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牧:失去的樂土
失去的樂土 文學的考察 一 神話和文學 文學裹有一個不斷呈現的主題,勾畫出一個樂土。這個樂土仿佛存在,又彷佛不存在——它是人性喜悅和悲憫的證據,指出人心的共同嚮往和憂患;而在另一個層次上,它又說明了文學的基礎意義,文學的發生,拓展,困境,和文學之所以衍延不死。這個樂土仿佛存在,但自文學上來考察,它的存在正因為它已經失去了;易言之,它之失去,又正是文學衍延不死的理由。 這個樂土是形而上的,中國人渲染過,西方人也渲染過,它是神話,因為它是神話,它乃普遍——世界上各民族的神話往往充滿了相似雷同的故事,有些學者因其間的相似雷同,演繹出各種民族遷徙的理論,這不是本文的主旨,姑且略去不談。可是初窺比較文學門戶的人,常常不能擺脫討論神話故事異同的志趣,把神話的比較研究直接視為文學的比較研究作順理成章的比類,有時也竟能引導出某種結論,雖然這個結論往往和文學無關。然而在近代比較文學的學院訓練中,學者已經斷定神話的比較,嚴格地說,不能算是比較文學範疇裹的課目。這並不是說近代的比較文學家蓄意否認神話的文學價值,而是說他們不肯承認神話本身是「文學」。神話祇是文學的素材,仍有待才智之士加以催化整理,加以轉變成為形式和內容和諧歸一的文學。 在中國文明的神話系統裹,樂土是人的創造;在希臘文明的神話系統裹,樂土是神和人合力的創造;在基督教文明的神話系統裏,樂土是神的創造。創造的最初縹緲不可比喻,但總無非是人性所指的一個單純的世界。有一天詩人出現的時候,哲人出現的時候,他們搜集各種游離的形象和傳說,加以歸納演繹,去蕪存菁,形象乃成英雄,傳說乃成詩歌——神話渡向文學——除了狂歡,還有一種紀律;除了悲傷,還有一種憂鬱。本文試圖檢討文學中的樂土觀念,考察它的意義。 樂土的勾畫如此普遍,可見世人無分東西,確實有其共通的情愫,文學之所以為人性歸一的證言,於此也可見一斑,而更因為世人無分東西,都一致以為樂土不在今朝,以為樂土已經失去了,且又以為失去的樂土還可能再來,也可見人在面對現實的時候,除了難免有一份悵惘,覺得「余生也晚」,未能躬逢一個快樂的時代之外,並未僅止於怨尤悲歎;他們悵惘之餘,也能振作起來,產生一種尋覓樂土的決心,文學的想像只是其中的一環。要之,文學裏的樂土意識適足以證明「文學的想像」並不是海市蜃樓,而是有根據的;文學並不是單純的想像——文學裏的樂土據神話的雛型擴大修改,追蹤探索原始初民的心態,為人類的未來設計一個理想的宇宙,文學的意義本來不僅祇是「反映現實」而已。 二 樂土如何失去 根據荷馬和其他早期希臘人的文學,我們發現真正的樂土不在希臘半島,而在小亞細亞的特洛(Troy),而特洛正是前文所謂神人合作創造的王國,特洛是遙遠的,而遙遠本來就是樂土的共同特徵之一,虛懸海外,最足引人遐思,因為你不瞭解它,不能輕易進入它,你想像它應該是美麗快樂的——我們眼前一切可厭的問題都不存在於特洛城裏,確實如此,不祇荷馬,西方代有詩人出,提到特洛的時候,總以它為真愛真美的王國。 特洛是愛情的故鄉,城牆後的英雄和美人是高尚華貴的,荷馬心目中的海克特(Hector)和安德魯瑪區·(Andromache)夫婦便是千秋的典型,史詩中,海克特死後被希臘大將阿奇勒士(Aohilles)所侮辱,在希臘人方面,是復仇,敵愾之氣本不可無,可是做為希臘人的荷馬於敍述之餘,仍不免譴責阿奇勒士之殘忍,強調他所加諸於敵人海克特的凌辱是卑下人格的表現。此荷馬之所以為荷馬,為希臘人文精神的花朵,為整個西方文學最清澈澎湃的源頭。在希臘悲劇中,特洛城破之後,安德魯瑪區被希臘人所迫,於號啕悼亡之後,不得不把她的小兒自焚燒的城頭摜死在地,這是希臘人斬草除根的手段,戰勝者的驕傲轉變為禽獸的恐怖,尤里披底斯(Euripides)於此大為不滿,乃在他的戲劇中加以陰沉的批評,暗示此舉正是希臘民族精神之毀壞,是英雄時代的結束;尤里披底斯是希臘人,故阿里斯多德稱他是「悲劇詩人中之最富悲慘意識的詩人」。