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末日》读书笔记

摘要：在《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中，德鲁克分析了欧洲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瓦解与其导致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背后的原因。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德鲁克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和其在欧洲取得成功的原因。在第二章中，德鲁克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信仰在欧洲破灭的原因。在第三章中，德鲁克介绍了理性秩序所带来的非理性恶魔——战争和经济萧条，并阐述了人们在对抗这些恶魔的战斗中的失败。在第四章中，德鲁克介绍了基督教教会中发展非机械化的社会原则的运动，并分析了这些运动的失败以及教会的落魄的原因。在第五章中，德鲁克分析了法西斯极权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在第六章中，德鲁克阐释了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依赖进口的特点为以管制性消费为本质的国防经济带来的问题。在第七章中，德鲁克指出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缺陷，分析了纳粹反犹的原因，阐释了法西斯主义对旧的社会秩序崩塌后无法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分析了这些做法带来的问题，并说明了极权主义领袖的特点和作用。在第八章中，德鲁克预测了苏联和德国结成同盟的可能性，并分析了建造为对抗极权主义的新的社会秩序的方法和可能性。

一、反法西斯主义的错觉

· 法西斯极权主义已经尤为全球革命的主要潮流，它已变成欧洲唯一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让民主制度无力抵御内忧外患；全球各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运动，都拿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语法当幌子，都自称为“极权主义”。

· 共产主义领袖和资本家与资本主义民主组成联合阵线、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结果，是再也当不成革命力量，也等于宣告放弃要做未来社会秩序之先驱的承诺。

· 与之前所有革命不同的是，即便是旧秩序国家的少数族群，也无法接受极权主义的宗旨、精神和目标，但是法西斯主义仍稳定地取得进展，直到称霸欧洲。

· 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对抗什么，人们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人士，对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

·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有三种说法：一是它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二是它是资本主义一时的成就，目的是为了拖延社会主义终将得到的胜利，三是它是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对愚昧大众及其卑贱本能之影响的结晶；若要解释极权主义的起因及本质，以上三点均无意义。

· 法西斯主义的残暴并不能将它和其他所有革命区分开，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共有的特征，不管革命的起因、本质和方向为何。

· 说“大企业”发扬法西斯主义并不正确，在意、德两国中，法西斯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在工业及金融阶级所占的比例非常小；说“大企业”从法西斯主义获益也不正确，它可能是所有阶级中受到极权主义经济和国防经济创伤最重的一个。

· 到法西斯主义胜利之前，所有宣传工具其实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说群众被宣传麻醉了，则根本就是拥护法西斯的主张，希特勒在其自传中利用了这点。

· 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

· 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并未改变，但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已经改变甚至摧毁了这些昨日的本质。

· 旧体制一直怀着一种错觉，认为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某股旧势力以全新伪装出现；唯有将革命视为革命，才能正确诊断其真正起因。

· 革命的真正的、唯一可能的起因，就是价值秩序（特别是对其天性及其宇宙地位、社会地位的概念）发生根本、彻底的转变。

· 最早于法西斯主义出现而使之有别于其他革命的表征有三点：一是法西斯极权主义没有任何积极的意识形态，只是一昧驳斥、打击与否定所有传统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二是法西斯主义不仅驳斥一切旧思想，也否定先前所有政治与社会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正常性，以及依据该制度建立的管理机构作为增进人民福祉唯一方式的正当性，三是群众加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它要“取代积极信仰”的承诺，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的承诺。

· 墨索里尼主张“行动先于思想”，即革命理应先于新信条或新经济秩序的发展，这确实是法西斯主义及纳粹革命的情形。

· 法西斯主义否定过去的程度，远远超过之前任何政治活动，因为它把这种否定当作最主要的政纲；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否定了本质为对立的思维或趋势。

· 法西斯主义认为，权力本身就是它的正当性，这是不证自明的；在法西斯主义之前，权力正当性无非就是藉由行使权力为臣民谋福利。

· 所有立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制度，权力正当性一定是核心问题，因为就是简单透过这个概念，才能将自由与平等投射到社会与政治的现实状况中。

· 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本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表征：它投群众所好的心理学；群众一定都知道希特勒的承诺彼此矛盾，希特勒坦言说谎之必要，纳粹领导人也以公然漠视真相自豪。

· 革命必须具有信仰，所以法西斯革命就和欧洲所有革命一样，根源于宗教、知识和社会层面的发展，而不是像它伪装的那样，根源于行动。

· 与自由平等及权力正当性的决裂暗示了，要延续这个欧洲传统、又要从中衍生出新的解决办法，至少目前是不可能的；这些欧洲基本概念不能再依循数百年来的方向发展，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

· 旧秩序瓦解了，世人却无法从旧基础设计出任何新秩序，结果就是一片混乱；绝望的群众投向法西斯主义的怀抱，正是因为它矛盾且不可能。

二、群众的绝望

· 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与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造成这些秩序崩溃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群众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彻底瓦解，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打倒资本主义、建立新秩序。

