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时，Christopher Doyle当上了海员，他在大海上漂泊数年，去泰国当中医师、印度从事钻油工、还在以色列放过牛。30岁时，他漂到了香港，中文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杜可风。“我是水手，喜欢飘来飘去，所以当然是风。”那时杜可风并不知道，几年后他就会停止漂泊，和一个叫王家卫的人在香港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最早停泊香港时，他因为付不起昂贵的学费，跑去台湾，并认识了后来影响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一群年轻人，其中便有杨德昌与张艾嘉。他们邀请杜可风拍《海滩的一天》时，他还没学会打光，最后却“莫名其妙”拿到了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一年后，杜可风回到香港，正逢崭露头角的导演王家卫寻找合作摄影师。如今，杜可风71岁了，仍然爱喝酒跳舞，从没想过哪天不再拍电影。几年前他定居上海，常常穿着标志性的“破烂裙”，在市区某梧桐街道一带散步，和每个认出他的路人合影聊天，他那张醉醺醺的、兴高采烈的脸时不时出现在社交网络上。杜可风新书《漆中之黑》的发布会现场挤满了观众，楼梯堵得水泄不通，他狡黠的俏皮话引得全场笑声连连。活动结束后，界面文化（booksandfun）采访了他，谈到了王家卫、空间感以及电影与朋友，第二天，杜可风又将赶赴新剧组拍摄了。界面文化：1990年，你和王家卫初次合作了《阿飞正传》，后来又一起拍了一系列电影，和他合作是什么感受？
杜可风：拍《春光乍泄》的时候，我们已经拍了《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模仿我们的风格和手法，所以我觉得离香港越远越好，这样才会有一种新鲜感，才会有另外一种创作的空间。我们到了一个和香港完全不一样的空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文化，你才会发现你自己文化的重点在自己身上。
《春光乍泄》里一半左右的画面都是在一个房间里拍的，那个房间好像香港对不对？我们跑了那么远，到最后就是在一个香港随时可以找到的房间（里拍电影）。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有其他的角度去看你自己，你才会发现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重要。
界面文化：谈到房间，你曾说从王家卫身上学到的一件事情是，“空间感”对一部电影是多么重要。空间感是什么？
杜可风：我们所有的电影都在说空间跟人的关系。我在书里说，这是一种“风水”，比如你去一个餐厅会想坐在某一个位置，因为那个风水会影响到你的选择。
我觉得电影就是人跟空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个空间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电影大部分的主题，都是内在空间跟外在空间的一种对比，尤其是我的工作——造一个光线、找一个空间、质感、某一种音符，找到这些之后，电影里的人才会真正存在，可能性才会开始演变出来。
界面文化：你说，“我和王家卫的电影——都是受文学而不是电影所启发。这和南加州大学教你的不一样，从来都不是三幕式结构，但我认为我们制作的电影是爵士乐，是文学性的，是另一种观影体验。”音乐与文学是如何滋养电影的？
杜可风：大部分的美国电影都是一样的故事——先有冲突，然后一点点了解你，最后有个结果。很多电影都是这种结构、风格和调度，用摄影机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文学最大的特点——尤其是诗——在于对空间的调度感比一般的电影更自由。书是一个人写，但电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一定要和合作者有默契，音乐也是这样。节奏感、构图、空间还有结构的可能性，都是文学和音乐给的更大可能性。
界面文化：一部电影有剧情、视听、节奏，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不那么重要的是什么？
杜可风：最重要是人。你没找对合作的对象就完蛋了，人找对了，做成什么样都有可能。