總之,荷馬和尤里披底斯對於特洛的英雄美人深具同情,無非因為他們對於那失去的樂土的惋惜。這種類似的情緒亦見於中世紀的喬叟詩中,「特伊勒士與克麗絲達」(Troilus and Cressida)所表現的,無非是希臘惡勢力對於特洛城中一對英雄美人的愛情的戕賊。 特洛曾經是樂土,在那裹,懂得愛情的王子們也是英勇的武士;特洛曾經是樂土,因為它的子民知道虔敬——對神的虔敬——是一切福祉的保障,可是特洛有它的隱憂,特洛的子民身在樂土而不自知,它的隱憂也就是它的子民嚮往外界的那一颗心,他們也想出城,想看看特洛以外的世界,這份嚮往導致帕雷士(Paris)的遊蕩和海倫(Helen)的私奔來歸,更因此導致千艘希臘戰艦之東行問罪,十年圍城撕殺,最後終於導致塔樓崩燬,快樂王國夷為一片焦土。如此說來,世界上似乎有一種憧憬是宿命的,更有一種愛情是毀傷的,特洛之失落最後更見證一女子的悲慘命運,影射所有女性的悲慘命運。卡珊特拉(Cassandra)和所有女性一樣,具有獨異的敏感,能洞悉未來,但她也和她所有的姐妹一樣,發言不為男性所探信——這是阿玻羅所加諸於她的詛咒。城焚之日,卡珊特拉依神廟走避,終不免為征服者所擄。樂土之失落她是能夠預見的,她也能夠預見自己淪為女奴,我們在卡珊特拉身上體會到悲劇之極度恐懼和憐憫。 基督文明所孕育的樂土是一個園子,而這園子是上帝隻手空拳創造的。 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裹。耶和華上帝使各樣的樹從地裹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别善惡的樹。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 這是伊甸樂園神話的基礎結構。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園,並且告訴他:「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别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又為了排遣人的寂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個女人。人和他的女人住在園子裹,和一切隔絕,他們相愛遊嬉,赤身露體,並不羞恥;他們不能看到園子以外的世界,以為伊甸園就是世界,可是天使們知道世界比伊甸園大得多。上帝眷顧他們,把一切都給了他們,只是不讓他們具有辨別善惡的能力。 這種神話的精義仿佛是說,快樂必須建築在愚無知之上,不免令人詫異,園子裏終於有一條蛇,它覺得上帝剥奪人和女人分別善惡的能力是不公平的,這蛇是基督文明的大叛徒,他指出上帝說吃了那果子「必定死」恐怕是無稽之談:「你們不一定死,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米爾頓「失樂園」史詩所歌詠的便是「人之第一次不服從」,違背上帝的命令,吃了那樹上的果子,因此導致伊甸樂土之失去,人為甚麽非要吃那果子不可?這也許和蛇的誘惑沒有太大關係,因為蛇所說的話其實是對的,吃了那果子,「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能知道善惡有何不好?我設想人之決心吃那果子,冒着生命的危險,正是人之所以為人,他是有所嚮往的,他不甘心簡單地永遠快樂,他要尋思為何快樂,為何憂患,我想這無非是一種向上的心志,值得讚歎欽佩。