· 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原因并非在于经济层面，即使经济失败导致迅速的贫困和极端的痛苦，只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承诺可以实现，它的信条也不会受到撼动；历史证明，它不但无法创造无阶级社会，甚至一定会促成更僵化、更不自由的阶级模式。

· 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削弱资本主义的信念，却无法取而代之；一旦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也就丧失所有根据和正当性了。

· 人们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秩序，是因为社会主义这条根本教义：随着生产单位日益扩大、特权份子日益减少，最后所有生产机制必将合而为一，为劳动群众所有，也为他们运作，一切不平等和特权将会消弭殆尽。

· 事实证明，特权份子的数量几乎是依生产单位规模的等比级数增加，生产单位愈大，中间的特权层级就愈多，这些人不是独立的企业家，而是地位没有那么不平等的无产阶级成员。

· 在生产力完全社会化之后，呈倍数迅速繁衍的官僚体系即是以底层劳工的名义、为他们有名无实的利益规划、设计、指挥并管理社会和经济结构，这样的制度或许可以履行效率和生产力的奇迹，但绝非无阶级社会，而是由许多天生敌对的阶级结合而成。

· 马克思主义者就致力于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但只要承认中产阶级问题根本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会被摧毁；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的价值理论中有相互抵触的地方，这种两难的推理其是将中产阶级的问题套用经济公式的结果。

·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宣称，只有工作才能创造价值，只有工作才是有生产力的，而构成无工作之收入的利润是从工人身上强夺过来的；所有工作的价值都相同，所有工人都要依照所付出的劳力，给予相同的报酬；但马克思其实清楚，不同的技能会对产品的最终价值，做出不同品质的贡献，这一点会暗示，从事工业制造的资方拥有私人利润，具有经济上的正当性。

· 马克思无法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正是他没有写下《资本论》末卷的原因；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面向，一旦资本主义朝垄断的阶段前进，中产阶级必然会逐渐扩张且享有更多不平等特权。

· 如果社会主义无法建立无阶级社会，那么它的目标必只能仅限于改善工人的社会及经济情况，于是它演变成工会主义，这个演变是整个根本法则的变革。

· 工会主义把目标放在改良隶属资本主义的一个阶级，任何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有益的事物，也一定会对此工会式社会主义运动有益，因为它增加了可在各阶级间进行分配的全国性收入；作为反对者的社会主义是有益也是必然的，只是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根本法则。

· 在美国和欧洲，劳工运动尽管层出不穷，却从未变成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变成了工会主义改革。

· 在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殖民或封建国家，社会主义仍是信仰，这些地区社会状况使无阶级社会看来可行；少数地主和企业家站在一边，没有组织的、地位平等的无产阶级大众站在另一边，中间没有其他人两者之间缺乏中产阶级的原因恰是因为资本主义根本还没开始。

· 社会主义革命为何会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截然相反，不但没有发生在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反而会在最落后的国家出现，如俄国；俄国革命也没有立即引爆西欧和中欧的革命。

· 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夺权的少数人，永远不会把权力交给无产阶级大众；这种由无产阶级其中一人统治资本家敌人的专政，在敌人消灭后，所统治的对象，已换成不平等、不自由的无产阶级自己。

· 既然社会主义无法提供未来社会秩序的信念，民众只好回头相信目前的资本主义秩序，否则现代社会将顿失意义。

· 做为一套社会秩序和教条，资本主义反映了这样的信念：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经济成长可以造就个人的自由与平等。

· 马克思主义认为，得先废除私有财产和利益才能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则主张，要将私有财产及利益提升为社会行为的至高法则，才能创造自由平等的社会。

·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秩序刻意将个人经济活动限制在狭隘的范畴，以使它对与社会结构有关之领域和活动的伤害减至最低。

· 若是要在利益动机上建立积极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彻底解放个人经济活动，因此资本主义要求，经济活动不能受到非经济活动约束，甚至必须有更高的地位。

· 对于饱受旧资本主义秩序的戕害的人，经济自由只会带来恐惧，它要求他们放弃保障；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自由，只因为相信它会带来最终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保证。

· 资本主义的承诺其实是个假象，经济发展不会带来平等，甚至连机会均等的形式平等都没有；它带来严密的、不平等的小型资本家阶级，人们很难从无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变成资本家。

· 经济自由无法带来平等，这个事实摧毁了二十世纪初欧洲人（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尽管它创造了物质之福。

· 整合性大量生产才是最有效且最便宜的方法，然而唯有透过“自由竞争”的信条（暗示增进效率，就会增进机会平等及社会地位的平等），资本主义的信仰才能维持。

· 欧洲人对资本主义可为社会秩序的信仰早就崩溃了，原因不外两点：第一点，十九世纪的经济帝国主义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海外的据点与不义之财；第二点，是决定性因素，就是美国的存在。

