定是夏、商以后，孔子以前的人追述的，而后人却说《尧典》等篇非尧、舜的史官不能做到这样好，岂非笑话！”
陈汉章此条针对梁启超质疑“蛮夷猾夏”一词而发。梁云《尚书·尧典》，陈云《舜典》，此缘今古文之不同。今文《尚书》将尧舜事迹总为《尧典》一篇，《古文尚书》则割“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以下为《舜典》，“蛮夷猾夏”一词在其后，故两人所举篇目不同。梁启超将“蛮夷猾夏”之“夏”理解为夏朝之“夏”，是立足于中华有“诸夏”之称在大禹有天下之后。陈则谓此“夏”非朝代名，而是“华夏”之名，此名始自黄帝之时。《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段乃是帝舜命令皋陶出任理官，主持刑法以绳有罪。孔《传》注：“猾，乱也。夏，华夏。”孔《疏》：“猾者，狡猾相乱，故猾为乱也。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定十年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孔《疏》缘孔《传》而阐释，意甚明显。《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用《舜典》此句不作翻译，文字全同。裴骃《集解》引郑玄云：“猾夏，侵乱中国也。”刘起釪立足《古文尚书》孔《传》为伪书，故云孔《传》本于郑注，此可讨论不赘，至少汉末《古文尚书》学者郑玄此说代表了当时经师之理解。《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杜预注：“此邾灭须句而曰蛮夷，《昭二十三年》‘叔孙豹曰，邾，又夷也。’然则邾虽曹姓之国，迫近诸戎，杂用夷礼，故极言之。猾夏，乱诸夏。”邾虽曹姓之国，因为用夷礼，所以叔孙指其为夷。须句小国在东平须昌县西北，风姓太皞之后，自是诸夏之国，所以对邾人灭须句，《左传》亦用“蛮夷猾夏”来形容。此见春秋时对夷夏之看法。《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何休注：“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春秋》以鲁国为中心，则所谓诸夏，即鲁国以外之诸侯国，与外围之夷狄有别。“蛮夷猾夏”之“夏”，即《左传》《公羊》之“诸夏”，与四夷之夷狄相对而称。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当时的夏、诸夏，是周人的自称，与大禹建立之夏，已有一定的区别。王树民在《“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一文中详细论证了夏与中国都是西周初年所使用的称号，证实许慎之说保存了古义。征诸文献，除上面所举外，《论语·八佾》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左传·闵公元年》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均皆以诸夏与夷狄、戎狄对举。返观“蛮夷猾夏”，以蛮夷与夏对举，其“夏”之指义亦就诸夏而言，别无他指。
由以上诸义体味梁启超“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语，知其不为不知。梁氏之意在于《尧典》（包括《舜典》）记尧舜之事，当时尚无“夏”、“诸夏”之名，由此可以反证《尧典》是后人追记，非当时实录。刘起釪曾力主《尧典》等是七十子后学在战国之世编成，在《尚书校释绎论》中却接续梁氏之说云：“梁氏尚以《尧典》为尧舜时之篇章，所以提出此疑，是提得对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尧典》是成于春秋之世儒家之手，则他采用了《左传》中所保存的春秋之世流传的此句成语，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奇了。”忽而战国，忽而春秋，疑惑不定。梁氏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为“《虞夏书》者实周以后所追述”。此处又说“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以为在春秋孔子之时代，亦前后不一。总之，皆因《尧典》之时代诸说纷纭，无法定于一尊。
至于陈汉章云“中国称华夏，自黄帝始，说详拙撰《上古史》”。其《上古史》第二章之三《黄帝之名义》云：“中国自古称华夏。”引《舜典》‘蛮夷猾夏’传、《左传》‘裔不谋夏，夷之乱华’正义、《诗经·小雅·苕之华》郑笺等证成其说，并总结道：“然则黄帝者，犹言华夏之帝，非自中国之西北方来，抑黄帝治中土。”回到本题，陈氏以黄帝时称华夏来指责梁氏，未为允当。但《尧典》中“蛮夷猾夏”之“夏”已经不是夏朝的专名，而是西周以下春秋、战国对中土诸侯国的称谓，这是当时的共识。梁氏以此质疑撰作于后世之《尧典》不应用“夏”字虽可成立，但云“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谓此乃孔子所定之经，即承认为孔子所定，则孔子处春秋之世，完全可以用“夏”、“诸夏”来称代中国，如此再“不能不致疑”，就偏于疑所不当疑了。之所以用语会如此含混，主要还是《尧典》撰作的确切时代无法确准。
五、于阗人之尉迟敬德
《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曰：“（第一、搜集史料之法），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
陈汉章云：“尉迟恭，朔州善陆人，明见两《唐书》、《广韵·入声·八物部》。尉迟复姓，其先魏氏之别尉迟部，因而氏焉。唐有将军尉迟敬德，是敬德与《周书》之尉迟迥同所自出，与西域之于阗何涉？若于阗王尉迟胜，天宝中始入朝，广德中备宿卫。今于千余年后，为之认同族而改籍贯，恐鄂国公不任受也。唐西域疏勒国王亦姓裴，岂可以唐初佐命裴寂为疏勒人？”
