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梳理

一、弱者与性别

将强弱二元对立作为现代主体构造之天然条件的界定性表述，揭示出的是某种社会结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性别化的生物政治和欲望构建的经济系统

"弱者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weaker）

她们的毕生劳作和文学书写，不仅描绘和型构出"弱质性别"的困境与作为"命运特征"的"生物属性"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的状态，而且范式性地示意出这种"命运属性"是如何被指派给现代历史上各种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僭越、被戕害或者被剥夺的人们，即所谓"强者的牺牲品"（prey ofthe strong）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实际生理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

生物种性政治（Bio-ethnic Politics）

一种人为制造并通过社会性推动强加的力量，在运作中将被戕害的失败者定位为先天的低劣者，把具有侵略性的优势者界定为天然的优越者。

那些被侵犯、被僭用和被毁坏的活生生的身体，在承受、忍受如此暴力的同时，必须承受自身被铭刻、被判定为"弱者"的第二重暴力，而成为她们自己被强加的"先天"身份和"必然"命运之自然性即合理性（naturalness）的活见证。

换言之，一种认知性质的权力机制在这里运作着，它将那些"生活囚徒"和"天下奴隶"的女性的历史状态，同时界定为她们从来如此的自然存在和必然如此的固然属性的证明，她们社会性别化了的"生物性"，就此成为她们作为"弱性物种"或"弱性族类"（the weak species）的命运标志，成为被侵犯、被僭用和被损坏者的具体体现和意味深长的隐喻。

——这种双重暴力的社会运作及其逻辑："生物种性政治"（bio-ethnicpolitics)。

在陈撷芬对中国女性特定困境的解剖中找到不约而同的特征∶

某种特定的对人体界定并由此进行人性分类的方式，对她们强施了两次权力的剥夺。

首先，她们在如此界定分类法对身体特征的度量下，被归为社会累赘（social liability）即既定罪人的一类;然后，再以她们的身体特征为证据，判定她们为社会累赘即既定

罪人的种群。她们是行走着的人类缺陷本身（walking human deficiency），

是人性匮乏的活见证。这里的反向逻辑及其运作，即为现代生物种性政治的机制内涵。

以生物种性政治为基点的政体机制及其合法化逻辑运作的双重暴力

她们作为残疾的、可被任意处置的种性化人群

的危急处境，不仅指出了必须挫败的针对中国的暴力，而且还揭示了一种

必须面对的全球扩张的生物种性政治。

——意思：这种生物种性政治，不仅是针对女性的，更是针对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的，是一种全球扩张的生物种姓政治。

这些中国女作家把她们的困境，连带着她们既具体相关又

特定不同的处境和语境，

表述铸造为一种揭示她们所受苦痛之连接性的场域，

由此引发一种在根本上与社会性别化的双重暴力：

1、—既源于中国古代政体男尊女卑的宗法统治

2、又来自现代西方生物种性的分类法则

二、非真的蕴律

将逐一探讨这些女性是如何去面对她们亲身所处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如何同时也是置身世界之中的中国的结构转变的记录和呈现。她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拒绝把社会对于"弱质性别"的规定和对"弱性物种"的设计作为她们的命运，努力从生物种性政治运作的双重暴力的势力场中生存下来，

与"弱所以强"的文学形象同时在本书中出现的，是女性作者们开风气之先的公共性的表达本身。

方法论意义：

一方面，以想象性写作形式出现因而并非实际存在——非真（unreal）——的事物，在这里表现为能够赋予生命以形式的踪迹，和这些踪迹唤起的作家生活经历中女性身体实际存在的能动力（realynamics）。

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种种人生历程，在这里以这些终有一死的人们的想象性的构造表达而存在，这些想象构造是她们的虚构作品的核心活力，而在这些人死后，这些作品仍会在实际的世界中以物质的形式继续留存下去，呼唤着不同读者的变奏能量，在人们的重访中再现。

就好像非真的蕴律（unreal rhythms）一样，这种存在为笔者探求这些女性的写作与生活的特定方式，指示了聚焦的场所∶写作与人生在互为构成要素和转化过程中成形，从而充满想象力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人性。