· 美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唯一的依靠，而1929年美国社会崩溃时，带给欧洲人资本主义信仰的震撼，甚至胜过美国人本身。

· 资本主义之所以被欧洲人视为伪神，是因为它在泾渭分明的阶级间，引起了阶级战争，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谬误，则是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废除这些阶级。

· 这两套信条和秩序会失败，都是因为错误地假定：行使经济自由的结果，一定会自动对个人产生影响；这场失败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所有社会据以建立的基本概念上：人都具有天性、以及在社会上具有功能及地位。

· 个人经济自由不会自动造就平等，这个事实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据以建立、有关人类天性的概念：经济人。

· 把人视为“经济人”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象征；这两种社会都认为，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

· 尽管在真正遵循经验法则的自然科学中，重要的是规则，但在所有社会科学中，例外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社会科学的基本特性是武断且非关经验的。

· 经济学家的知识水准并没有每况愈下，但是世人不再认为经济领域非要那么至高无上、独立自主不可，他们只相信事实。

· 群众已经了解，自由经济活动不会也不可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因此他们不愿再将经济行为视为“典型的”且值得社会向往的行为。

· 欧洲历史是一部人类将自由平等的概念投射到社会存在现实上的历史；自由和平等首先投射到宗教层面（灵性人秩序），接着自由与平等投射至智识层面（智性人秩序），然后自由与平等投射至社会层面，人变为政治人再变为经济人，人的本质就等于他在社会与经济秩序中所居地位的功能。

·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实现无阶级社会的保证，因为它证明了平等是不能通过经济领域的和谐来达成的，民主制度是不平等的，而群众的贫困（或地位的不平等）就成了获得平等和财富的媒介。

· 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重视自由，然而为了证明人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自由，马克思不但否定人在资本主义下是自由的事实，还得否认人有自由的能力；社会主义的承诺立基于经济法则的自动论，但经济法则会剥夺人的自由意志，使人受特定阶级约束，也就是不自由。

· 马克思主义能拥有极大信仰力量的原因，在于将自由附属于阶级之下，它为马克思主义带来必然性，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如此武断和执拗，除非不再把自由当目标，或抛弃实现自由的承诺，否则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丝毫不能改动。

·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旧秩序崩解之后，新秩序却没有出现，没有一个关于人性的新概念来取代“经济人”，没有新的人类活动范畴可让我们将自由平等投射其中。

· 随着“经济人”的没落，个人丧失了原本仰赖的社会秩序，世界也失去了理性的基础；社会不再是由许多个体基于共同目标而组成的公众团体，反变成一片漫无目的的孤独流浪者的杂乱喧哗。

· 在经济人的秩序中，世界的理性化被驱往一个地方，所有事物不只被视为理性实体来理解，还可以看作机械化的序列来计算。

·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虽然创造出不可计算且非机械化的人类个体，却势必会受到“阶级情境”的机械化法则，以及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者的支配，后两者甚至用机械化的辞条来解释不计其数的潜意识反应，把世界的机械化带到高潮。

三、恶魔再现

· 所有为社会机械理性概念提供基础的主义，似乎已被现代战争全盘否定，这并不是因为战争与机械化或理性无关，而是因为战争使机械化和理性化变得荒诞不稽。

· 世界大战让每个人突然领略，自己原来是如此孤立、无助且软弱的原子，处在一个充斥非理性怪兽的世界；“人人自由平等”或“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等社会概念，都被证明只是幻想。

· 经济大萧条证明了，非理性的力量也会支配和平时期的社会，人人都在壮年甚至还没开始工作前，就突然面临永久失业的威胁，人们和面对机械战争时同样无助、孤立和原子化。

· 经济萧条的力量也把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理性与机械化观念贬为无稽之谈，因为经济萧条才是人类理性和机械化社会最终的宿命。

· 现代战争未必是非理性、无意义的，世界大战之所以显得无意义与混乱，是因为它暴露出社会秩序主要基础的虚幻面；否则，这场战争应该会有某些意义，反映些许理性的秩序；个人的牺牲不仅会大力促成这个秩序，更是其根本真理的最高证明。

· 确信自己对抗的是自己的信念，是德国人落败的主因，这个想法直接导致德国人民政府辞职下台，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没有办法发动对抗民主信仰的战争。

· 世界大战必须要以民主、自由、国际经济合作、民族自觉或其他自由资本主义教义的名义进行，但它不过是场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除非签订不平等条约或全盘否定自由平等社会的原则，否则帝国主义霸权永无终止之日。

· 战争所奋斗的理想之所以无法实现，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人社会的理想与概念，与它被战争暴露出来的实际架构间出现根本的分裂，单是这种歧异就是足以摧毁人们对民主的信念。

· 凡尔赛和约将民主理念和领土秩序混为一谈；一方面，不放弃民主就不可能改变边界；另一方面，群众已不愿为民主而战。

· 1929年以前，人们认为经济恐慌不只是理性的，甚至是必要的；无论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调和或马克思主义的自动论来看，经济恐慌造成的牺牲与痛苦是提升经济、实现经济人自由平等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失业和穷困、低薪和破产，都是提振经济、改善社会体的“自然药方”。