按：《新、旧唐书》本传皆云“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阳人”，非陈言之善陆也。《唐书》不言其祖宗，陈氏言其与《周书》之尉迟迥同所自出，而不与西域之于阗相涉。《元和姓纂》卷十“尉迟”下云：“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至孝文时，改为尉迟氏”。岑仲勉据本书卷八“尉”下“魏孝文帝改为尉氏”，遂谓此处衍“迟”字。实则孝文改姓，有改为单姓，然其先有以原部族称号为姓氏者，未必是衍文。《周书·尉迟迥传》云“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姓焉”。赞宁《宋高僧传·窥基》：“尉迟之先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国。入华则以部为氏也。”所谓“因而姓焉”者，所谓“以部为氏”者，即以尉迟为姓也，皆其证。是其先为尉迟部，入华以部为氏，至孝文又改为单姓尉。又《魏书·太祖纪》云“天兴六年（403）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是其改部为氏似在五世纪初。《姓纂》卷八“尉”下引《魏书·官氏志》云“北方尉迟部，如中华诸侯也”，岑仲勉云“今《志》作‘西方尉迟氏’，按于阗王姓尉迟，见《新书》二二一上，其在西方，似有更久远之历史，余以为应从《志》作‘西’。”姚薇元引《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乞伏利那讨尉迟渴灌于大非川，收众三万余落”，云“大非川即今青海布哈河，是尉迟氏之原住地远在代京（大同县）之西，与《志》称‘西方’合”。《新唐书·于阗传》：“于阗或曰瞿萨旦那……王姓尉迟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贞观六年遣使者入献。后三年，遣子入侍。”是于阗王姓尉迟氏之证。姚薇元举西藏文献中所见于阗王姓名表册，其名前皆冠以Vijaya一字，而谓梵文Vi即“普”之意，jaya即“胜”之意，左证两者关系。然其谓于阗尉迟氏，与代郡尉迟氏有别，殆以尉迟敬德《唐书》本传谓为朔州人，《尉迟公碑》记其河南洛阳人；又《高僧传》记窥基为京兆长安人，智严为于阗人。洛阳、长安皆代郡，故云“代郡尉迟氏，非来自于阗矣”。其实于阗王时代在前，尉迟敬德、窥基等在后，其间辗转迁徙，正未可知。梁启超谓尉迟敬德为于阗人，未必有如此理性认识。而陈汉章认同尉迟迥与尉迟敬德同族同源，而不知《官氏志》尉迟氏来自西方与于阗国王有关，皆当时姓氏研究尚未深入故也。
六、人异陈平盗嫂，平曰我乃无兄
《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曰：“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似此类者，其反证力甚强，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强之反证的反证，则其误伪终不能回护。此如人或诬陈平盗嫂，平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陈平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余地也。”
陈汉章云：“陈丞相兄嫂，明见《史记·世家》。其嫂且嫌其不事生产，曰：‘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今乃以直不疑语，加入其叔口中。答陈丞相有知，必为之绝倒，且必疾起而应某氏曰：‘我乃有兄。’”
按：《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此即陈汉章所引，可见陈平绝无盗嫂之事。《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在万石君后附南阳人塞侯直不疑传，记其二事，一为同舍郎失金而诬不疑所为，二是有人诋其“状貎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前一事，不疑买金偿还，终使同舍郎大惭；后一事，不疑应以“我乃无兄”而不加辩白。太史公记其二事，形像地勾勒出直不疑之为人。后《汉书》《汉纪》皆小变太史公文而记之。梁启超谓“或诬陈平盗嫂”，实属误记。
1924年《中国历史研究法》重版即改作“此如人或诬直不疑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余地也”。此处之正误，或为梁启超自觉其误而改正，或经他人提醒后改正，抑或陈文虽刊于1929年然早已写就并为梁氏所晓，究属何种情况，今已不可考证。然以理揆之，梁启超自1926年初即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此后身体欠佳并于1929年初去世。或未及逆覩陈文发表。且陈文所列举六条之中，勿论其余，即“陈平盗嫂”与“《春秋》详记杞伯姬”两条明为梁氏之误，若梁氏得见陈文，则必在重版中将“杞伯姬”予以改正。又陈汉章所据以撰文之版本，必是1922年之初版，否则1924年重版已将“陈平”改正为“直不疑”，已无撰写“陈平盗嫂”一条之必要。
余论
陈汉章在文末总结道：“凡人著述，固不能无误。然止自误，不至误人。若欲立一言以教人，曷其奈何勿慎？”此或言之过重。今时距当日几百年矣，梁启超此书亦经二十余次重版，仍为史学爱好者入门读物之一。盖因本书乃其治史学二十余年经验之总结，在当时有开创之功，于今日仍有参考价值。梁氏《自序》云：“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固其自知书中难免小失。虽瑕不掩瑜，然今后再版时若可将此类疏略之处予以指明或更正，庶可免于陈氏“误人”之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