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草原帝国的刻板印象

我国的历史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史观，一种是以中原封建王朝为研究中心，另一种则平等对待中原王朝和边境势力。本书对草原游牧民族冠以帝国之称而非蛮族已经体现了它属于第二种史观。考虑到这些游牧民族如今早已成为我国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强调这种史观更好地反映我国璀璨多样的文化和民族融合史。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不断斗争和融合的历史。大量的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边疆塞外。边境不仅有纷争不断的战斗，更有政治谋略、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秦朝修筑长城第一次将中原王朝的边界进行了确定，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更成为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从此之后，游牧民族被正式排除在中原文化中心以外，成为了边境的威胁。

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属性天然赋予他们更强的作战能力和高度的机动性，在没有工业体量和技术革命带来的绝对力量差距之前，中原封建王朝很多时候都疲于应对，防不胜防，尤其在帝国末期衰弱之时。他们长期执行烧杀抢掠的战略，外加虽然有自己的文化，但延续到当代的文字和史料极其匮乏。这导致他们的文明长期以来被忽略，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都被笼统的被归为蛮夷。

本书深入地分析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组织形式，而这些内容往往被前人所忽略。相比于中原王朝的权力高度集中化的政治体制，草原民族更多地是多权力中心的松散的政治结构。虽然存在着单于等名义上的统帅，但他们并不像封建帝王一般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单于更多扮演了一个召集人的角色而非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统帅，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单于下辖的各个官阶均有自己的部落和领地，仅仅是为了共同利益最大化而集中在一起作战，更像是一家股份制企业。这也导致了草原帝国的崛起和毁灭往往都在旦夕之间。游牧部队在顺境时战斗力强大，无往不胜，逆境时自相残杀，疯狂内斗，这也是源于缺乏一套稳定高的政治结构。

体制让位于人制，出现一代枭雄如成吉思汗时，仅仅凭借个人魅力就可以统合整个民族的战斗力，但一旦逝世，内斗马上再起。尽管中原王朝也有离心力但也有自我维持的惯性，整个官僚体系和人民对于稳定生活的渴望足以抵消一个昏庸君主带来的问题，续命更长时间。也正因为对于游牧民族组织制度的弱点的把握，我国历朝历代对抗游牧民族都采取以夷制夷，平衡各方势力的手段，让他们从内部瓦解。

作者在本书中试图去除草原游牧民族毫无智慧，只知烧杀抢掠的蛮族刻板印象。他首先分析了草原民族的立身战略。虽然行为恶劣，但草原民族抢掠配合敲诈的战略是有其必然性的，是经过多代单于深思熟虑而形成的。作者认为草原游牧民族基于自身和中原的关系判断后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最优选择。早期的匈奴帝国的抢略其实是为了以打促谈，通过展示武力逼迫和谈来敲诈资源。中原王朝很多时候并非完全无力对抗，只是边境天高皇帝远。朝廷派来重兵的性价比很低，反而穷兵黩武导致克重税负会伤及帝国元气（后期大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官更是能和谈就坚决不打）。如果只需要和谈，给点财物就能解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也引出了本书另一个重要观点，即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乃是互生互利，彼此高度依赖的关系。和我们一般常识以为的不同，草原帝国的崛起周期和中原王朝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即中原王朝兴盛稳定则草原帝国开始崛起，反之草原帝国逐渐衰败，分崩离析。这是源于游牧民族空有战斗力而不具备人口和统治区域的能力，且高度依赖于中原提供的资源。草原民族帝国严重依赖于中原帝国的稳定。作者提出了三大条件：（1）华北地区经济和人口繁荣（2）维持正常行政体系（3）有汉人文官体系。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传统观点中边境祸害导致中原王朝崩溃实在是冤枉了草原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几乎都不是导致中原王朝覆灭的原因（更多时候是王朝内部崩坏），而中原王朝的覆灭并没有给游牧民族带来任何利益，相反让他们也陷入紊乱。

此外，草原游牧民族也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他们不仅能根据中原王朝的强弱调整自身的战略，适时地采取一些和亲册封臣服等策略。还能在表面接受中原王朝组织形式，却在内里保持自身的文化。后期许多游牧民族强大起来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体制上进行汉化，大量学习中原的制度和技术。但一旦草原王朝入主了中原，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导致最终被同化。一来是治理中华必须依赖于汉族的官员，二来长期入主后自身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幅削弱，失去了争夺天下之时的立身之本。这便是最为悲哀的矛盾，对于草原游牧民族而言只有远离和不占领领土，才有维持自身特点和战斗力的土壤。反之如同一滴水融化在一条河中终究是被反向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