· 凯恩斯、费雪和道格拉斯等人有关景气循环的金融理论，都否定了经济萧条的必要性及正面成效，否认经济萧条是理性秩序的理性部分。

· 世人企图以机械化的理性秩序建构宇宙、用预测性和逻辑性的因果关系了解生与死的努力，已经导致恶魔再现；人造的新恶魔（毒气和空投炸弹、永久性失业、“四十岁太老了”的观念）比自然的旧恶魔（地震、暴风雨）更可怕。

· 人们无法承受理性化和机械化创造出的盲目、不可预测及无理可循的力量，造成彻底的原子化、虚无化以及无意义，也摧毁了所有秩序、所有社会及所有理性个体的存在。

· 为了对抗这些新恶魔，人们试着进一步研发并改良传统资本—社会主义原则的路线。在德国纳粹主义出现前的战后欧洲史，试图以此方式恢复社会及个人的理性与神志，而结局徒劳无功。

· 民主制度相信，社会中制冷冲突的各方终会达成和谐，但将这种信念投射到国际领域，反而引发“国际阶级斗争”，维持和平只是某些团体用来维持政权的幌子。

· 列宁深知这一点谴责战争是资本主义帝国的工具，同时也谴责国际联盟和（艾登主导的）集体安全，认为他们是保护资本主义政权免受战争革命性影响的手段；共产主义者后来扬弃了这个立场，成为集体安全最积极的倡导者，这表明社会主义多少已经放弃成为未来的革命秩序，也显示出国际阶级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一样，都无法促进自由与平等。

· 每个试图藉由禁止暴力来维持人为社会的精密司法系统，最终都会在合法的持续性中挑起更暴力的革命性骤变；为了维持社会而禁止战争的做法不仅徒劳无功，更平添战争的迫切性。

· 邱吉尔对社会的观念并非建立在自由及平等之上，他从不了解为什么非禁止战争不可，他向来鼓吹预防性的战争及整军建武，也认为国际联盟不过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不惜代价维持和平的一派则准备好要牺牲民主来驱逐战争的恶魔。

· 欧洲人慢慢了解，藉由废止这种由前提必然演变的结果（如经济成长会带来萧条）来维持社会的做法，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大众在自觉或潜意识中了解，他们必须在放弃传统社会和放弃驱逐恶魔的行动之间选择其一。

· 在欧洲每个角落，经济人社会的信念和原则只有一个评断标准：是有召唤恶魔的危险，还是有阻挡或驱逐恶魔的希望，这种倾向颠覆了人们向来认为经济成长值得向往的态度。

· 对经济成长的怀疑妨碍了工业及资本主义在战后进入巴尔干半岛，还导致了人们对工业革命进入农业的抵制。

· 农业已广为机械化，但还未工业化，工业化不只是引进合理的成本概念及机器生产，而是整个产品结构的改变：从简单但昂贵而稀有的产品，变成复杂、高级、大量制造而便宜的产品。

· 人们开始全盘排斥成长，加强防范（防范经济恐慌、防范失业、防范经济成长）成了普世的最高目标；如果经济成长会对这些防范工作构成妨害，就必须抛弃。

· 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也遭贬抑，如果可以驱逐人造的新恶魔，人们是乐于放弃民主制度和削减经济自由的。

· 人们尚未创造出任何人类的新概念，能为非经济领域中的反应及利益，提供表达人类真实天性的独特性，为新的非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提供自由的真谛；无论留在经济领域外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它还是有完成经济目的的倾向。

· 如果我们决定必须放弃或削减可能会带来恶魔的经济自由，所有的自由就都有释放恶魔力量的危险；一切的自由都不再独立自主，也不再至高无上了。

· 欧洲抛弃自由的方式却非常怪异，自由没有被指责为抽象概念；真正的自由愈少，就有愈多人谈论“新自由”，但这个新自由只不过是个名词，涵盖了过去欧洲人理解自由时的矛盾。

· 自由的定义是让个人或少数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有用不同方式表现自己的权利，但是在欧洲大肆宣扬的新自由，却是多数对抗个人的权利。

· 自由经济企业、将营利动机视为社会建构力的观念，以及经济成长的自主等，都必须抛弃，因为大众认定它们是唤来经济萧条的恶魔力量，然而工厂管理、筹措资金、制定价格、计算、会计、制造和配销方式都必须加以保留，这才叫真正的资本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 个人政治自由、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以及对普遍意志的智慧、人民主权和代议原则的信仰，全都失去正当性而遭到扬弃，然而民主的表面形式（虚有其表的人民授权，透过投票表达人民意见或意志的方式，以及每位投票者表面上的平等）仍被保留。