本书不是对一个所谓真实过去的直接存在作实证主义的记录，而是一种行为动态过程，追踪、感知并栖息于那些反复出现的非真的蕴律之中的过程，以求穿过、抵御和超出现代生物种性政治的逻辑和认知权力体制的掌控范畴。

非真——

它指向在人类生活中存在（因此就不是"缺席"【absent】的）但在物质和象征层面上却不被承认（因此就更近于"缺乏"【lack】的概念）的那些事物，在根本上牵涉到通过现代分类认知的政治体制来运作的权力关系的问题。

这本书就是笔者作为那种无法被分类之生命蕴律的一个对话式的见证者和积极的迎受者而开启自己的一种方式。

下田歌子（“亲西方”的；缺乏对"弱种"与"强种"之间相关联的等级制的认识、接受）

三、动员

断裂（rupture）是一种破裂，同时又可以是一种开启，它掀起的不仅是被压迫者，还有超越现有社会边界的想象性的能量

在世纪转折关头的中国语境中，它允许、发动或者促成了悼念性的悲诉的喷发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它那内在的口语的流

动感和音乐性的节奏，让识字或不识字的听众，去感受和被吸引到它的节

奏流动和运动之中，加大它的动力，使之成为具有参与性和扩展性的动员

力量

中国女性对古典诗歌中特定女性哀愁的书写风格和民间文化中女性悲诉的口语节奏的运用，将在下一章以秋瑾为范例作详细的阐述

中国早期女作家对妇女悲诉的现代运用，既是对传统的重复，

也是对传统的变革;在连续性中生成非连续性，在非连续性中延伸连续，

使得为其中隐藏的"残疾性别"的遭遇而发出的抗议获得社会意义的公共

性，和日常磨难中人间之痛苦的关联性。

四、秋瑾——自我塑造与历史断裂

1、

秋瑾的社会革命与文学书写行动彼此塑造。

早年，创作传统“闺秀文学”古诗抒发”春愁”，却介入男性特有的社会尺度和文化领域中，如公开表现饮酒喝醉、深入男性特有活动，从内部摧毁并超越了传统儒家性别化的哀愁表达。

同时，她放足、穿西式男士外套和长裤。这一重新设计身体和穿着的越界行为，抗拒了与儒家权力关系联系的传统“中国性”，而得以通向中国的“现代性”，“改变由旧的政权与新保利的势力场构成的环境，......身体力行了（physicalize）"一场富于想象力的、为了从民族危机中生存下来而进行的特别的性别斗争”

在绘制地图诗中，秋瑾以文学行动，转向跨国界平台上的参与生活（做事，do something）；

放足后，她终日练习长跑、跳高、击剑，在异己环境中能动地用血痕、泪痕重塑自身骨肉之躯。

临刑前的诗作“秋雨秋风愁煞人”隐含修辞和政治驱动的两方面革命驱动，在危急时刻唤起民魂，这双重行动：

“秋瑾文学和非文学的行动冲破了帝制中国和性别化世界“历史连续体”的阻碍，冲破了它们规定的女性型态，冲破了它们似乎重复永存的记忆规范，由此冲破了它们的想象极限。位于这冲破之核心的，是秋瑾那既非历史目的论式的、也非随意偶然的"做事"（doing something）的动态和实践能量。”

——想象性和现实性、艺术再造和社会行为的生命孕育桥梁。

2、

秋瑾不应被视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这种定义

“把中国现代史看作西方普世性"国家建设"模式的一个地方分支，

同时也把秋瑾毕生事业的意义局限于人们通常所知的基于生物种性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范畴”

秋瑾并不停留于欧洲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生物种性为核的民族主义话语

诗作中反复出现的在动乱中四处漂泊游荡的女性形象，无所归属感（placelessness）使她的忠诚恪守带有更多社会性别的信息与动力。

1902，在北京，她和诸多妇女形成“女性文谊”（feminine literary friendship），互相拜访长和、分享危机感和社会文化历史女性新观点。

她在日期间和丈夫分手，挣脱男性中心的婚姻制度带来的无所归属感，又回国亲身投入革命，推翻满足君主专制，也拒绝遵循现代日本的范式模仿欧洲建立现在民族国家，在援引欧美女权主义观点时，进行创造想象性转化，把"现代中国"的民族构造更多地与人性家园的想象建造联系在一起，用“共爱同志”进行动员，安放那些原本无所归属的灵魂。

