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重峦叠嶂间
《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这本书，可以读得很快，也可以读得很慢。如果只是把它看作是一本带有行旅色彩的笔记，那么日记体的文字确实是比较好读的，多是写走在哪里、看到些什么、经历如何，加之以手绘速写，大概很快就能读完。然而，如果以一个博物爱好者的视角，这些看似“简单”的手记，实则记录细腻、蕴藏丰富，那些辛苦到达的一个个地名、仔细辨识采样的一个个物种名字，无不都在勾勒着三、四十年前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植被状况，再加上写意而生动的画作，令人跨越时空，再三思味。读完心里最多的感受，除了敬重，还是敬重，为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所付出的辛苦、所做的坚实的奠基工作。
臧穆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真菌学家，他在早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了西南地区高等真菌综合研究的先河，对许多真菌类群进行了专题研究，发表了1个新属以及40多个新种，同时还一手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并任首任馆长。《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是他在1975至2000年间的科考日记，共53万字，配有他手绘的390幅速写插图，主要记录的是他在藏东南地区（1975 年、1976 年、1980 年）、横断山区（1978 年、1982年）以及云贵高原的科考及研究工作。
日记的起始是在1975年，熟悉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的历史背景，便会知道，限于当时的条件，青藏高原的考察一直难以长期持续开展，时断时续，直到197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国内相关部门的50多个专业、2000多名科研人员，历经30年，才完成了这重要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工作。臧穆先生便是在1975年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作为真菌学专家，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标本，也正是基于此，他才能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最初没有一份孢子植物标本的情况下，通过一份一份地采集和积累，创建起隐花植物标本馆，并且后来和同行一起，完成了《西藏真菌》《横断山区真菌》的编写和出版。
不过，在《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这本书里，并非只是记录真菌，除了菌类、植物，他也对地质、地理、气象、农业经济、少数民族风俗和生活状况等多有记述，尤其是书中的手绘图，非常生动，虽然都是他在辛苦劳顿的考察途中匆匆画就的速写、线稿，但也尽可能地着色，写意的感觉有时看着很像中国古代文人画，然而植物细节也生动而准确，甚至会感觉，手绘图比起实景照片，更有一种意境悠远而使人无法拔离出来的想象空间。书中无论是他的文字还是画作，都有古雅之意，显示出他的学养和底蕴，这种如同双翼一般的表达能力，在植物学家里也是不多见的。而这些，恐怕正是这本书虽然以科学和专业性做底，却也能够走向大众的原因。
