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地震》:跌宕起伏、震撼人心的克莱斯特小说全集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杰出作家,在德语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出生于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贵族和军人世家,生性敏感,天资聪颖,孩提时代便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早年从军,后厌烦军旅生活而辞去军职。一生落魄凄惨,怀才不遇,终以自杀了结。他的作品简洁明晰,风格多变,善于表现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冲突。代表作品有戏剧《破瓮记》(1808)、《彭忒西勒亚》(1808)、《海尔布隆的小凯蒂》(1820)及心理剧《洪堡王子弗里德里希》(1810)等,并留有八部精彩的短篇小说。他是所处时代的一个异类,无法明确归属于任何文学流派:他既突破了古典主义对和谐的追求,也不接受浪漫派的美学理念。在他去世之后,学界和公众才逐渐认识到了他著作的价值。
《智利地震:克莱斯特小说全集》囊括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生前创作的八篇短篇小说,译者为著名德语翻译家、同济大学教授袁志英。其中《米歇尔·科尔哈斯》讲述一个马贩子为官府所逼,啸聚山林,劫富济贫,声势愈来愈盛,他在调停下接受了招安,最后被判死刑,主题类似《水浒传》。《智利地震》以历史上一次大地震为背景,描写了一对纯洁的青年情侣的悲惨遭遇,小说被认为是“灾难文学”的上乘之作;其他几篇也颇具特色,情节紧张,语言精练。克莱斯特出生在一个贵族和军人世家。他生性敏感,天资聪颖,孩提时代便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克莱斯特尤其擅长使用逻辑谨严、委婉、细密的长句和套句,其小说开头的一句话往往就在读者心中造成一个悬念,叫人欲罢不能。随后情节的发展更是起伏跌宕,到了结尾又会有一个出人意表乃至震撼人心的转折。卡夫卡十分推崇他的作品,曾动情地写道:“艺术不是瞬即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这一点,您从克莱斯特的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里是现代德语语言艺术的根。”
康德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人置于研究的中心,试图解析人所特有的认知、行动和判断的三大能力,并探索了在实现人的真、善、美三大目标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局限性。这实际上既关系到人的本性,也关系到人和周遭世界的关系;既关系到“人类头顶上运转的星球”,也关系到“人的内心世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物自体”在时空之外,是不可知的,作为先验存在的理性没有认识作用,只起调节作用。这对克莱斯特有很大的影响,很多时候他便“感性”、“直觉”挂帅,试图以此来消除假象所造成的混乱,并得出结论“世上无法得到真实”,这使他甚至达到“怀疑一切”的地步,这也是他的所谓“康德危机”。为克服“康德危机”,他于1801年4月开始了巴黎之行,陪他上路的是他酷爱旅行的姐姐乌尔里克,后者女扮男装,以防不测。
此行第一站是德累斯顿。克莱斯特在参观艺术藏品时表现出极高的鉴赏力,他在拉斐尔那幅圣母像前驻足凝视,长达几个小时。本来他钟情于科学,而今萌动着向艺术的转向。1801年7月,他们到达巴黎,此前他还受到卢梭的影响,认为社会人是恶的,自然人是善的,赞扬文明前的社会。下车伊始,他便学着卢梭的口吻说巴黎是恶的。他在巴黎来鸿中详尽而富有戏剧性地描述了巴黎的社会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可看成他文学创作的发端。在他给未婚妻威廉米娜的信中表达了他要响应卢梭“回归自然”的号召,隐居山野,老婆孩子一起务农的愿景。姐姐反对这样的规划。11月底,他们离开巴黎,来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姐弟二人在此分手,克莱斯特前往瑞士的巴塞尔和伯尔尼。在伯尔尼他曾造访一个名叫朝克的年轻朋友,朝克家门上有这样一首小诗引起他的注意,也深深感动了他:“我来,不知来自何地/我在这里,不知我为何人/我去,不知往何处去/可我还是这么快乐,这令我讶异。”克莱斯特觉得这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1802年4月初,他来到瑞士图纳尔湖的德洛西岛,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戏剧《施洛芬斯坦一家》。千呼万唤,威廉米娜就是不来小岛与他团聚,这位将军的千金无意于“山野农妇”的生活。5月20日,克莱斯特写信,与她解除了婚约。随后克莱斯特来到柏林,潜心钻研康德哲学。1803年初,他来到魏玛,在曾以德国第一部教育小说《阿迦通的故事》而闻名的维兰德(1733—1813)家里勾留数个星期,后者盛赞他撰写有关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特》悲剧的计划,说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加在一起所创作的悲剧才能顶得上这部悲剧”,并认定他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克莱斯特并没有完成这部剧作,所留下的仅是五百诗行的残篇。克莱斯特对维兰德视之若父,不过很快便从他家落荒而逃。原来维兰德十四岁的女儿露易丝爱上了“神奇的克莱斯特”,若干年后,露易丝坦承她那时经历了“初恋的痛苦”。
1803年,克莱斯特在莱比锡短暂停留,其作品也开始在瑞士出版;7月至10月,他和朋友菲尔一起旅行,一路游览了伯尔尼、米兰、日内瓦,最后二进巴黎。他从巴黎来到法国北海岸的滨海布洛涅,试图从这里和法国拿破仑军队一起登陆英伦,可他并没有如愿。普鲁士的特使敦促克莱斯特回国,1804年初,他来到美因茨,身心俱疲的他经过五个月的疗养得到恢复。此后几年的生活人们不甚了了,所知道的是,他曾反复出现于巴黎,还曾在科布伦茨做过木匠活儿,赚取生计。这期间他还在写作,戏剧也曾上演。