亞當和夏娃將被逐出伊甸園的時候,米爾頓在「失樂園」第十一卷為他們安排了一個美麗的遠景。天使麥柯對亞當解釋宇宙的意義,舉目望去,時間綿亘,世界廣大,這未來的宇宙當然可以提供一些喜悅,而且麥柯又對他說,有朝一日,當最後的審判到來的時候,撒旦總是要消滅的,那時將有一個新的天地,新的國度,那又將是一個充滿福社的樂土,比伊甸園大,比伊甸園恆久。基督文明所揭示的道理似乎是,樂土之失落,完全是由於人獲取了辨別善惡的能力,他的天真乃告喪失;天真喪失的時候,樂土隨之喪失,可是樂土還會重來,因為它還是存在,在遙遠的時間的那一端。 中國人認為樂土不在未來,在過去,我們設想,當聖王垂拱而治的時候,天下便是一個完備的樂土,那也許就是堯舜時代的意義吧,在很遙遠的時間的另外一端。那個時代有時還是和神話一樣縹緲,無從局限描述,我們祇知道那時卿雲爛縵,鳳凰來儀,人們沒有太多憂苦,「自由」是無須爭取便有的。「擊壤之歌」最能發揮這種自由的可羨可貴: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與我何由哉? 日出日落只是自然現象,並沒有政治寓言的汚染,絕不神秘,井水我自鑿之飲之,黍稷我自耘之食之,政府在看不見的地平線以外。這種充分的自得不啻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世界,難怪數千年後,西方詩人艾茨拉·龐德(Ezra Pound)於讚頌古中國文明時,着意為「擊壤之歌」渲染演義。 「擊壤之歌」裹的政府在看不見的地平線以外,而且,它實行着禪讓政治。中國文明比基督文明入世而實在,知道有人就必須有政府,可是政府乃是不可免的煩擾,所以設想出一個祥和完善的禪讓傳說,堯以之傳之舜,舜以之傳之禹云云。政府遙遠,可是雖然自我們說來,「帝力與我何有哉」,自他們說來,還有責任了解我們的生活情況,所以在快樂的古代,乃有采詩之事: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這是最文雅的意見溝通,行人采詩,其恭謹認真之情可以想見,太師比其音律,天子細心聆聽,以求了解天下對他的政府的批評和建議,這是多麽高明多麽溫柔的制度。 然而,這個樂土也注定是要失去的。我們無法確知它如何失去的,只知遠古時代洪水是我們的威脅,「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洪水退,帝曰「毋惟汝諧」,大禹受命,就此開始了一個家天下的夏王朝,而在這家天下的氣候裹,以暴易暴,樂土更轉變為血腥的戰場。武王伐紂,不但伯夷斥之,三千年後霧峯林幼春先生也如此抗議:「漂杵殷郊坑趙卒,虎狼周室虎狼秦」。這份抗議祇是針對所謂聖王之不知愛人一點而發的,其激烈遠過於美國哲人梭羅(David Thoreau)的「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按梭羅嘗自美國指校海百美國獨立運動時代的思想家派恩(Thomas Paine)和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處擷取一個啟示,認為「管的最少的政府,即是最好的政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這個道理正好可以視為「帝力與我何由哉」的發揮。 等到孔子孟子他們出來檢討中國文明的時候,「帝力」是時時與你同在了。那是一個上下交征利的時代,采詩制度也早廢了,因為在姦僞的時代,甚至詩也是不可靠的了,鳳凰不再來儀;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樂土終於失去。 三 樂土的尋覓 嚴格說來,樂土的失去應該是在更早更早的時候,在遙遠縹緲不可想像的神話時代。