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的兴衰逻辑

关于长期困扰中国古代北方的边患，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试图给出一个总括式的解释模型。

巴菲尔德显然没有立足于传统中原视角，而是以北方游牧帝国的视角，对秦汉以来游牧帝国和定鼎中原的中央王国的关系进行人类学考察。以拉铁摩尔的“边疆形态”学说为出发点，巴菲尔德分析了匈奴帝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王朝、突厥帝国、辽金元以及明代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直至清朝最终征服草原，抛开偶然波动，他认为在长时段中，游牧帝国采取的是“内部/外部战略”模式。

当中原统一，出现由文官主导的汉人国家时，游牧帝国采取外部边界战略，即利用其机动性优势，通过袭扰中原边境进行勒索，迫使中原的提供奉养，而统一的游牧帝国首领依靠这些奉养增强自身权力，并通过在部落间二次分配维系其统治。为此，游牧帝国往往不会试图征服中原或占据其土地，甚至在中原陷入内乱时会出兵援助，以保证继续获得中原提供的财富，如回纥出兵帮助唐朝进攻叛军。

而部落内战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会采取内部边界战略，通过投靠中原，利用其巨额财富和军事保护去赢得草原上的内战，而一旦赢得内战，获胜者就可以视情况回归外部边界战略，或选择延续内部边界战略。

书中强调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元区分，认为在针对草原民族时，中原的方法是仰赖防御性城墙、馈礼及贸易，还有周期性的大进攻。这是无效的。由边疆地区发展起来的王朝，如北魏，更了解草原，并继续采取草原战术和战略。东北地区则处于二者之间，形成一个混合型的二元组织，在农业地区使用汉人官僚，军事上则重用部落首领，如契丹、女真，其对草原的统治强调使诸部落限于混乱，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在作者看来，这最后一种形态最为成功。

这样的分析与传统视角判然有别，不是基于中原汉人政权的兴衰更替去看待边疆，而是强调边疆政权有其自身发展周期，突出了边疆的主体性。但这一角度转换加上长时段分析带来的问题就是弱化了中原的分量。在书中中原汉人政权似乎就是农业基础上的文治国家，对北方的干预主要是奉送馈礼，这无疑忽视了其军事力量。如书中强调突厥对华北的劫掠，而忽视了隋唐对突厥的征伐。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北方草原，就会注意到唐还同时对吐蕃、朝鲜半岛用兵，其军事机器在东亚无疑是强大的。

此外，长时段的视角抛弃了很多细节，这就使有关理论存在问题。如书中对明朝的描述是顽固地拒绝与草原和解，仅限于消极地抵抗入侵。实际上明朝采取的策略肯定比这复杂。如在东北地区对女真周期性地犁廷捣穴，在北方草原定期出击蒙古部落执行“减丁”政策，其目的都是避免出现较大的外族势力，威胁到边疆安全，而这无疑吸收了契丹等北方政权的经验。再如书中认为北方外族国家基本不想征服汉地，而是满足于外部边界战略，只是在中原陷入混乱时才趁虚而入。因此，按书中描述，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对辽东的进犯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需求，而非征服，并认为皇太极掌权后发动的战争主要是为了获取新资源，征服则是其次，以此作为外部边界战略的表现。这无疑忽视了满洲政权征服汉地的欲望，实际上至少在松锦大战后，许多明降官降将都提出过征服明朝的建议，皇太极本人也流露出此意，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诸如此类，不免似是而非。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史作品胜在其视角和方法新颖，但另一方面，由于并非母语学者以及掌握的材料局限，有时不免隔岸观火之感，甚至会在一些基本史实上出错，如书中认为雍正系篡位，这显然与国内主流观点相左。书中归纳的规律因此既有启发性，也有解释力的不足，如何回应，正是更好的理论发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