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多谈谈问题》——正发生

《多谈谈问题》是时下比较火的一本书。说它比较火，是因为这本书在渠道商里一般是绑定《把自己作为方法》来出售。之前也写过《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读书笔记，“读《把自己当做方法》——IAMI”，深深地为项飙老师的学术风骨所折服。而这两本都属于“单读”系列丛书，我之前还读过这个系列中王梆的《贫穷的质感》。对于“单读”这个系列，怎么说，我不久前刚看完电影《不止不休》，这部电影描述了那个记者大活跃的纸媒时代，而“单读”系列算是这些记者在互联网时代的坚持，仍旧在记录他们眼中的时代变迁。与《把自己作为方法》只与项飙一人对谈的形式不同的是，这部《多谈谈问题》找来不少知名学者。编者坦言，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帮着人对抗疫情时期的短期焦虑，没想到现实给开个了玩笑，一切在急转之下都成了过去，而这也就成了一部“刻舟求剑”的书，也是一部时代的锚定之书。

本书请来的学者有：钟叔河、戴锦华、景凯旋、罗新、项飙、迈克尔·桑德尔、吕植、劳东燕、崔庆龙、张乔木（思想史万有引力），一共九篇访谈。我对前六篇访谈随手做了个总结。

《学与思》

钟叔河老先生是1931年生人，早已年过古稀。就如今这个功利的学术界来讲，钟老先生明显是上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年高德劭，但毫不迂腐，甚至还十分幽默风趣。他并没有丝毫因自己的学问而傲慢，当然，就钟先生自谦的话讲，自己也没什么学问，只是喜欢自由自在地看书而已。关于这种自由，钟老先生一段陈寅恪在留学时所讲的话，“陈寅恪说，万不可以以自己的学问为职业。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你以学问为职业，那你就得有老板，这个老板或者是国家，或者是资本家，或者是同行里面的把头，或者就是你的老师，那么你就得听他的话，你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所以对钟老先生来讲，就算早年间经历运动的生涯也并没有留下精神上的苦难。他本来就准备靠一门手艺来养家糊口，而读书只是作为闲暇时间的事去做。说到读书，钟老先生津津有味地回忆着自己在那个运动岁月的旧书摊耍滑头欺骗营业员与其他顾客抢古本书的日子。同样在运动岁月，钟老先生也靠着给机关写信，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说成内部参考用书，然后一本卖90块小范围流通，总算让这部外国“毒草”没被查缉。钟老先生讲的这些，我在阅读时都觉得他眼里有光，仿佛在讲人生最光彩的事，可惜许知远一直在追问民族、时代、文化什么的。

至于给年轻人的建议，钟老先生自谦后讲道：“我平常翻来覆去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如果有可能，多读一些书，多看一点书。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好，也没有什么建议应该读哪一类的书、要读谁的书。我认为，凡书是所有的书，只要是书便可读。有些是不能称之为书的，关于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去谈了，书多看总是有益的。当然看书也还是要动脑子，不完全是眼睛的劳动。中国有一句老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原来在国立师范学院的时候，师生办过一个刊物叫作《学与思》，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取得很好，多看书只能算“学”，但是还要去“思”。”

关于“学”与“思”的问题，钟老先生也谈到现代人的文化水平不比原来低，现在的学生一般文化、知识、外文水平都比那时高，知识面比那时要广，但是有一条不同，那时的中学生里可能出自己这样的人，虽然也不成熟，同样是幼稚的，甚至比现在的学生要晚熟一点。但是现在的学生不会写，钟叔河当年写的《窗》这样的东西写了也没地方给他们发表，差别就在这里，不在别的地方。我个人顺着钟老先生的话讲，现在的学生的确“学”的很多，但是“思”这方面嘛，实在是缺乏训练吧；写东西发表本来就是一种“思”的过程。

《分众时代》

戴锦华老师应该大家都不怎么陌生。她的对谈主题是媒介，其实也就是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主要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互联网与分众时代，第二点是中产阶级与大众文化。用如今互联网的结构来讲，戴锦华老师引用导演德尔·托罗访谈中提到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认识论危机”。信息茧房令我们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取新知、发现未知，甚至丧失了求知的意识和愿望。互联网的普及首先解构了权威。拿电影举例子，从学院派研究的作者中心或说作品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不同的受众抱团，以打赏订阅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文化圈，于是各种业余创作和同人作品层出不穷，将权威作品改造成无数的“平行宇宙”。