一個樂土的規劃,本是人心喜悅的表現;一個樂土之斷然消逝,更可見是人心憂患的烙印。也許每一個人都感覺他的時代是錯誤的時代,他的國度是錯誤的國度,所以他若不是緬懷過去了的黄金時代,就是嚮往遙遠無聲息的樂土。 西方文學裹,第一部揭示樂土的尋覓的史詩,應推味吉爾的「羅馬建國錄」(The Aenetd)。此詩共十二卷,於敍事上緊接荷馬的「伊利亞德」。特洛城破,王族陵夷,大將阿尼士(Aeneas)偕其妻及稚子背負其老父逃出焚城,帶領部屬登船朝意大利航行,因為他相信意大利半島是他未來快樂的國度。出發以後,其妻失蹤,不久其父亡故,阿尼士繼續西行,遇暴風雨被捲入迦太基的港灣,得女王黛德(Dido)之禮遇。黛德欲強留阿尼士於迦太基,但阿尼士決心赴意大利,不允所求。一日潛行出迦,黛德為失望的愛情所煎熬,自殺身死。阿尼士到意大利半島,國王拉丁諾士(Latinus)憐其才,將以公主妻之,但遭魯凸利王國,(Rutuli)少主透爾納斯(Turnus)所阻。拉丁諾士王乃令二人決戰,以辨勝負。阿尼士殺透爾納斯,妻公主拉維尼亞(Lavinia);其後老王死,乃繼承王位,是為羅馬人的始祖。 味吉爾提到阿尼士的時候,總是稱他為「有責任感的」(Pius)。阿尼士的責任是飄流浪迹前往意大利,因為冥冥中有一種感召,是他所必須赴命的,所以他必須拒絕黛德女王的愛情,離開迦太基。必須與透爾納斯決戰,娶妻拉維尼亞公主。他的責任是為意大利建立一個指向未來繁榮強大的帝國,為羅馬的偉壯奠基。 這種迂迴的追求,無非是基於一種對樂土的信仰。建國是英雄史詩最標準的主題,神話和文學裏比比皆是,其過程總是縈繞複雜的。英雄人物必須經歷許多考驗,通過許多憂患。我們或許可以舉盤庚的遷徙為例,一人肩負全民族的命運;又可以之和周人的早期拓展相比較,從姜嫄履大人迹,后稷即有邰家室,公劉立國於豳,古公亶父遷岐下,文王質成虞芮,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殷,至武王翦商——這個漫長的過程,何嘗不是一首憂患建國的英雄史詩?這首英雄史詩也可以說是周人對於樂土的追求,雖然在追求的過程裹,竟有「血流漂杵」的事件。 味吉爾處在光榮的羅馬時代,沐浴奥古斯都的輝煌,「羅馬建國錄」是激勵民族精神的大史詩,此實毋庸置疑。然而人類對於樂土的追求並非完全建立在史的敍述而已,因為歷史上可資宣揚的樂土究屬少見,有的只是每下愈況的殘忍控制。質言之,我們所能覆按的文獻中,所謂「樂土」往往是虛幻的,往往只是哲學家高懸以教化人類的鵠的,如儒家想像的大同世界,也許會經存在於過去,也許可以預見於未來,但絕不是當下的生活型態。這或許是儒者的悲涼心境吧。而從另一方面說來,儒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悲涼的心境裹,尚且說得頭頭是道,煞有介事。這或許是儒者的堅忍勇氣吧。又如柏拉圖,他曾目睹蘇格拉底被雅典的法庭判決死罪,深知「眞理」不在人心,「公道」蕩然無存,猶能堅持一個哲學上的理想國,在思維裏規劃描繪一個坦坦蕩蕩的世界,則樂土的追求也許是智者生存的精神憑藉了,那也是一種無敵的勇氣。在這個理想國裹,智慧是政治的最高仲裁,平等是社會的基本條件,後世西方哲人不斷加以渲染,其尤著名的有西塞羅(Cicero),摩爾(Sir Thomas More)。培根(Francis Bacon)等,而以摩爾的「烏托邦」(Utopia)流傳最廣。 還有一個和柏拉圖所孕育的理想國相當,但更其縹緲不可卽的,是基督教思想所籠罩的新樂園。西方人對於這個全新的樂園的追求也世世代代未嘗稍息,在文學的範疇裹,最龐大的架構,最勇敢虔誠的旅程,當推但丁的「神曲」。但丁夜夢迷失於黑暗的森林,正自猶疑無助時,有人來引導他,原來正是羅馬大詩人味吉爾。