1907：漂泊天涯无限感，有生如此复何欢？伤心铸铁九州错，…… 催人岁月易温寒。陆沉危局凭谁挽？莫向东风倚断栏。③

秋瑾关注中国人如何被生物种性机制遭受物质性和合法性上的双重暴力，用遭遇历史性断裂的女性身体自身，来想象现代中国。

而她的书写与革命行动，经由上层社会的女性情谊（徐寄尘和吴芝瑛），被转化成公共政治的场景，她们加入了秋瑾的行列。

3、秋瑾的弹词《精卫石》，通过精卫的生死，呈现出不可能实现的迫切渴求如何就是迫切无疑的可能性本身（impossible imperatives as imperative possibilities）。

这种比喻之中的生命潜能，是社会想象的真正来源，强调弱小的生命“我们必须做”的事。这部作品无视了生物种性法则和秩序，结合秋瑾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最后的慷慨赴死，体现了秋瑾作为女性能动主体、革命行动者，用自身形象预示的物质化的革命想象，在这之中她的生命也得到延续。由此，秋瑾构成历史上的断裂，成为不朽的人性家园。

（任何一种既有的语言逻辑、历史逻辑、性别逻辑无法去囊括她的生命）

五、冰心——母爱绿洲与认知革命

接下来到了五四时期。女性社团在全国范围内大批涌现出来；女界联合会、中华妇女协会、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及其他社团，聚集了大批追随者。

1、

作者认为，冰心作品中的“母爱”是一种“母亲式的爱”，指示互一种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模式。这种母爱，既借用了父母慈爱的文化习俗，又拒绝顺从家长制的等级秩序法则。此种母爱的运作，是一位母亲和一位女儿之间的往还回复的共同书写（co-authoership），带来姐妹情谊（sisterships）的感知系统，是在制度中不平等关系中的平等冲动。因此，姐妹式的冲动可以摧毁儒家家族制度；这种平等的认知模式，也踏破传统坐着读者之间的教化等级关系，被扩展为一种普遍之爱。

这封信不是专为介绍我母亲的自身，我要提醒的是"母亲"这两

个字。谁无父母，谁非人子?母亲的爱，都是一般;而你们天真中的

经验，却千百倍的清晰浓挚于我!母亲的爱，竟不能使我在人前有丝

毫的得意和骄傲，因为普天下没有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小朋友，谁

道上天生人有厚薄?无贫富，无贵贱，造物者都预备一个母亲来爱他。

又试问鸿濠初辟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

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

同时，由于冰心的教育经验，她对平等之爱的呼唤，来自于基督教式普遍之爱的救赎和解。然而，需要区别的是，冰心无视了新教天父权威通过宗教或世俗程规指定的人类秩序，这种神学的恩典“天命”，显示的仍是生物种性逻辑为内核的预定使命。冰心对基督教福音的援引，重心被中国女性自身的身体和情感诉求占据，是在有差异生命的息息相关中，具体活跃的姐妹互换和共同书写。

因此，冰心的母爱和平等呼唤，对抗了中国儒家和欧洲新教的父权秩序。

2、反驳两个观点，

一是这一呼唤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产物，然而，冰心的母爱更多关涉情感而非理性，与工具理性支配的现代理性公开疏离。同时，冰心虽显示出情感对理智的优先性，却和鸳蝴派女性形象是有区别的。

另一一种指责，认为冰心的母爱，指示一种女性化、不合逻辑、无处立足而不真实的东西。然而，作者认为，这些场景蕴含的情感和效能，无法被磨灭。

冰心体

如苏雪林所指出，冰心把肯定不可能的事物化作平常的命令，把卓然非凡的追求化为单纯朴素的动力。

冰心认识到，写作中的现实，也就是她所希望和渴求的现实，是在自然中无法实现、没有自然位置的。她的写作呈现出一种童话的审美，这也就是冰心体。

冰心体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性写作风格，穿过白话文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困境，取消了旧的等级制和西方区隔成人与孩童的现代逻辑。冰心在《寄小读者》中对孩子说话，自称落伍者，这是去除书写系统隐含的等级制度的体现。