· 人们无法维持旧秩序的内涵，因为它带来令大众无法忍耐的精神混乱，但人们也不能抛弃旧形式与旧机构，因为这么做也会造成社会和经济的混乱；找到一个能赋予新内涵、传达新理性并尽量维持旧的外在形式的方法，不但是绝望大众的迫切需要，也是法西斯主义要实现的任务。

· 促成法西斯主义的原因在于人类活动缺乏能让自由投射其中的新范畴，所以法西斯要赋予社会一个不自由社会的不自由内涵，因此法西斯主义先天上就必须反对所有欧洲信仰的教义、概念和条文，因为它们全都立基于自由的概念上。

·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说明了它必须敌视理性、反对信仰的原因。只有奇迹发生，它才可能完成任务；要同时维持会唤来恶魔的外在形式，又要提出一种能将同一批恶魔驱逐或理性化的新内涵，这是理性无法解释的矛盾。

四、基督教教会的落败

· 教会和宗教的力量，理应是主导现代社会分析的要素，因为教会是唯一一种独立的社会团体，既受到各阶层一致拥戴，又非立基于报酬、地位和差异性等利益结构。

· 世界大战前一百年的历史，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但这也可以被诠释成基督教对社会的机械化与经济概念产生批判声浪的历史，更是一段教会日益了解这种概念注定失败，及为何失败的历史。

· 早在十九世纪初，基督教会就指出，社会的机械化概念必以失败收场；教会的思想家们提出资本主义必将掀起阶级斗争而至自我毁灭，而阶级斗争毫无效果，只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和绝望。

· 教会内的新势力的反封建、反君主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着重于发展非机械化的原则，以便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质内涵瓦解后，为其结构增添持续力和抵抗力。

· 教会内的新势力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将工业社会结构融入非机械化的秩序中，而非将历史巨轮转回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前的制度。

· 让大众生活还堪忍受的大多数当代社会机构，都起源于这些宗教力量，因为它们并非只建立在已然崩解的经济人概念上。

· 社会保险是由一个福音派运动在德国发展的，其明确的目的是藉由提供劳工在工业机器的机械论下的安全保障，以赋予他们全新的社会地位；这个目的受到雇主及社会主义者大加挞伐，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尚未变成工会主义者，而将社会保险视为延缓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垮台的手段。

· 宗教力量也力图阻止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工业与无产阶级夹击的弱势独立个体支离破碎，许多农业生产组织和信用合作社，都是由基层牧师一手建立。

·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的整个教育体系，主要都是基督教企图向儿童灌输非机械论和非经济人的概念，以维持个人的自由人格和更改存在。

· 有一大部分独立而有创见的社会与政治哲学家，都回归到宗教层面；他们的宗教经验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秩序必将垮台”的认知上，这迫使他们去寻找可以奠立社会架构的新基础。

·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基督徒才能使现代社会变得理性而有意义，才能承受现代社会的现实；亚当斯认为，信仰的基础是社会目的而非个人宗教情感；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人不过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孤立的原子，为了使这种孤寂感可以忍受且有意义，人们需要“飞向上帝”。

· 尼采在所有人身上都发现魔性时，就抛弃了理性主义；为了驱逐这些恶魔，他采纳了浪漫自由主义；浪漫自由主义失败后，他试图创造出不需任何社会、信仰和道德标准、强过所有恶魔的“超人”；当事实证明“超人”只是幻觉，他企图为人与社会建立确切非基督观念的试验终告失败。

· 宗教力量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要不是完全的反动派，就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一旦运用于工业国家，宗教教谕就只是不切实际的反动，或无意义的说教。

· 教会每每只从负面、反动的角度强调每一项冲突，他们自称拥有新的建设性观念，却始终提不出来，因此教会的无能县长了极权法西斯主义的气焰。

· 尽管社会精英有投身宗教的需求，基督教和教会仍无法以宗教的立场提供社会性的解决方案；基督教能做的只是为个人提供一个隐蔽的庇护所，它无法带来新的社会和社群。

· 教会无法了解超乎欧洲信仰体制之外的非理性力量，就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但无法理解这些力量、甚至试图将其纳入一般模式一样；唯一的差别在于，基督教观念评判这些新力量的依据，仅在于它们是否反机械主义和反唯物论，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则是单凭机械论者和唯物论者的观点，来审视它们是否合理。

· 教会中有影响力的只有亲法西斯分子，他们拒绝领略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本质、坚持用传统标准加以评判，而那些了解法西斯真正本质的基督徒，却无法将他们的所知转化成有效的方案，因为他们无法将引发法西斯主义的恶魔力量合理化，无法加以驱逐。

· 法西斯主义的“权威”就是残忍、自发性暴力的统治方式，而在基督教秩序中，“权威”的意义恰恰相反：为臣民的利益而对力量的限制，即受外界支配的权力正当性。

· 教会掌握不了“财产”一词的新定义，他们认为“财产”是一种不可让与的社会权利，而每个人都需要履行社会义务、执行社会功能，依此才能求取社会平等；此观点和恶魔统治世界中的财产观念水火不容：只享特权、不尽义务——完全荒谬不实却极其强大的假象。

