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变宋》，问国运

上个星期，陪一位学者到北京法源寺，进门时瞄了一眼简介，愕然发现北宋皇帝钦宗及众多皇室曾被囚禁于此[1]。往事如烟，思绪不仅回到了一千年前的繁华富饶但又软弱可怜的大宋王朝。1127年，少数民族金朝军队攻陷繁荣富饶的北宋首都开封，大肆搜刮金银、珠宝、字画[2]、财物之后，掳掠两任皇帝、皇族、贵戚、大臣、美女、工匠等14000多人得意洋洋地返回北方，参加“牵羊礼”[3]的受降仪式。这件破国被辱的事件标志着宋朝大半疆土沦丧，大部分汉族生活于异族铁骑之下，直至最终灭亡。尊严被残踏，国民被奴役，财富被掠夺，史书上将这次汉民族最大的、最刻骨铭心的耻辱称为“靖康之耻”。穿越历史时候，回到党下，站在这座由唐朝皇帝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阵亡将士修建的寺院里，在这座缅怀忠义之士的地方，金主完颜亮把两个汉民族皇帝囚禁在此，征伐与投降、强大与虚弱，功业与屈辱，对比强烈，更加衬托出“靖康之耻”不仅仅是一场亡国祸事，更是民族文化的灾难，是一次必须牢记的必雪之耻。悲古怀今，痛定死的，不由追溯，为什么一个前期被称为世界最富裕的帝国，变成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个朝代？

翻阅历史，北宋继承者——南宋皇帝赵构将失败归因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变法功过，一千多年来争议不断。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极：反对者说变法误国误民，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赞同者则认为变法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超越世人一千年。总体上讲，在宋朝之后的八百年间，王安石变法一直被否定，王安石也被看成祸国殃民的“小人”“奸臣”。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一些学者从现代经济的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观点发生了反转性变化。近代学者惊讶地发现，一些现代经济社会制度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由王安石提出来了。维新变法先锋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实在了不起，青苗法不就是现代推崇的小额信贷制度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的警察制度吗？市易法不就是现代的仓储制度吗？这些都由一千年宋朝的王安石提出来并具体实施了。而且王安石很有市场经济的眼光，比如保马法，原来国家养马，养得又不好，花的钱又多，王安石交给老百姓养马，养得好，国家给补贴收购，用现代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战马饲养的问题。[4]所以，梁启超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搞的那套政策东西直到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去看，仍然不落伍。王安石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用全套的现代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造千年前的大宋王朝。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种模式，跟多地人发现既有优点有优缺点，所以，针对王安石变法，林语堂得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的推断。但对于这场“神圣”与“为害甚大”的矛盾现象，林语堂认为“王安石所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5]

从林语堂到现在，又过去了几十年年，工业社会走到了信息时代。国家又逢转折的关键点，那么，是不是到了该弄清楚的时候了呢？

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书是《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从政策实施过程失效谈起，描述了发生在中央、地方的争论，全景式地展现了新法政令的执行。，

[1]此后，宋钦宗及被俘人员被押解到中京、上京、韩州（辽宁昌图八面城）和五国头城（黑龙江依兰县），死在异国他乡。

[2]金军攻下开封，搜刮文物字画，作为战利品用车装运到北方。其中，因为苏东坡和司马光的名声已经传到了塞外，金军特别索求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两人的一部分作品被带到金国。

[3]牵羊礼是指当时金国的一种受降仪式。牵羊礼要求俘虏赤裸着上身，身披羊皮，脖子上系绳，像羊一样被人牵着游行，表示像羊一样任人宰割。当年，宋徽宗、宋钦宗等被掳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身，游行到金朝的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牵羊礼”是对宋朝极大的侮辱，特别是后妃、公主等女性而言，不仅在“牵羊礼”游行时裸露身体，仪式前后多沦落为金国贵族的玩物。宋钦宗的皇后朱琏等不堪忍受侮辱自杀。

[4]梁启超：《王安石变法》，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

[5]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