实际上，这本书是精选自他的《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国家出版基金版），后者的时间跨度更久，所集内容也更为丰富和全面，是他1975至2008年30多年间野外科学考察日记的总集，集结了他所留下的20多册野外日记，上、中、下三册共120万字，同时收录了他的664 幅手绘图、213 张照片。这也可以说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少见的、由完备的手稿影印图与辑录文字对照呈现的科考笔记。手稿日记的文字录入、校勘，拉丁文的校译，照片、图片资料的搜寻、整理等等琐细的工作，有赖于臧穆先生的爱人、苔藓植物学家黎兴江，以及夫妇俩的学生、助手们（他们也都是不同科研单位和大学里的专家教授）以及出版社的编辑团队。看编委会导言里说，“总集”偏重文献性，“精选本”注重普及性，“臧穆先生早期的青藏科考野外日记，物种采集记录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与比重，对一般读者而言专业性过强，从内容的通俗性出发，编者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减，采取了将日记中富有代表性、欣赏价值较高的绘图以插图的形式与文字穿插并排”，并且，部分内容在“总集”的基础上还有所改写、删节或调整。
《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我甫读了20多页，就觉得以后一定要再买一套总集收藏，像这样内容具细、丰富且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手绘科考笔记，在国内罕有，如前所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恰恰是他行旅途中那些坚韧生长的原生植被，他们忍受潮湿、干热、蚊虫、风雨所采集到的标本，所匆匆记录下来的植物、菌类名字（有些在路途中暂时只能到属名），才能够定义那重峦叠嶂间不同的大地受到季风、气流、降水、人类耕种等种种因素影响的特性，甚至可以由间断物种分布考证出在更早的地质时期，冰川的移动、地壳的隆升、高原和山脉的形成这些史诗般的时刻是怎么发生的，而这，也是他和其他学者的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意义。
一
《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显现出臧穆先生丰富的精神世界。我之所以读得慢，也是因为除了日记的整理文字，把每张手绘图片以及上面手写体的字都细细看了，觉得这样才不负他的用心。
他写的日记，用语极为凝练，有点像读明清散文，有古意，也因此有着琅琅的节奏感，这恐怕是一种浑然天成的语感，在那样繁重的工作之余，每天挤出来一些时间做笔记，几乎没有细细推敲酝酿词句的可能。他自幼就酷爱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甚至曾萌发过报考艺术院校的念头，是父亲坚持让他学习自然科学。他还痴迷于京剧，在南京师范学院教书时期，参加过学校的业余京剧团活动，是正式的京剧票友，会唱很多戏，京剧唱词本身就有极高的文学性。在书里看到他在考察之余的阅读，读诗词鉴赏，读苏轼、贾岛、岳飞，也时常提及徐霞客。想必这些古典文学、艺术，潜移默化对他都有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学人，许多都是这样，学养深厚。
野外科考条件艰苦，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物质极为匮乏，然而看他在青藏高原的行走，不诉一个苦字，只是平静地描述他的所见所感。在我此前读过的另一本《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里，恰恰也有一篇对他的访谈，他说，一场“文革”，业务荒废，去青藏考察，是心向往之，认识自然，采标本，搞研究，很珍惜这样的机会。青藏高原从1500米到4000米的垂直高度，给了科学家们非常难得的研究条件，展现了不同地带的物种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一天等于是走了世界上的几个自然带。他在考察途中都是用铅笔画现场素描，晚上在蜡烛下填颜色（80年代中后期他才有相机拍照）。每天都记，一方面是采标本的需要，若不记录，所采标本的生境就会遗忘，另一方面采集地的风光本身也秀丽迷人，令他很想画下来。没有相机，路上就靠脑子记颜色，晚上回来先整理标本、烤标本，然后写日记、根据回忆把颜色填补上，一般都是半夜一两点钟才睡觉，早晨起来就要走，睡觉很少。
最令人深感震惊的是，虽然辑录整理出的文字出于阅读方便的考量，把物种的拉丁名都直接换用中文名，但从手稿里可以看到，他随手记录的物种几乎全部都以拉丁名写就，可以看出他的植物学功底是多么扎实，令后辈感到由衷敬佩。他却说，分类工作搞到最后，常会感到自己很渺小，人认识的东西总是局部的，而自然则无穷尽。