· 教会内最激进和最有远见的力量，曾试着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他们试图掌握这个从欧洲持续发展的断层产生的全新局势——新恶魔的入侵，还想在旧形式和旧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合理性，以散发出他们曾受熏陶并已逐渐适应的旧社会气息。

· 基督教革命者无可避免地和自己教会既有的物质和非物质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只有两种解决方式：退到对社会起不了作用的“个人信仰”位置，或者捍卫现有的起不了作用的制度，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他们既保有旧社会的地位，同时又能创造新社会。

· 唯有摧毁教会的惯例，即当迫害或革命已让外在机制无法维持后，基督教才有可能顺利重新整合。

· 就社会活动来看，宗教力量的运作将与马克思主义无异。他们仍会从内部继续对现有秩序提出尖刻、锋利的抨击，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将完全仰赖他们批评的秩序。

五、极权主义奇迹：意大利和德国

· 法西斯主义随着旧秩序的瓦解而诞生这一理论意味着，民主在西欧和北欧能够存续，不是因为它有力的社会承诺，而是因为它能实行超脱社会内涵的大规模诉求。

· 只要分析出民主在意大利和德国垮台的原因，就可以回答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致命毒害，西欧民主政体到底有多大的抵抗力。

· 法西斯主义在意、德两国的发展并非民族性造成；法西斯已成为世界性革命力量，所以在意大利与德国造成影响的因素，其他国家一定也有；法西斯在意、德两国类似的形式出现，但欧洲任两支民族在性格和历史上的差异，都不会比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更大。

· 意、德两国有一个共通的社会特征，这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方式：一、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秩序都是由上而下推展，没有经过基层的革命；二、虽然意大利和德国都拥有民主体制及为数众多又强而有力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这些阶级从没有实际管理人民的经验；三、意、德以及前奥匈帝国的西部，或许可视为构成了欧洲民主的东缘，这是一种军事防线。

· 德国与意大利在十九世纪吸引群众寄托情感的伟大经验，并非资产阶级秩序的胜利，而是民族统一的成功；两国的革命运动都以民族为首要目标，其次才是民主。

· 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为民主奋斗的经验和传统，则深植于民众心中；这些国家早就完成民族统一，因此民主信念能凭本身的条件显出情感的价值。

· 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在意大利从未成为情感上的价值观念，尽管现代的社会与经济功能令资本家阶级非发展不可，但资本家始终当不成真正的主人；最典型资本家的事业和职业，即商人，在社会未受到尊敬。

· 西欧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基于民众对民主的教义和口号有情感上的依附而向资本主义现实妥协，但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被迫成为死板、不灵活的反对派，这不仅剥夺了它们认清现实的能力，也使得追随者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保卫民主的自由。

· 民主崩溃的原因在于民众与其信条没有情感上的连续；一旦民主信念的内涵瓦解，民主机制也就随之消亡，因为民主机制在人民的情感之中，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 墨索里尼曾费尽心力要维持自由经济，让银行家和企业家继续调节经济，但在他攫夺政治控制权的同时，自由经济也跟着崩溃；“公司国家”原本单纯设计来做为个人权力的政治工具，忽然间取得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功能。

· 在德国的发展史中，民主的教义一开始也被当作实现民族目标的手段来使用；德国社会的资本家不仅在人数上超过意大利，在经济上也比意大利重要，但对政治却更无能为力，其专业在社会更不受尊重。

· 德国的民主口号与机制对情感的吸引力一直都相当薄弱，唯有在大战期间增强，这让德国得以在1922－1923年通货膨胀的浪潮下，维持住民主机制。

·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的是，希特勒是一位典型的革命家，而他和墨索里尼相同的是，他希望运用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来达成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 希特勒深信自由竞争，个人创制权和政府不干涉经济是好事情，他也和早期的资本主义者同样相信所有阶级能在经济上达成和谐；希特勒确信，只要除掉垄断与金融资本主义等四处攫夺的势力，商业就可以透过代议机关来自我管理，他其实是反对经济和社会极权主义的。

· 希特勒否决了将德国银行整并为一的计划，并下令政府将在经济恐慌时期不得不接手的银行与企业股份，重新转售给社会大众。

· 西欧民主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力量，完全仰赖民众在情感上对“民主表象”的拥护，这种拥护赋予表象某种独立存在的可能，即使背后的结构已经倾倒，表象仍可以继续存在。

· 这种传统的反抗力量可能会非常强大，或许可以确保外在的形式好一段时间屹立不倒，但是无论传统的抵抗力量有多强大，终究只是被动、消极的力量而已。

· 作为极权主义目标与极权神话表现的案例，德国在分析中的重要性高于意大利，因为纳粹主义才是真正的极权主义革命，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只是模仿者；尽管墨索里尼先登上历史舞台，但纳粹主义才是建构新社会、新信条，以及新人类概念的领导者。