作者认为，这之中的姐妹式冲动表现的并非戴锦华孟悦所认为的非历史、前俄狄浦斯的天真，并非自然原初的人性状态，而是暗示一种想象式的共同体中的人性，表达一种面向实践、让读者共同参与并创造的人类平等呼吁。冰心在小说《分》中，用一种不可能的语言（婴儿的语言）来表达社会和文本的不可能性，也就是两个阶级分道扬镳的婴儿的情感。用这非现实性中的共生情感，引发革命的诉求。

3、冰心亲身参与到五四运动，成为见证者和记录者，在虚构小说中通过身体行为关注出引发政治激进性的场景，她的小说以对性别、特定阶级、半殖民地的扩张暴力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揭示，和赋予在这环境中被损害的人们的身体一种异常的能量，而实现虚构的效果，在读者身上引发思考。这是冰心在动荡的为难现实中构造的“绿洲”。

在她逃离沦陷北平，经昆明，又来到重庆的洮南中，她以对写作的坚持，在更大语境中，将被毁坏的事物带回现实。

卢隐也是这样的情感革命家，五四时期，有大量女作家以书信形式在现实的深渊中，寻求支撑人类关系的绿洲。她们建构的想象生命场，身体力行着对理想人性的塑造和改变等级制的渴望，是一种激进创造中的认知革命。

六、白薇、袁昌英——伦理激情与社会拒绝

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带来了席卷社会的妇女革命；而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女性被压制。1934年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号召女性要体现出"儒家和基督教的（双重）美德"，以便效法"欧洲民族"的模范，建立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国家"。一批五四女作家对此进行讽刺。

在此背景下，介绍白薇和袁昌英的社会戏剧。

1、

白薇曾是封建家庭童养媳，命运悲惨，后走向左翼，戏剧《苏斐》用女性形象身体化、超语言的宣告来呈现婚姻、家庭和财产制度的毁灭性后果；《打出幽灵塔》中的月林也记录了大革命失败后反女性的白色恐怖中女性的复仇之火。这些女性被大革命后的新权力剥夺权力，而在自身的无能为力中亲身体验社会制度的暴力。作者认为，白薇笔下月林的生命力在于，打开了“女性”从死亡中生存的可能，把这种生存揭示为一种伦理的承担和旅程。白薇在作品中拒绝死亡，也就是拒绝主宰的权力关系。

2、

袁昌英也从小资产阶级投入不同的生活、广阔社会实践，她的《孔雀东南飞》展示了向上流动的性别机制当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与系统的共谋。同为弱质性别，兰芝实则是焦母的亲密变身。而焦母的悖论在于，她实则内在地感受得到变革的迫切要求；但由于男性中心的戏剧语境，焦母作为女性，其实是一种现代男性中国人的参照陪衬，缺少权力天然属性，进而会在借来的权威地位中违反尺度，在歇斯底里、非儒家的病态中与封建家长制共谋，毁灭子女。因此，她无可脱身，在假想敌儿媳的毁灭中体验了自己的死亡。她的失败带来的悲剧显示出，由于女性本身的生存条件，她们在自身掌握更多特权时，不可能自然地导向女性主义的诉求和方案，这导致女性的分隔和对这种社会秩序的深陷其中。因此，必须通过充满伦理激情的社会拒绝，去拒绝主流秩序的日常规训，才能通过具体生命的转变来进行女性主义实践。

3、白薇和袁昌英的戏剧，都有一种迫切的脱离男性中心的现代婚姻结构的实践要求，都在记录被戕害者、拒绝权利暴力中，拆除社会性别的工具化制度。

而白薇和袁昌英自身生平，都受过留学教育，却也都在白色恐怖中，拒绝了在半封建半殖民现代国家等级结构、权力游戏、性别政治中扮演女性角色，拒绝了一个设计好的、向更高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流动的方案，以此逾越现实世界中的主宰权力之规定，才得以实现女性主义戏剧和革命实践的成就。

