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语录中的彪悍人生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曾国藩“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今日再读曾氏语录，无论读书明理，还是治国整军，都可管窥其思想。
首先是治学。曾国藩开宗明义士人读书的三个关键词，一是有志，二是有识，三是有恒，都点到穴位上了，因为“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同时强调三者“缺一不可”。有志，才能知道为什么学习；有识，才能知道怎么学习；有恒，才能避免半途而废。三个字，有始有终，形成闭环。有了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精气神并付诸实施，才能真正提升自己。曾国藩进而说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这与苏东坡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异曲同工。当然，还具体到操作层面，比如“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所以，读书犹如长跑，也有“极限点”，打得通的就是进阶为高手，成为“好汉”。因此，遭遇“极困难之时”，要庆幸自己有机会破难通关，更上一层楼。
重点是为官。唐浩明评点中感慨道，“人人都说道德人格只能存于书斋讲义里，而不能运用于政治斗争中，但偏偏就是这个曾文正公，用圣人所说的人格道德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我想，这大概是曾氏引起后人兴趣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吸引力中之一吧！”书中提到许多曾国藩对于为官的谆谆告诫、切切体会。做官到曾氏的位置上，可谓位高权重，但能有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比如“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怨之者少。”处高位者当知道并非自己事事正确。望重责者多恕者少，这也是社会常情。负重望者也不必因此而畏首畏尾。再比如从反面角度，讲到居官四败并“书于日记，以自做惕”，哪四败？“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昏官、懒官、庸官、贪官。此外，还讲到三个不，即“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做到了，则“到处人皆敬重”，只要有一个没做到，“则不为人所与也”，是三个相辅相成的做人为官基本准则。尤其是“不自是”，往往更难，这和前文所提“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相对应。高处不胜寒，心灵也往往容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毕竟，看清自己是最难的。谈到将才需要的素质时，曾国藩提炼成“四大端”，分别是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作为领导干部，同理可得，也就是会用人、善察势、敢担当和守规矩。不得不说，这些认识，即使放到今天，都是很透彻的。曾氏还将人才分为官气与乡气两大类。所谓官气，即官场习气。所谓乡气，即乡野习气。“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 沾染官气的人，虽有稳重、圆熟的优点，却有天生不愿亲身吃苦办事的大缺点。曾氏组建湘军，其目的在于办实事尽管乡气者也有许多缺点，却有肯任事的优点，故而他宁愿用乡气者。曾氏认为，“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多年的从政治军，让他把为官中人与事的精髓概括的比较全面和精准，若我们现在也用这八招去处理政事，也能做个八九不离十。这是他作为“书生领大兵、文人有武相”融合于一身的独到智慧。在曾氏戎马一生中，有一个区别于古代乃至近代将领的特征，就是始终坚持把思想教育贯穿军事工作全过程，将信念、伦理、舆论的力量作为维系军心、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主张以精神层面的训练支撑湘军的“骨骼”，乃至成为整支军队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蒋廷黻归结成一句话，“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胡长明在《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中进一步提出，“如果说曾国藩是近代在军队中首倡‘政治工作’的人，恐怕是可以成立的”，毛泽东则将这种理念在人民军队中发挥到了极致。毛泽东同时还将曾氏与范仲淹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皆为‘传教兼办事’之人，也就是内圣外王兼备的人物”，这个评价，相当之高。
关键是格局。曾氏有言，“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这是一种做人的格局。他有一个具体的阐释，说得很详细，“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这种小我和大我的关系理解，是比较到位的。曾氏觉得，“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得看淡，庶几胸怀日阔”，这是他觉得如何放大格局、开阔胸襟之术。作者进而理解，人的胸襟之所以不广阔，是因为受外物所阻。过于计较得失，过于看重荣辱，这些都属于外物。去掉这些外物，人的胸怀就会变得开阔。平淡就是去掉外物后的外在表现。启示颇深。
还有修为。曾国藩将君子应该具备的美德归纳为八种，除了常规的一些关键词，这里要讲一讲这个“浑”字，即浑含，也就是说有时需要模糊一点，不必时时事事都精明剔透。聪明固然好，但有时聪明反被聪明累。水晶固然耀眼，但过于耀眼者则易于遭损害，反不如藏在石头中的美玉能自爱自保。这个“难得糊涂”是需要的，这个比喻也非常贴切。此外还有曾氏所谓的“不轻不妄”，不轻易进人，即是将来不轻易退人的基础；不随便亲近人，即是将来不随便疏远人的基础。这是做人要有分寸感，说的都是慎重、稳重、郑重方面的意思。古人说为政在稳，曾氏向来推崇一个重字，其原由即在此。前面谈到居官四败，从个人修为上，曾氏还谈到“居家四败”，即“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虽有封建残余思想，但如何教导好子女，如何团结好兄弟姐妹，如何对待对自己有恩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看待一个人、一个家庭修养品格的“窗口”。修为还在于日常的修炼和坚守，曾氏讲到日课，四句话：“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从自我约束、自我提高、自我强化，来逐层提升人生境界，知易行难，但照着做，相信一定有收获。
甚至还谈到养生。曾国藩告诫亲人，“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是独到的，也是发人深省的，譬如锻炼，越动越快乐，既有多巴胺的作用，也有身体享受自由的快感；譬如工作，每天做的事情越多，则到夜晚临睡觉时越快乐，这种劳动带来的获得感是“躺平”者无福消受的，成就一番事业更应如此。
曾国藩所处的是一个波谲云诡、成王败寇的风云年代，乱世出枭雄也出英雄，在一众猛将雄才中，曾氏先天条件不能说十分优越，但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其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群，正所谓勤能补拙，更不容易的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养成了一生的优秀习惯，融入进了奋进的基因，真正做到了“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梁启超语）的人生，给我们的启示还远远不止本文所述，值得常读常新、常思常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