六、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

· 意大利和德国极权主义最根本的特征，都是试图以非经济取代经济满足、报酬和考量等工业社会用来判断个人身份、功能及地位的基准。

· 促使法西斯掌权绝不是单一阶级做得到的事，每个阶级一定都有少数人士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虽然墨索里尼比希特勒得到资本主义更多支持，但墨索里尼还要对抗意大利有势力的资本家集团。

· 纳粹主义真正决定性的后盾，来自中下阶级、农民和劳工阶级等受到恶魔般的自然力及社会的非理性打击最重的人。

· 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无效后，法西斯主义对两者均持反对态度，跳脱两者之外，寻求另一种不以经济考量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唯一对经济的关注在于让工业生产的机器维持良好运作，谁出资、谁获利都是次要问题，因为经济方面的结果全依附于主要社会任务之下。

· 法西斯政权将经济特权下的非经济附属品提供给贫困的下层阶级，这多半由工人在闲暇之余组成的法西斯组织策划，包括意大利的“下班后”、德国的“欢乐力量”；这些组织提供的诱因其实就是贿赂工人，但不是以经济报酬来贿赂，而是通过戏剧、歌剧和音乐会的门票以及假日的旅游。；它们想以社会平等为手段，弥补劳工阶级长久以来受到的经济不平等。

· 法西斯的有机理论宣称：由经济不平等、立场敌对阶级组成的社会，亦能保持和谐；法西斯运用有机理论的目的，平衡各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 极权主义理论把社会划分为许多经济阶级，这种阶级在传统上被视为经济单位，且应可互通有无；然而在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之下，这种阶级成了社会单位，需要的是本身的社会特性、社会功能与社会平等，且完全独立于经济功能、经济贡献之外，也不具有必要性。

· 德国的农民阶级被授予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脊柱”，甚至拥有明确的优越社会地位，但这些利益绝对无法弥补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社会地位已经与经济地位脱节了。

· 劳工被纳粹誉为国家的“精神支柱”，决定了法西斯主义努力发展的新人类概念：有着自我牺牲的准备、懂得自我训练、自我克制，并拥有“平等的精神”，而这些特性均与其经济地位无关。

· 将中产阶级区隔开来，则是另一个要求社会地位平等、主张社会地位不可或缺的非经济因素，中产阶级被称为“民族文化的带头者”。

· 所谓领袖原则，也就是个人领导上的英雄式原则，更加强了工业实业家的社会地位，这个原则也宣称完全是以非经济面的特性为基础。

· 德国的半军事组织与许多妇女组织都有同样的非经济目的，这种利用军事组织来弥补个人经济不平等的方式，在德国的妇女组织中尤其明显。

· 这些为了满足所有阶级的社会嫉妒心、并赋予各阶级明确的非经济优势的做法，远比单纯套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观念来得成功；这些做法相当程度已经为下层阶级创造出真正社会平等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所有阶级、所有年龄层和两种性别的人都起了作用。

· 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实物贫乏的替代品而已，它们固然弥补了经济不平等的现况，却无法让经济不平等不再成为导致社会差异的因素。

· 极权主义的措施或许可为所有阶级建立社会基本原则上的平等，充分弥补他们无法避免的经济不平等，但这些措施却无法提出一套有建设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在非经济价值秩序底下的非经济社会中赋予一个人地位与功能，这方面的失败充分反映在这些半军事组织影响力渐失的事实上。

· 法西斯政权瞄准了另一个能在期间建立逼真的非经济基础的领域：全民皆兵的国家，因为除了教会之外，实施全民征兵制的现代化军队是现代社会中唯一一个不必用经济地位来界定功能、阶层与荣誉的有机体。

· 极权主义的国防经济（将全部经济与社会生活划归军事的架构）一面用来实现极其重要的社会目的，提供非经济的社会基础，一面让工业社会的表面保持原状；它也用来实践一项同样重要的目的：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由此驱逐失业的恶魔。

· 在德、意两国中，只要军事考量与非经济组织的崇高社会目的相冲突，就必定以后者为重；德、意军方将领与法西斯或纳粹激进份子之间的对立，或许可以看成贵族阶级对暴发户的嫉妒。

· 国防经济的实质内涵，就是要让所有的社会关系遵照“上级与下属”、“军官与士兵”这样的关系模式；它企图以军令的权威取代经济特权，以军事奖赏的殊荣取代经济报酬，以军队的荣誉代替私人的利益动机，以单兵的功能取代生产线工人的功能。

· 国防经济社会组织的新原则暗示了，无论这场“经济战争”会造成什么样的牺牲，都必须由特权阶级率先承担；正是因为国防经济的原理采用了这个原则，才让上层与中上阶级变得一贫如洗。

· 在国防经济的阶级制度中，从最下级到最上级的每个成员，都不允许有任何独立自主的决策空间，必须盲目地亲人上级的命令；命令不再来自经济过程的当权者，而来自经济过程之外或凌驾其上的力量，如参谋总部或一位政府公务员的命令。