然而这些“平行宇宙”之间未必是和睦相处，也可能是征伐不休。上个月有个热点就是《名侦探柯南》剧场版中是“柯兰”CP还是“柯哀”CP的争吵。有时灰色圈子还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冲突举报到监管部门相互“核打击”。互联网自普及开始没能带来理想中的“多数人胜利”，反而充满了网暴和戾气。在十年前，一个贴吧就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小团体，他们之间党同伐异，以“出征”和“爆吧”等互联网战争行为为荣。如今的互联网体量就如同一个广阔的宇宙，而乌合之众们坍缩进一个个如星球般的社群，享受舒适圈。这些星球之间的宇宙地带是巨大的空虚。

在互联网深度普及后，2019有一部电影横空出世，也就是《小丑》。就这么一部充满戾气的电影，收获了大家的喜爱。究其原因，另一部电影可以作为注解，那就是《寄生虫》。人们已经意识到阶级壁垒难以跨越的绝望，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还不如缩回舒适圈。另一方面，大家又认同新教伦理的那种生活方式。近几年来有一个游戏类型大爆，也就是《绝地求生》。与之前的网络游戏强调人与人的合作克服困难不同，“吃鸡类”游戏是单纯的零和博弈模式，是单纯的“新教伦理”。网飞的《鱿鱼游戏》也是因其“大逃杀”模式而轰动。这些游戏很难说不是受到现实文化的影响。网文虽然经常喜欢写重启宇宙，不过玩的仍然是好警察杀出重围替代坏警察的游戏。

分众文化的崛起自然导致大众文化的坍塌。那所谓“大众文化”，谁是“大众”，其实是欧美社会内部曾经作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大众文化，就是针对他们，服务于他们的系统。然而纪录片《美国工厂》记录了中产阶级的批量跌落。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他们从未占多数，热衷模仿于西方生活。刻奇（kitsch）说的就是对西方高阶层的一种无脑模仿。刻奇本来应该翻译成“媚雅”，正是因为模仿的人太多了，才成了“庸俗的艺术”。我们传统的大众文化其实曾经是听收音机，看电视机的那群人。往更早来讲，是看《李双双》的工农兵群体。而分众时代，可能从《大话西游》就开始了。是否看过《大话西游》的人在文化上上分裂成两个群体。

《生活在真实中》

景凯旋老师是米兰·昆德拉上世纪90年代的译者，主业是东欧文学的翻译。既然是文学大咖，单读的老师就从“异化”这个主题聊了开来。“异化”这个词来源于马克思，如今一般指“压制人性”——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人的意义被瓦解，人的价值不再是事实，沦为物理意义的工具、现代机械的齿轮。19世纪，有一代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视为对“人的异化”的批判，比如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并且包括之后时代的卡夫卡和加缪等等。然而根据景老师的看法，异化问题如今已经不是西方文学的关注点了。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和探索曾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今天这个主题已经淡化了，价值不再重要，文学家们失去了开拓人性领域的热情和能力。这是西方在精神上的衰落。

然而景老师认为，文学复兴的时代就快到来了。过去的时代和平而多元，主题是迎合时代而非对抗时代，宣扬的永远是相似的成功学，缺乏对人性的洞察力。这种时代叫作“小时代”。只有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才会迫使人们面对同样的问题，要求人的同一性。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大时代中，才能有杜甫的“三吏三别”这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文学作品。而中国当代文学，缺乏的正是这种“现实感”。所以景老师才转而研究东欧文学。东欧文学探讨的是一个比社会现实更大的问题，即现代性的问题。这些作家提出的是生活世界中的真问题，而不是西方学院派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问题。从中可以寻找到某种关于人生的答案，那就是“生活在真实中”。

对景老师来说，东欧文学研究其实不是文学史研究，而是一种观念史研究，从文学作品中探讨作家所表现出来的观念问题。正如陈寅恪做学术研究所说的“同情”，在学术研究中融入个人情怀，便能从字句中窥见时代文化。就拿东西方差异来讲，中国文化中自然是主体，中国人想要和自然融为一体，体现了一种包容性。而西方文化中自然是客体，是被观察的对象，是要被超越（驯服）的。所以中国文学多为写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写的是一种非常宏大的意境。而西方文学多为写实，“房顶业也不复存在，炉子却仍然兀立着”，非常有视觉性的冲击。