导演的意图是什么，对创作有没有热情，这些才是最关键的，是不是有经验不重要。如果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刚刚出道的导演，Ta想要创作一个新鲜的故事，对电影风格有自己的期待和要求，那我一定会跟ta说，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你没有自己的特点，没有一种精神，没有一种爱，开什么餐厅，还不如开一个便利店。
界面文化：如果是评价一部电影，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杜可风：我不会评价一部电影，我甚至很少看电影。我是做电影的人，所有的电影都是好的，从这个出发点再给一些看法我觉得比较好。
很多人叫我去做评审，我完全反对。第一，我没有兴趣去评论别人的东西；第二，怎么说哪个是最佳呢？任何一个电影节——尤其是奥斯卡——当年被称为最佳影片的，现在没有任何人看，当年被淘汰的，现在很多是经典作品。好坏是太主观的东西，我对评论没有任何兴趣。
界面文化：你曾经提起朋友对电影很重要，拍任何一部电影你都要和某人度过至少6个月，但不会想要和迈克尔·曼或詹姆斯·卡梅隆共度6个月。为什么？你讨厌和什么样的导演合作？
杜可风：我讨厌霸道的导演，讨厌独裁者。很多人是独裁者，没有意思，你不需要我，你自己去拍。我需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来往，要有期待和信任。
界面文化：类似朋友的关系？
杜可风：对，新朋友，不是老朋友。彼此之间有好奇，对方有什么我没有，我有什么对方不一定有，这种来往是最完整、最新鲜的。
伊瓜苏瀑布是阿根廷北部和巴西南部的分界线。
在当地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伊瓜苏意为“大水”，它宽达四千米，平均落差七十五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在《春光乍泄》里，它意味着梁朝伟一段人生旅程的终结。
但这段旅程通向何方呢？是他接受了爱人的离去吗，还是他意识到人类终究孤独？抑或，他明白了，与大自然无尽的力量相比，我们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不用去研究不是我强项的范围，我只认真负责好摄影师的任务，我要做的只是拍摄而已。
我们打算从高空中拍摄瀑布。我们不想拍成那种风景明信片，而是要拍出一种抽象的美——一种对瀑布能量的赞美。
想要实现这点，就必须坐直升机，但我们仅有的那架直升机并没有配备拍摄的器械。而且，它真的太小了。它小到只能容纳飞行员、我、我的相机和助手——我带着助手是因为要“以防万一”，万一我掉下去的话，助手可以继续掌机哈哈。
会有什么“万一”呢？“万一”就是，我们在直升机周围安装了一个框架，再用蹦极带“固定”住相机。这样一来，相机就挂在了直升机的外面，而我虽然坐在机舱的地上，腿却只能靠在外面的架子上。助手在我的腰间系了一根绳子，这也就是唯一能救我的东西了。
瀑布离机场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们的直升机燃料也不多。从机场飞到瀑布后，我们最多拍摄十分钟，就必须返航。瀑布的水流速度大约在每秒1756m³/s，最低到最高45700m³/s，是全世界最快的，比其他瀑布要快好几倍，这产生了巨大的下拉力。因此，我们离瀑布上方至少保持一公里的距离，才不会被吸进去。
我刚刚说过，我们想要拍出那种抽象的、超凡脱俗的画面，但伊瓜苏瀑布是一处旅游胜地，在它周围，到处都是酒店、游船和桥梁。
我想去拍摄，但就是没法在画面中避开那些酒店之类的杂物，我们的飞机离瀑布也还有一段距离，不能垂直往下拍摄。该怎么办呢？
我灵机一动，提议让直升机侧着飞，在瀑布上空盘旋。飞行员说他可以试试，但我们的燃料快用完了，只能实验一次。
他将直升机倾斜过来，我的脸正朝下方，半个身子都悬在机舱外面。我和死亡只差这一公里了。在我和死亡之间，只有一根绳子和蹦极带。眼前的一切变得明晰起来。不管相机有没有拍下来，我都已经看见了我想要的一切：
信任
同情
需求
目的
耐心
做到极致
失去自我
我看到了一切，就是没有顾及自己的恐高。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拍到了这么久以来最难忘的镜头。这个镜头，为《春光乍泄》拉开了序幕，整部电影由此展开。
《漆中之黑》[澳] 杜可风 著 张熠如、张露婷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4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nhL89PpqSnOfxP58GU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