他用这一双“有限”的眼睛，在看什么呢？
他看真菌的种类和分布情况，观察真菌与种子植物根系的共生现象。那些流石滩上的明星物种比如绿绒蒿、雪兔子有时都没时间走到近前看，只能远望，当高山灌丛草甸逐渐代替了森林，周围极干旱，无树木，只有紫红色的小叶杜鹃，他用色彩标注不同植被的生态情况。
他关心农田中的庄稼，小麦已经抽穗，菜花正黄，有几种小麦病菌，由周围他地传来，对收成很有影响。青稞的生长线能到达海拔4200米的地方。而高山草甸由于过度放牧和鼠兔破坏，很多有毒植物和有刺植物已经变成优势种，同时可供饲食牲畜的茅草种类也很少。
他看气候带的过渡和变化，干热河谷水分蒸腾强烈，或受季风影响很大，而高山地带也很干旱，因为寒风常年侵袭，唯中间地带属于湿润地带，海拔通常在3000－4000米。因此他建议干热河谷可种稻、玉米、茶、油桐、漆树，亚高山地带可以种小麦，再高处可以种青稞。
他还看岩层。河谷岩石基如果是沙岩，则水分不易保存，因此植被也差，而如果是花岗岩，被风化后有吸收和蓄水的能力，植被就比较丰富，而石灰岩容易形成较多的特异的小地形，植物种类也远比沙岩地带丰富。岩石的色泽预示着与古气候有关，比如含有高氧化铁的岩层呈现出红色，就是有古热带成分。
他第二次随着吴征镒院士入藏考察之后，在日记里对考察前期的阶段成果做了一个初步总结，画了气流对藏东南地区的影响图，分析气候对植物被分布、自然划带的影响，横断山脉河流、地形和植被的分布情况，以及藏东南地区残存的古南大陆（旧热带成分）植物区系的问题。这一部分的文字，是颇具专业性的综述，在日记里不多见，但是也非常有必要，这是他受专门研究植物区系的吴征镒院士的影响，对此做的详尽记录，而读者也能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获得对青藏高原更深刻的识认。
从他的目光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博学，以及内心世界的广博。他不仅仅带着植物分类学的眼光，还带着多个学科的眼光，他不仅研究真菌学，也超越真菌，几乎是对万事万物都有兴趣，都想探究，这种综合素质，让他的手记内容涵盖丰富。看他的这些手绘记录，也会与时下流行的手帐日记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个手帐的科学含量极高。他的绘画风格，随着去往的地方地貌、植被、气候的变化，时间、心境的不同，画中之意、设色用笔，也都有着变化。
二
我尤其偏爱看他1978年和1982年在高黎贡山和独龙江无人区这一带的考察记录。横断山脉，三江并流，这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之地，相信也是许多博物爱好者渴慕能够亲历探寻之境，于我自己而言，知识的准备也要先于身体的抵达，看了好几本关于这个地区的考察笔记了。
先看高黎贡山这一程。1978年6月到8月中旬，他们主要在怒江傈傈族自治州的泸水县和福贡县考察，这里是三江并流核心地区。从他画的这些手绘图的风格变化也能看出，与之前在藏东南地区不同，用色多了许多浓深的靛紫、青蓝，显示出山林的郁密、水气的丰沛，以及还多有热带的红壤出现，在记录中，阔叶树出现了桉树、木棉、榕树、油桐、野核桃、番木瓜等，气候和植被有了一些热带的特点。当然，他的主要工作是还记录真菌，从不同海拔高度真菌的种类和分布情况，也能够看出这里植物区系成分热带亲缘的复杂性。
他所画多是凭临怒江，险峻的深切峡谷、重山如屏，有时又如锯齿交错，浓云不散，峰脊偶尔微露，远山沓渺，路道和江水如游线迂回在重山叠嶂间。雨季漫长（他们去的6-9月正是一年中的第二个雨季），行路也苦，潮湿难耐，蠓虫滋扰，虽有时只是一笔带过，也能体会到背后未言及的艰苦，起初多用“雨蒙蒙”，后来都变成了“淫雨”。烤制真菌标本也不容易，只能烤到半干，第二天背着走，有些标本变黑了，幸好孢子还留得住。
而这一部分描写景物的文字，感觉比其他章节显得词句讲究，虽也是每天行旅之余匆匆写就，但耐品读，我在这一章停留的时间也长，看他的描写，再搭配看他画中的细节。我猜想，一个感官敏锐的人，面对这样大开大阖的壮景，也是很有抒发的表达欲吧。比如片马风雪垭口，这里海拔高，3000多米，因此几乎终日都是高山雨雾弥漫，谷地重雾不散，他写道：“下午四五时，朝片马方向的谷河，仍风云滚滚。沿谷而上，越垭口而过。而近姚家坪方向的河谷，云渐退出峰尖群峦现顶，云海沉谷，白云如潮，群山如画。顷刻，雾驱云散，远观群山绿一片、翠一片，苍苍茫茫，难得露出真面目。5 时半，云从脚底生，雾从耳边来，满山遍野。须臾，云涌如海，雾卷似浪，山也模糊，树也不见，整个垭口又沉在云雾缭绕之中，又位于天上人间了。”这一段看似毫不费力一挥而就的描写，读来爽利，言简意赅，颇有节奏感和韵味。