味吉爾引導但丁行過地獄和煉獄,目睹許多非教徒絕望的期待,最後終於接近天國了;可是就在此際,味吉爾忽然消逝,但丁哀傷之餘,又被天使帶過河水,遇見童年的女友琵亞特麗切(Beatrice)得見天國的榮耀。「神曲」雖然開啓了文藝復興的大時代,終可見其自中世紀過渡的痕跡,全詩是一個夢境的組合。尤有甚者,但丁雖然一心一意以味吉爾為意大利新文學的原始典範,以他為意大利文藝精神的歸宿,終不免因為味吉爾不是基督教徒,而於「神曲」第三卷任他自天國的邊緣消逝。天國不屬於非教徒,但丁還是堅持這個看法,這是一個相當殘忍的思想體系——樂土的企及是非要通過宗教信仰不可的嗎?但丁彷彿說是。在類似的思想體系裹發揮樂土追求的主題的,還有米爾頓的「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這種追求的文學,嚴格說來,是狹仄偏激的,其詩藝偉大光輝自不待言,其主題局促如是,不禁令人為詩人所受時代背景和意識型態之限制感覺惋惜。至於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Pilgrium's Progress)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作品了。 其實真正的樂土不一定非在嚴格的宗教體系裹去追求不可,文學裹自有一種可卽的樂土。有的是精誠所至,剎那間就呈現於你心智中的樂土;有時是決心就之,摒擋一切便可生活於斯的樂土。這種國度是沒有疆界的,人人可以到達,它也是沒有固定型態的,你的思想所加諸於它的線條和色彩,即是它的疆界和型態。有一條通往這個國度的路——也許不只一條——要你自己去走,因為路是人走出來的。路雖然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但路必須有人踏步先行;一人先行或許寂寞,甚至有的走進又路,必須回頭;可是成羣結隊的歷程難免議論紛紛,莫所適從,何況卽使是成羣結隊出發了,總也還有先後,有人前瞻,有人殿後,甚至有人掉隊,有人開溜,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但更不是千萬人羣居終日談論研究,遲疑不走,所能夠自動顯現出來的。 古代中國文獻中使用「樂土」二字的,可能以魏風「碩鼠」為最早,原始的解釋是:「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其第一章曰: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爱得我所。 第二章言碩鼠「莫我肯德」,又說我們要去到一個「樂國」,那是一個可以讓我們覺得一切都極合理的地方。第三章言在那個地方(樂郊),任何人到達的時候,都會感到喜悅(誰之永號)。我們不知道詩人「逝將去女」是否只是威脅的口吻,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啟程去走去,不知道是否有人踏步先行;我們更不知道那個樂土確實是否存在,不知道它的位置。但自文學來考察,我們不妨相信詩人是確知天下應該有一塊樂土,也許那是摩爾的烏托邦,也許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烏何有之鄉(weissnichtwo),但它總是存在的,至少它存在詩人的胸臆中,在詩人的想像和嚮往裹。人不可不保有那想像和嚮往,你為自己設計一個樂土,你更必須開步走去,那是一種尋覓,一種追求。 有些詩人卻以為樂土是不可蓄意追求的,陶淵明的武陵漁人並未存心,無意間乃到達一個桃花源。等到他離開桃花源,沿途做了記號,帶領官方人員回頭去尋找的時候,再也找不到了。詩人似乎是說,無意的人始能接近樂土;一旦有心,它就消逝了。