七、萧红、王莹——亲人维系与跨界体现

1、

萧红的《弃儿》《生死场》等诸多作品，从受虐女性的性别化困境出发，呈现了一个从女性延伸到阶级和民族上整体“弱性物种”在受殖民侵略时收到的损害压榨；也以女性的嚎啕，唤起以女性主导、跨越性别界限的革命动员。萧红将文学书写和自身遭遇残害和驱逐的现代生命历程结合，在动荡和暴力中建立移动的生命力场所，为漂泊者提供家园——也就是亲人的维系（female-specific kinship）。这种维系，能唤起“弱质性别”冲破男性中心秩序、“弱性物种”冲破西方政治暴力，进行改变自身命运的生死斗争。

萧红后期的《呼兰河传》，是对她所经历社会变动、身心损伤的一种见证；小说在对血缘家族的自传性怀旧中，建立对生活和土地渴望的永恒纪念碑，坚韧地克服生命中遭遇的的大规模毁灭。萧红作品总在死亡时刻召唤充满生机的土地，这是从女性身体和感应出发，对人民相互赋予生命（inter-animated）的召唤，它是流动不息、置身于而又超越死亡势力范围的抗战动员力量。（性别革命和阶级革命、生物上的民族革命，都以女性的姿态得以呈现。）

2、

王莹的一生，逃离童养媳命运，后成为电影明星、左翼戏剧家和作家，活跃于抗战的政治舞台。她表演中带来“跨界体现”（cross-embodiment）：在多重层次记忆、经验和思考的激发下，体现自身痛苦和他苦难，跨越真实生活和虚构故事之间的鸿沟。跨界体现，将观众、角色和自身分散的情感宣泄从各自的压抑境地中解放出来，打开公共空间，沟通聚合不同却想通的痛苦和渴望，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动力。

这种跨界，不仅包括王莹在虚构剧情、舞台角色的能动塑造、电影银幕、演说中以女性主导空间唤起社会历史记忆，更包括她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战场上的抵抗性实践，本章讨论王莹经历的艺术社被查封事件、文学创作中对电影业的批判思考、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手抄抗战宣传行动、蓝服事件、游行抗议、赛金花事件、在抗战救亡剧《放下你的鞭子》中根据真实历史场景的即兴创作等。王莹在包括但不限于此的任何社会性场域，都以跨界体现来激发现实批判性。

萧红象征层面的亲人维系，和王莹在移动的演出中的跨界体现，交相呼应，沟通并动员广阔而沉默的中国大众。

八、丁玲——创造生活，跨越边界；行动塑造，自我赋权

1、

丁玲早期作品《梦珂》（1927）和《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写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女性被性别化暴力所残杀的历史氛围中。丁玲虚构了和自己心境相似的女性形象，以文学想象的能动力量，改变并创造了自己的真实生活：通过写作，她从蒋冰之成为作家丁玲，宣告了作为女性写作者的物质性存在和批判精神；同时，审美过程作为社会实践，表达着自我预感，赋予尚未被看见的人性内容和生活世界以形式。因此，创造小说就是创造生活。

丁玲最早希望成为电影演员，亲身观察到电影从业时女性所受的性别压迫和侮辱，转向写作，以“梦珂”对罪恶都市的融入与憎恨，批判这种组织和控制影像技术的社会关系中的性别暴力，控诉都市现代生活对受教育女性的商品化和压抑。

丁玲也描绘了“莎菲”对自身现代地位的敏锐察觉。“莎菲”在城市阅读中与感到自身普适主义思潮的割裂，通过日记进行抗争，审视凌吉士的迷人效应中体现的中西、金钱、权力关系，以女性主义对男性欲望祛魅，超越性别化生物种姓逻辑的幻象。这让她很绝望，她通过为蕴姊这一读者写作，来呼唤超越传统和现代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