1807年初,他从柯尼希堡来到柏林,不料被法国人当作间谍逮捕,遣送至法国,关进拘留所,但享有一定自由,得以继续创作,7月被释放。他在德累斯顿生活了两年,但和朋友开家书店的计划没有实现,这时他决心做一名自由作家。1808年1月,他和友人亚当·米勒创办艺术杂志《菲布斯》,他的剧本《彭忒西利亚》若干章节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可遭到保守的读者反感,一年后杂志停刊。他曾想接近以歌德为首的魏玛圈子,然而他的喜剧名作《破瓮记》由歌德导演在魏玛上演,遭到失败,由此他对魏玛也敬而远之。
1808年底,剧本《赫尔曼战役》完成,他似乎为那些准备举行反拿破仑起义的爱国者所接纳。1809年,他在波希米亚、奥地利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几个地方周游,曾计划创办具有反拿破仑倾向的杂志《日耳曼尼亚》,但没被批准。1810年起在柏林生活,主办《柏林晚报》,抨击普鲁士当局的颟顸无能,宣扬反拿破仑起义的爱国思想,该报是当今《德国日报》的先驱。
克莱斯特生活无着,堂姐玛丽·冯·克莱斯特虽然从普鲁士王后那里为他争得一份年金,但为数太少;姐姐们将他看成是无用之人;而立之年仍是孑然一身,个人生活失败;国难当头,看不到任何希望;作品未受重视,剧本很少有演出机会;一直追寻真理真相,到头来茫茫不见。正如斯特凡·茨威格说的,克莱斯特处处无家,四海为家;穷其一生都在追逐,都在逃遁,气喘吁吁,心力交瘁,痛苦万状,最终走向了深渊。1811年11月21日,他将手稿和信件付之一炬;理好发,将费用付给理发师,把备好的礼物送给房东,也算清了丧葬费用。一切都打理停当,他和患有不治之症的亨利爱特·福格尔一起来到郊区的万湖,举枪自杀。生前连连遭遇失败,自杀却是顺利成功。
歌德和席勒所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追求的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歌德甚至将这一对古希腊艺术的论断扩大为对古希腊人和社会的指称,也就是说,不仅是古希腊艺术应该成为现代的典范,而且古希腊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应成为现代的榜样。那就是自然与人为,存在与应该,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但这种和谐统一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身上已经消失殆尽。而海因里希·克莱斯特正是和谐统一丧失殆尽的现代人。
特别是进入18世纪以后,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法国大革命后,平等、博爱、自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成了中心,神对人的神圣性逐日消减,压制个人利益的说教渐渐为个性的张扬所取代。山雨欲来,危机感加重。艺术上的完整统一与工稳和谐渐次让位于大开大合,短暂,过渡,偶然,矛盾,分裂和断简残篇。
纳粹善于寻找依托、根据和支撑,尼采的“超人说”和“权力意志”曾为其歪曲与利用。有的论者,比如克劳斯·曼(托马斯·曼之子)曾指出,尼采如有在天之灵,他会提出抗议的。因为尼采主张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在地中海;而纳粹却认定在北欧,竭力推崇北欧的神话和传说。在基本点上,纳粹和尼采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第三帝国时期,克莱斯特也没有逃脱被歪曲利用的厄运。他的三个剧本《罗伯特·吉斯卡特·诺曼公爵》《洪堡亲王》和《赫尔曼战役》,被认定是“德意志本质的完善的表达”,特别是《赫尔曼战役》,国防军人手一册,以鼓舞士气。无论怎样歪曲,无论怎样吹捧,都无改他是具有前瞻性的伟大戏剧家和伟大小说家的本色。
《米歇尔·科尔哈斯》是中篇小说中的杰作,讲一个马贩子为官府所逼,啸聚山林,劫富济贫,声势愈来愈盛,官军奈何他不得,他在马丁·路德的调停下接受了招安,最后被判死刑,类似中国的《水浒传》。《智利地震》讲一对门户不当对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躲过了天崩地陷的自然灾难,却惨死于受神父教唆的暴民的乱棍之下。“神性”战胜人性,人祸猛于天灾,在这里表现出对教会的否定。《圣多明各的婚约》写出黑人反抗殖民统治的史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种族藩篱,歌颂了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情,但总使人有种这样的印象:他站在“善良正直”的白人贵族的立场,没有完全脱离种族偏见。当然对生于二百年前的克莱斯特也不可有过多的苛求。《决斗》是根据中世纪编年史中所记载的一个传说写就的,这是一个兄弟相残的故事,最终体现了善良战胜残暴,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情节离奇,很有可读性。《圣凯茜丽或音乐的魔力》是受到德国诗人马提亚斯·克劳迪乌斯(1740—1815)所讲述的四个疯兄弟的故事的启发写成的,其中对音乐的感受描摹得极为出色。克莱斯特极富音乐天赋,当年驻扎在波茨坦时,他曾跑出军营,和朋友一起组成乐队,他吹黑管,沿街放歌,却也能够糊口。篇幅较短的《养子》和《洛迦诺的女丐》也都是有趣的故事,内容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
克莱斯特的小说故事性强,善于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情节发展极其自然,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看个究竟便不忍释卷,这和其他多有哲学思辨的德国小说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