中国人喜欢讲“活在当下”，把当下看成永恒，以此来“内在超越”。这种“活在当下”把活着本身当作最高目的，没有生命的过程和意义感。所谓的“内在超越”，精神上仍束缚在物质世界之内，无法达到一个比“自我”更高的存在，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反而让现代人变得更焦虑。而美国呢，有一部畅销书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写青少年的叛逆，这种叛逆有点无聊，是由过多的自由造成的，为叛逆而叛逆，完全是美国式的浅薄，搞出一点响动就以为是在创造历史，孕育了多元文化。而东欧作家选择“生活在真实中”，相信在事物背后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从而生活在对意义的追求中，而不是被生活的日常所遮蔽、所淹没，一生苟且地活着。

《Today,we are a part of history!》

罗新老师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经常在《上海书评》上发表文章。单独采访他的时候，还是去年的8月份，需要全民核酸。罗新老师正好在招待普利策奖得主保罗·萨罗佩克。萨罗佩克正在计划沿着智人迁徙的足迹来一场全球徒步，而罗新老师将陪着他走一段国内旅程。罗新老师说起，经过一个小镇想去小区茶馆歇歇脚，结果这个热闹茶馆的老板却摆摆手拒绝了他们，声称不接待外地人。甚至4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会有人过来说，不要走在我家这边，走到街对面去。这种敌意导致了罗新退缩，当他坐在村民家门口乘凉，并决定不去打扰村民时，主人却热情地招呼他进屋，给他送来刚洗好的黄瓜解暑。短短没几天，罗新就遇到了两种不同的中国人。

于是罗新跟保罗聊，说你走了十八九个国家，见了不知道多少人群、族群，你感觉文化跟文化、国家跟国家到底有什么区别？保罗回答道，我不认为有任何区别，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不到区别，你看到的是个体，个体跟个体都是一样的。对此，罗新是这样理解的，在保罗徒步全球这个意义上，群体的差异很小，你看到的不是中国人和阿富汗人，你看到的是中国人之间的差异，阿富汗人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并不是文化、地区、国家的，完全是个体之间的差异。对保罗来讲，穿越国境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国家，遇到的是个体，这是一种很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因为我们总是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世界。

就拿罗新自己行走在川西丘陵地带来说，对他骚扰最大，最让他痛苦的是蝉声，这蝉声如同炸弹在耳朵里炸开。但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马上发了一篇文章给他，说是河南一些地方农民在抱怨，今年听不到蝉声，觉得世界特别安静。他们处在不同的观察点，在河南农村，也许因为过度使用农药或其他原因没有蝉鸣了，但是在四川到处都是蝉鸣。这两个声音同时存在，这两个现象并不矛盾，没有必要把其中一个声音删掉。这个是彼此竞争的声音发出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否则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某一个点上的样子。

在中国，大概近5年，在历史论文和相关历史的讨论里，关于“记忆”的词也发生了爆炸式增长。把历史跟记忆做清晰的关联，认为历史是一种记忆，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会想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它其实是记忆，而记忆本身是流动的、可变的、不稳定的，所以这个变化是很积极的变化。事实可能不能改变，但对事实的认知和说法在不断改变。它的原因、后果、关联、长期和短期的影响，这些就是历史，它不断地在改变。读到这里我觉得，可能一些文艺工作者更擅长对记忆的处理，比如姜文、杨德昌，当然还有贾樟柯。而历史学家，更多是站在一个看门狗的角度来守护历史。

《悬在空中》

接下来参加对谈的两位都是重磅人物。项飙老师的作品有《跨越社区的边界》和《全球猎身》，我写过后者的读书笔记“读《全球“猎身”》——即插即用”。桑德尔老师的作品则有《公正》和《金钱不能买什么》。话题是由谷爱凌的那句“只要足够渴望和足够努力，我就能做到任何事”，所引发的关于绩优主义的探讨。实际上，通常绩优主义是好事，如果有人想要手术，当然是想要绩优的医生来主刀。那绩优怎么会成为一种暴政呢？它在输家和赢家之间划出一条鸿沟，一定程度上这种输赢划分与收入及财富差距的扩大有关。甚至产生了“抽离化”，也就是说今天的绩优主义不再有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它们几乎成为对每个个体进行分类、排名的普遍方式。它不允许对立观点存在，说你是失败者，你就是失败者。

实际上，在东方和西方古典哲学里，都可以找到绩优主义的影子。儒家一直讲究“择贤而任”。而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里，商人是被看不起的。儒家择贤的标准兼顾才能和品德。儒家文化上的精英作为百姓的守护者来管理社会财富，胸怀天下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践智慧”，以及辨别“公共利益”的能力。这里的公共利益不仅仅是经济，不单单是实现GDP最大化。孔子和柏拉图都认同让最优秀的人来管理国家，这里的“优秀”包含美德与品性，与今天所谓的“技术专家”相去甚远。而如今的“技术专家”们，在绩优主义的背书下飘飘然，一直忘记了那些成功路上的运气和助力，并且拒绝回馈公共利益。