但是，诚如梦珂被不断剥削又抗争着剥削的合法化，却重蹈覆辙，找不到其他道路；蕴姊的死去和莎菲文字自恋的自我流产一样，显示了这些写作被排斥在现实秩序外，她无法在真实世界的势力中为被抹去的生命寻找社会空间。

这二者都显示了，在写作中，丁玲虽反抗了社会性别规训和性别暴力，但是，她对这种书写，在半殖民地语境遏制下的实际社会效用却深感怀疑。这种矛盾，折射了革命失败后女性在心理上被孤立、社会上被边缘化、政治上被消灭的窒息和愤怒。这种愤怒与暴力紧密共存。

2、

在丁玲的更多写作中（《日》《野草），她描写受教育女性身体在都市经受的身体、心理、社会疾患，这些女性实则是权利阶层和下等阶层具有张力的结合，生活于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女性实则只是“被支配人种的上层”，也映射了丁玲在成为有名气女作家后的自身困境。

丁玲拒绝通过卖“女”字来向上流动，这是与被天然化的生物种性制度合谋，遮蔽着更多性别歧视和压迫。而她的公开抵抗，是以女性为杠杆的平等主义立场，拒绝了整个将生命物化为有差别交换价值的符号的等级结构。

丁玲也用“生之激情”抗拒着一种都市冷漠，这是女性弱者在内化了这个系统逻辑后对他人的牺牲产生出的人性冷漠；她的抵抗，导向与这个势力场内受害者生命的内在关联。

3、

到30年代初期，丁玲加入左联，由于认识到导致性别暴力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丁玲的关注也以弱质性别的推力，扩展跨越到更多受戕害者的命运，表现他们无法被化约的痛苦、贫困毁灭，建构了以女性为杠杆的广阔历史力量联合。在《水》中的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书写中，丁玲以女性痛苦为杠杆，批判整个现代性自然法则对乡土中国边缘人民的结构性迫害。胡也频和左联五烈士的牺牲震动丁玲，而她中途夭折的小说《母亲》，也哀悼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流产，指控反妇女的政治，作为中断的痛苦的动力，跨越了早期丁玲和后期丁玲的分界。

4、

延安时期，丁玲参与民间传统改变戏剧的公共演出，通过跨界体现，在身体实践层面冲破了自身的天然阶级，她在《王老爷》中扮演八路军战士，舞台角色和自我身份互相塑造，也与观看/者进行着互动；她的军装照也成为了一个唤起中国女作家变革历史和抗战动员的动力。

丁玲也在《河内一郎》中塑造了走向反战的日本兵，超越了族裔天然固化强权逻辑的合法性开启了新的任性可能；在《重逢》中，丁玲揭示了一种女性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焦虑，即在利用性别来潜入敌方后，作为革命者、地下工作者的“真实性”存在高度风险，而这风险是内在地性别化的。南京地下工作者中，选择特权阶级和女性来承担的情况占据比例更高，是由于一种天然的生物种性印象。

5、

在被审查期间，丁玲仍然参与着社会政治艺术活动。她的写作动力是舞台和生活的跨界体现，而她也敏锐地意识到，每一个谋求变革的参与者，要超越这种自身处在其中的权力关系，需要的不仅是物质生活条件转变，更是具体行为塑造、精神结构、社会心智的转变。

在《新的信念》中，她塑造了老太婆这样一个被日军轮奸回到家却又被标记为污秽的女性，既被权力关系所强暴又被这种生物种性结构所标记，而她不顾这种羞耻感，持续行动、诉说、动员，则显示了她的反抗、挣脱、改变这种结构的力量，这是自我赋权的呼唤。

6、

作者认为，丁玲自身遭遇审查时的革命真实性的问题，就是生物种性对女性天然软弱的弱点的铭刻，丁玲在延安座谈会后走向了区别于塑造女性而塑造更广泛的弱者群体，实则并非一种后者对前者的取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村民对这种生物政治的自觉领悟和实践转化；这与丁玲将女性作为弱者的写作，两者以同样的逻辑在进行斗争。就此，30年代上海、40年代在延安的双重暴力逻辑，在认在心态方面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