他画泸水县城，白墙黑瓦，说这里有些像李可染画的漓江烟雨中的房屋笔调，而我猛一看他画的这幅，也有此感，只是画中滇西北的山岭，峻意更浓。后面行走在独龙江腹地，群山环抱，重重岩脊屏障，他说有如傅抱石的披麻皴，“山水作墨不多，景色动人肺腑。”而云杉冷杉林中的松萝，“是一个明朗的基调，像石涛和尚泼下的石绿。”有意思的是，16年后他带着中日考察团重走怒江傈傈族自治州，再发感慨，“凡所见大山大川，西南犹雄，惜无著名的山水画家，如抱石、可染先生来此，必有惊世大作。有些画家，如吴冠中、（吴）作人等，虽来云南，然未入大山，故未见此气势，难能有传世之作，也不可能在短期访问中，蕴有雄伟的气势。科学也是如此，如停止深人调查，不可能有完整的了解。”这些细细碎碎的细节，都让我看到一位植物学家身上可贵的艺术品质。
独龙江这部分的考察笔记写得更为丰富，内容很多，写了100多页，除了植被，还记录了许多独龙族的风俗、民情、耕作、生活水平等。这也让我感到，像我过往读过的那些西方写作者一样，一个植物学家不仅仅只局限于自己本业，而是以一个博物学者的视角和学识，同时关注自然和人文，可以让他的写作达至更丰富之地。
他是中国科学界踏足这个生物宝库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从贡山向西进入独龙江，再向北开始穿越原始森林，上溯至独龙江源头的两条分岔河流克劳洛河和麻必洛河，最后沿克劳洛河进入藏南察隅县的日东河流域，这一段无人区，原始生态保存完整，独龙族的生活古老而神秘，此前从未有科学家涉足过。
进独龙江的准备工作很具细，臧穆先生根据前期的科考总结，以及地图地形地貌，两次绘制了很详细的科考线路图，可见他的重视。独龙江两岸，植被开始出现了芭蕉、水青冈、桤木、鱼尾葵、马先蒿、苦苣苔科等，从他的画用色上看，都是浓深的绿，墨绿，绿到发蓝的绿，可以想象出原始森林深山的蓊郁、阴翳，如他所写，“森林林冠极整密，树冠层次无法区分，密密麻麻，上上下下无针、阔之混交界限。”“云雨之中，也自成颜色，非中国水墨画莫能达其实景真情。”当独龙江出现时，“声响至巨”。他们又逢面雨季。这里3至9月几乎天天有雨，11月底开始有雪雹至翌年2月，交通中断，马帮不通，因此雨季反而是马帮畅行的时候。
山雨不止，路水不断，行路、炊食、夜宿依然艰难，比在高黎贡山区犹甚。在他的笔下，也可以看到他对生态和水土流失问题始终忧切关注。先前在高黎贡山区，就屡次写到，森林砍伐情况严重，河谷被辟为梯田，变成耕作粗放的农垦区，远望高山虽尚有森林线，若不加保持，数年之后，也难幸存。而行进在独龙江畔，虽然是无人区，林山林海，然而有独龙族居住的地方，还是可以见得，山带也因为耕种火烧而斑斑点点，林带呈残存状，无法连接。农业以玉米、水稻为主，因为不善使用肥料、缺乏科技知识，谷物长势也不良。
彼时是1982年，独龙族当时有3300多人，居住在深山，刀耕火种，生活简陋，缺医少药，人均赤足，腿上蚊叮的痕迹密密麻麻。还有麻风病人家，也不隔离，以及肝炎、肺结核也在流行中。考察队的行装和采集用具，都是雇佣独龙族的民工，尤其是年轻女性来背送，背带绕过前额，以颈部力量来负重，很能吃苦，男性则都在农忙和担当民兵。贫穷之地，而人有古风，带路民工，休息时把他的6个鸡蛋、4个黄瓜坚持让给考察队的人吃，他自己则吃黑荞麦饼。路窄主动给独龙族妇女让路时，她会以瓜相赠。还有纹面女，以老妇为多。字里行间，他对淳朴的少数民族，总有恻隐之心，也屡次提及，这一段行程，若没有背工和解放军的相助，他们不可能顺利地完成科考任务。
我在读到这一部分内容时，也时常想起英国植物学家金敦·沃德（Kingdon Ward）出版于1913年出版的《蓝花绿绒蒿的原乡》（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y）这本书，同样也是穿行于高黎贡山、怒山山脉、云岭山脉，写到许多滇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藏族、怒族、傈傈族、纳西族、白族等的生活。像这些珍贵的记录，都有着很重要的人类学价值。
三