在西方，绩优主义其实是专业-管理机制有意提倡的意识形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工薪阶层会反感精英，却不反感特朗普。特朗普的政策损害工人阶层的利益，让大企业和富人阶层从中受益。举个例子，在次贷危机中工薪阶层会失去房子，并感到极大的屈辱。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试图说明他们的情况，来保住房子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会被那些银行职员用晦涩的语言指导一番。因此，你不仅日复一日地感到低人一等，还会受到直接的压迫，因为你完全被那种语言所困，并且无法回驳。教育鸿沟、资质鸿沟、学历鸿沟是当今最深的政治鸿沟之一。特朗普在一次初选胜利后，在演讲中宣称“我爱低学历的人”。他非常受低学历选民的欢迎。

实际上，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社会是很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工作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特朗普的选民比民主党的选民更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完全被绩优主义所主导，自己早就被排除在外了，别无他法。但他们并不会根据绩优主义的原则去规划自己或孩子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出头之日。在中国情况几乎相反，你问中国人绩优主义是否主导了整个社会，他们会说那些人有权、有名、有钱，一定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出否定答案。但他们会说，身处这种结构中，我们普通人别无选择，只有学习，尽全力考大学，这样至少有一张入场券。中国人不会将绩优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而是将它作为个人的、家庭的策略，每个人都遵循着，这是非常矛盾的。有点像蜂鸟疯狂地挥动翅膀，只是为了“悬在空中”。

《公众环保》

吕植老师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按照吴琦的说法，在他求学期间，吕植老师就是北大学校的传奇——因为长期扎根野外的女教授，在秦岭从事大熊猫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以一己之力守住了一个物种。这么多年过去了，吕植老师仍然不忘初心，一步一个脚印，奔忙在自然保护的一线。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关于自然环境的议题越来越显性、越来越频繁地形成公共讨论。关于这点吕植老师深有体会。当她发起“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之前想招5个志愿者用一个月的时间去西藏做项目，招聘广告发了一个星期，居然有将近300个响应，这是以前很少碰到的。

在20世纪80年代，吕植老师刚开始做熊猫研究这项工作的时候，当时在秦岭要跟当地政府说话，几乎要绕着走，因为别人认为你是在影响别人工作、影响别人的发展、影响别人的生计。当地的百姓也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大熊猫。当90年代开始发展市场经济，采伐要求基本都不管用了，因为它没有钱来的吸引力大，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采购采伐这一级指标就可以被卖来卖去。于是当时的环境保护者觉得不能视而不见，在强烈呼吁下，这个地方成了保护区，森工局也就解散了，政府拿了很多钱来补贴。当时有的县70%的经济收入都靠采伐，这也给吕植老师带来不小的触动，那个时候的确太一根筋了。

其实关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它是一个钟形曲线，横轴是人的GDP，纵轴是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说，在GDP很低的时候，GDP的增长是以环境的飞速破坏为代价；到了一定的GDP水平后，这个曲线就往下走。并且在森林砍伐方面，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做法，砍多少中多少，基本上是可持续的，而且挑更大更有用的树来砍，留下比较小的树，留下所谓的母树。最早到森林旅行研究熊猫时，看到调查队会先把要砍的树标出来，严格按照这个数来砍，砍完后阳光照下来的阴影面积占到40%，因为竹子喜欢阳光，所以在砍伐过的森林上就会蓬勃地长出新的竹子，熊猫就特别喜欢这种栖息地，所以当时就觉得砍伐和熊猫可以共处。

去年，“一路“象”北”的事件登上了媒体的热点。这就是我国自然保护有成效的正面例子。如今的自媒体对大自然的热情非常高涨。以前是靠个别专业学者单兵作战，难免力有不逮，吕植老师一直想做一个关于环保的科普节目，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耽搁了。而如今各种自媒体在自发做环境保护的科普工作。并且，现在你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长枪短炮拍照的大爷大姐，而且很多人不光拍摄还是在观察记录，自己看见什么鸟看见了什么虫子或植物手机上也有很多识花、识鸟的软件。如果没有需求就不会有这种软件出现。环境保护本身是公共话题，涉及公共利益，所以必须得公众参与、公众了解和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