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高原：在21世纪发现德勒兹

在福柯与德勒兹之间著名的哲学梗中，20世纪被福柯半开玩笑式的称为“德勒兹的世纪”。无论福柯带有多大的真诚度说出这句话，至少德勒兹用他的哲学预言般的证明说明迄今为止的21世纪就是德勒兹的世纪。从《千高原》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几乎所有的热点和要点话题都被70年代的德勒兹在哲学上进行了阐述，互联网、万物互联、元宇宙、ChatGPT，女性理论、后殖民、生成、流变、欲望机器、无器官的身体、游牧主体......正如高原的“隐喻”，代表了不同主题之间连接而成的复杂网络，散发着生命般的创造性。而这样一部60万字的连绵不断的高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最具创造性（没有之一）的哲学“孩童”（德勒兹自称）的惊鸿一瞥。 “根茎”作为《千高原》的核心概念，不同于传统的树形思维，是一种鲜明的现代思维。思考不再以树的形象运行，从一个中心基础慢慢长上去，再打开旁支旁脉，而是“天马行空”般的、如“孩童”般的从任一点达至任一点。康德奠基式的思维模式已经让位于一种碎片般的（非贬义）无限连接。就像书——文字这个配置本身，如果想完美运转就必须和其他配置无线相连，也许是其他的文字，其他的行动，其他的意识，不一而足。这种连接的无限可能性无疑是去中心化的、庞杂的，但是是极具创造力的，任意主题的连接或者说领域之间的互渗都在不断创造新的维度和想象力。在这个体系中，信息精确度的重要性便降低了，因为过于精确的信息往往阻碍的是连接，是解域的困难，被信息的混杂和整全性所取代，到这里我们就已经管窥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逻辑，也包括信息治理的现代逻辑。我们在互联网生活中注视到的各平台之间的信息互通，大数据对用户习惯的把控，万物互联的概念，就是基于根茎思维下对于数据的要求：全体的而非随机的，混杂的而非精确地，相关的而非因果的。包括在疫情时代无法实现的精准管控，实际上都是根茎体系的内在要求。在根茎体系下，德勒兹提出了自己的“生命”观念：一种万事万物的本体论概念，无论是否是有机体。根茎所带来的是一切的连接，也是一切的相互创生，不断生成，这个体系本身具有一种鲜明的创造力，无穷无尽，就如我们惯常以为的生命一样。它们不是有机体，组成它们的元素是那些看不见的线，它们是“无器官的身体”。就如同当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德勒兹的这种世界即生命的生命主义让我们更充分的理解媒介，当下媒介早已将技术、生物、社会、政治都缠绕在一起，进入了“生命化”领域。这里的无器官的身体，不断增加的无器官的身体高原，就像是利维坦版画中组成外在于城邦的主权者身体上的每个“个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根茎网络。 现代人/现代性感到的无根基性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有关，奠基被“网络”的去中心化取代了，无器官的身体带来的无限生发让人感到面对的是一种无头无尾的周遭。现代的问题好像可以归咎于根茎——无器官的身体——平滑性，韩炳哲在《美的救赎》中写道：平滑是当今时代的标签，一切否定性都被消除，没有断裂，没有死亡。但德勒兹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在这个现代模式下，德勒兹和福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代是打破节段化与克分子，是生成，是解域，是逃逸，是加速。任意连接的平滑空间蕴含着逃逸的可能，在人被现实节段化的时期（包括福柯意义上的规训），人实际上依旧可以通过“根茎”实现对系统的逃逸，作为游牧主体而存在，真正的社会形态是由逃逸线而决定的。也就是说，主体不是福柯所说在权力面前的无能为力，不是被黑格尔历史哲学框定的，是可以重新连接——生成的。德勒兹把“游牧”作为历史学（传统意义上的）所不能理解的忽略部分来提出，旨在将其当作根茎来表达一种抵抗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性编码的一种批判性意识，这种意识指向的就是逃逸性以及一种非再生产的生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阐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希望避免浪漫化倾向，碎片化本身极易重新唤醒权力结构的再生产，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微法西斯主义”，因此游牧的最终目的指向的是摆脱微法西斯——某种纹理化的可能。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中，资本实际上推动了根茎思维的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是跨域的，是解域的，是超越于国家界域性的存在，就像那句俗语：资本没有祖国。德勒兹将资本看做非人的加速力量，把压抑、流变的力量加以释放，让生命（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世界生命）从解锁中解放，给予逃逸，给予游牧，给予生成。德勒兹希望达到的是生成——儿童的境界：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成为一个孩童，以孩童身份感触世界，并让世界重归孩童时代。becoming——child。 到这里，仅仅在《千高原》我们便已经发现了德勒兹对现代的重大影响，现代最重要的三大思潮——后人类、人类世、加速主义——全部由德勒兹予以开创或深化，三个领域后来的发展和讨论，以及标志性的著作，全部无法绕开德勒兹，甚至全篇运用德勒兹，目前为止21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这绝非虚言。 此外，千高原中德勒兹在讨论逃逸——解域——游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触及对第一哲学——政治哲学的讨论，也需要我们仔细思辨。德勒兹的逃逸不同于福柯的规训，后者是主体在权力面前的绝对从属，前者则是压制下主体被激发的不可改变性。这种逃逸带来的负面效果便是“合理化压迫”，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在节段化体系下的逃逸可能，强调在最深的压迫之下仍然可以激发潜能，那么主体就变为了承受被动性的存在，这也是多难兴邦叙事以及歌颂苦难叙事的元哲学。我们必须意识到，逃逸——游牧在当代的被迫性，它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成为消解力量的凭借。在这个层次上就能再次凸显出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与《逃避统治的艺术》的重要性，它和德勒兹的呼应型不仅仅是在于“游牧”作为一部历史学方法或人类学实践的作品，而在于填补“游牧主体”如何建立自己的非碎片化的世界，实现去中心化的根茎社会，以及提供一种对逃逸多面思考的可能——这样的武器绝非最终的解决方式。这种对于前现代的返溯实际上是在为后现代的游牧提供原料。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其实是走出书斋的德勒兹。 ps：德勒兹对于“战争机器”、国家“捕获装置”的叙述也非常精彩，但碍于行文逻辑不再叙述。《千高原》难读的点与《差异与重复》不同，后者是激烈的作品，哲学史强度大，门槛很高，而《千高原》像是尤利西斯式的意识流写作，可能需要一些灵光一现的思维理解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