這個觀念與莎士比亞在「暴風雨」(Tempest)裹所揭示的觀念頗為相近。航海的人被風雨所迷,無意間登上了一個充滿音樂和花香的小島,莎士比亞所謂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這種樂土有一個共同的特徵,自足而和平,或者說,一切人間的問題到了那裹都能夠自動消減,因為政治變革與它無關,「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帝力與我何有哉——在「暴風雨」中,純潔的愛情和滿天的音樂花香,終於使一次血腥的政變融化於無形。 然而陶淵明的桃花源和莎士比亞的島嶼,主要還是存在意識裹的國度,形而上的進入是可能的。那代表一種精神的尋覓,詩人若是摒擋一切,回歸現實的世界,當下斷定一個樂土,卻比那種精神的尋覓更其直接,雖然要下決心承認一個現實世界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一件事。陶淵明之賦別彭澤,歸園田居,未始不是追求他心目中的樂土的方法,尋找他心靈的慰安和平,保護一顆幾被汚染的詩心;他單獨走出一條路來——這條路雖然不是甚麽陽關道,可是大言炎炎畢竟只是炎炎大言而已,在一個黑暗幽昧的時代,人有歸去的自由;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古今許多詩人,真能下決心選擇他的獨木橋的人其實並不多。所謂隱退,豈是一件易事?若非安史之亂,王維恐怕還是奔走於京師公侯之門,不可能自動回到輞川去的。以王維比陶潛,方知陶潛之決心步入自己認可的樂土,在「自然」裹安身立命,是多麽超越的精神探索。 詩人之決心與自然認同,並設想那世界便是他的樂土,表面看來不無消極色彩,可是當他回到田園之後,能夠排除官場的爭執糾葛,著意展現和平的意義,通過他的藝術來提升生命的原始價值,這卻不可以不說是一種積極的奮鬪。他並沒有向任何勢力投降,十七世紀英國詩人馬服爾(Andrew Marvel)寫「百慕達」詩,志在表現一小世界裏簡單而富庶的生存條件。初看之下,我們可能以為那又是幻想而已,甚至以為那種不著邊際的繪事與事無補,不能解決十七世紀英國當下的問題;可是進一步深思之,我們知道詩人所展示的安寧快樂和富庶,何嘗不是一種理想的激勵,其意何嘗不在現實社會的改造和人性風俗的移化?庫利(Abraham Cowley)的「意願」詩更是如此。他明白道出,在一個簡單的世界裹,傲慢和野心消逝,沒有横施的打擊,沒有讒諂,對於疲於奔命的人說來,充足安寧的小天地已經是一片令人不勝嚮往的樂土了。這種相同的意義又見於葉慈的「湖中岛因尼斯弗利」(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或甚至見於高更所作大溪地藝術中所透露的精神。基於此,我們更可以了解和欣賞校羅的「華頓」 (Walden)文學。華頓湖不是梭羅脫離現實的逋逃藪,反之,那是他為更健康明亮的現實設計未來的精神鑑照。其實我們都知道,「華頓」的梭羅也正是「不服從論」的梭羅,是最具現實意識和社會良心的梭羅。 四 結論 樂土是已經失去了,在神話的時代便已經失去了,這是人性永恆的惆悵。每一個人都來得太晚,生不逢辰,然而樂土還是可以追求尋覓的,這追求尋覓必須自人的心臆開始。有人在想像中為自己為大衆設計一個完美的國度,發而為哲學的結構,為詩的景象,我們不認為那想像的馳發是不着邊際的遁走,反而是充滿責任感的良心負荷。樂土的追尋和創造是文學的寓言託意,表現握筆人的生命力,肯定他超越的能耐,他的嚮往是一般人心嚮往的反映,直接而精緻;他所創造的世界容或與現實世界完全相異,然而這種相異正是它的根本意義。 (一九七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