《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的后三分之一部分，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可以看出，臧穆先生的学术生活和科研考察侧重点有所不同了，这个时期的他，学术交流性质的考察比较多，他是中日东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及真菌联合考察的中方负责人，考察条件也不似年轻时代那么辛苦了。书中他所做的画作，构图、线条、色彩，都细腻雅致了许多，可以感受到他在时间和心境上的从容。
不过，毕竟还是在野外工作，也仍然会遇蜂蛰，遭蚂蟥咬。在云南中甸，他爬至4400米的高度，为日本同行采集虫草标本，因为多年患有糖尿病，下山时体力消耗过度，眼力模糊，幸亏有巧克力及时补偿，到了夜里，却浑身疼痛，双手微肿，也不敢翻身影响同室人。他自言，“我之对人，总尽了我的责任，如兴江（黎兴江，他的爱人）在，必不让我登山为此拼命，但既是协作，不身入虎穴，蔫得虎子，故总要亲临其境……我的一生外方内圆，总是宁要天下人负我，而我不负天下人。”
像这样在书中前部分少有的谈论自己、思省人生的文字也渐渐多了起来。他已经六十多岁，力气、精力自然不如从前，初到云南时，他43岁，能随马帮疾行越涧，健步如飞，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爬坡速度明显逊色了，甚至不敢快走。这让他常常忽然就要面对自己的衰老。
故地重游，也会让他常发感慨，今昔往昔，无论人事还是景物，都变化至巨。再访怒江洲是1998年，比之于1978年，虽有泥石流冲刷的痕迹，但车行平稳，公路也好了很多。以往来到这里，连日下雨，采集和调查都很艰难，马帮常常陷入泥泞中，坐在马上的人，腿碰在横木上，也总是青一块紫一块，举步维艰。今日乘车，已经极为便利，只是当年诸同仁都渐次退休，再来这里，唯有他自己，“孜孜以菌学为乐者，实属为数不多”，他“避贵而躲进寒居，以学术而自乐”，称这是孤芳自赏，“人在寂寞中是一乐趣，人不甘寂寞是更高层的乐趣”。然而，野外考察依然是那么吸引他，他慨叹，夕阳无限好，可惜已黄昏，“来日做野外工作的幸运，日减一日……如能每年多跑山林，人生大幸福也。”从这些直面内心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出他感性而又达观的性格。
这部考察手记，既是臧穆先生最重要的工作行旅的见证，也是人生韶华时光的承载，他的人生轨迹，与这一个个不同的植物探索时期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这也是一部非常好的生态地理文本，他将三四十年前的河川风貌和植被状况凝固在了笔端，每一幅手绘图画，跟相机照片的留影同样珍贵。
而前面提到的三册版“总集”，也可谓浩卷繁帙，我在心中暗想，如果他致力于自然写作，将书中重点时期、重点考察的经历形诸于篇幅更长一些的文字，应该可以跟我同样很喜爱的美国自然作家艾温·威·蒂尔的四卷《美国山川风物四记》相媲美。不过，一直到晚年，臧穆先生都仍忙于专业词典的编纂工作，承担着《中华大典·生物学育·植物分典》苔藓和真菌这两部分重要的内容，还与爱人黎兴江一起，共同编纂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中国隐花（孢子）植物科属辞典》。他在真菌分类学上扎扎实实踏出的这条平坦的小径，恩泽着无数后来的学人。
有这一套三册版的“总集”也足够了。这一套由他的爱人黎兴江老师担任总策划，汇集着多位学生弟子细致整理工作的手记，能够完整地出版，就已经堪称是奇迹了。不过，有一个深深的遗憾，臧穆先生的爱人黎兴江老师，离世之前没能看到样书出来，快递送往她的病床，只差一天⋯⋯听到这套书的编辑这么说，真是为之扼腕叹息。20多本手写日记，从至亲之人珍重的私藏之物，走向大众，从手绘本到电子化，无论是对于科学界、孢子植物界，还是像我这样的博物爱好者，都是幸甚至哉。
接连几天我沉浸在这本精简版的阅读时间里，也是极幸福的。书页我都翻得松松的了，泸水、福贡、贡山那些县城里一个个地名也都无比熟悉了。我顺着臧穆先生的文字，对着地图，看雪山、激流、深切的峡谷、壁立的岩石、重重复重重的分水岭、雨雾缭绕的峰尖、垂直分布的不同植被带、主要建群物种指示物种等等，他画中那些石绿、蓝紫、褐赭、紫红、泥黄的设色，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以及在其间生存的种种物种，都几乎可以在脑中幻化成为实景了⋯⋯我想，未来如果有机会能亲身走入这些层峦叠嶂的深切峡谷，临近这些奔涌的江河，我的感受里，一定也会叠加着来自于臧穆先生文字和书画的深深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