· 极权政府一开始没有废除私人获利，而是让它们再一次在经济体系中流通，结果却以税收和强行借贷的方式收回。

· 意、德两国有一股明显的趋势：消灭非管理阶层之合伙人与股东的所有权及分享利润的权利。企业的经营者，不论是所有人或只是受薪的执行者，都不必对外界的股东、甚至是非管理阶层的最大股东负任何责任。

· 无论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什么，它绝不是资本主义，它只是一种已将经济基础铲除殆尽的工业生产体系；每个人都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这些利益以迫切的军事需要与军事组织为表现形式。

· 在德、意两国，农业组织化都是在“军事独裁”的口号下进行，但也都与战争经济的迫切需要背道而驰；迫切的军事需求仅在一个层面获得满足：原本生产高品质商品的农民被迫转而生产大量农作物，此外，农业组织化根本不在乎经济或军事上的需求。

· 专业人士能融入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特点，令极权主义非得摧毁他们不可，专业人士能独立自主，是因为他们本身具备非经济的社会内涵，因此会威胁到极权主义不可或缺的独占性；国防经济最重大的现象在于否定专业人士的主张，否定他们从经济与社会体系之外取得的内涵。

· 极权主义的经济是极权主义体系中逻辑最严谨的一部分，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最正统的经济理论上；它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差异，在于它的所有经济目的都附属于一个社会目标：充分就业，经济进步与财富增加，都是附带的产物。

· 极权主义的经济回归古典经济最根本的宗旨：唯有增加生产资料的投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对现代经济理论最直接、最坚定的反驳；依此宗旨，经济活动就等于消费。

· 经济萧条的起因是消费过多而不是消费不足，是对产品制造业投资太少，因此要恢复充分就业，唯有增加国民所得在储蓄（而非消费）方面的定额；可用于消费的限额必须透过人为手段压低。

· 极权主义经济的一大奥秘在于“管制性消费”，他们成功压低了消费量，因此似乎得以“创造”出资本，用以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民主政治用尽所有剩余资本，却无法透过提升民众消费量与购买力的手段，来达到充分就业。

· 这种管制消费的理论方法与施行方式，均非极权主义原创，而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苏联的经验；苏联从第一次“五年计划”开始，便一直透过人为、强行性的手段来降低购买力与消费量，藉以筹措资本投资的资金。

· 在管制性消费的经济模式下，政府必须垄断对外贸易，或至少要完全掌控对外贸易，才能防止可用资本被转移成无用的消费；这种制度必须搭配严格的外汇管制以防止资本外流，因为资本外流有碍于强迫投资；这种不顾私人利润、仅将投资额极大化视为最高目标的政策，必须要对每家企业、工业的盈亏进行干预，因为效果最高的投资，一定是以最低利润经营的投资。

·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试验间，却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共产党员必须藉由降低农民和无技能工人的消费，来执行强制性的资本储蓄；苏联除农民和劳工之外，其他成员很少，因为它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前资本主义国家；随共产革命兴起的布尔什维克派军队及官僚等新统治及中产阶级，必须得到经济特权、报酬和奖赏，因为共产主义及立基于经济的社会概念上；藉由各式各样的经济补贴，特权阶级在全国进行强制降低消费的同时，得以完全或部分不受限制。

· 法西斯社会乃是立基于非经济的社会概念上，也就是“军事国家”的概念，由此它奉行了以下原则：特权阶级不但应率先做出牺牲，而且他们正是因为愿意比他人做出更大的牺牲，才享有特权。

· 在共产主义以经济为考量的社会中，经济上的牺牲会降低社会地位，而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牺牲不仅提高社会地位，还增强了指挥社会的权利与权力；主张经济平等的共产主义，却必须赋予某些人经济上的特权，而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保留了现有工业生产的不平等制度，却大幅降低特权阶级的生活水准，以建立一个追求经济平等的明显趋势。

· 经济更趋于平等，不一定代表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获得提升；法西斯统治下，之前惨遭失业打击的无技能或技能不纯熟的劳工，是恢复充分就业后的最大受惠者；整体而言，劳工阶级的收入已大幅提升，但工人增加收入的机会却被剥夺了，他们必须工作得更久，才能拿到同样的薪资。

· 其他所有阶级的牺牲，都远远超过劳工阶级，他们不但被骗走了利润，还被迫削减当前的消费；过去享有愈高生活水准，也就是享受愈多特权的阶级，消费额遭到削减幅度也越大。

· 在德、意两国，下层人民的消费品数量充足、价格低廉，而上层阶级的高档商品不是短缺，就是非常昂贵，与此并行的是定额配给。

· 典型资本家从资本投资中所得的收入已经锐减，资本家可分配到的股息固定在百分之六以下，所有剩余的利润都必须用来投资公债，接着公债会被用于制造生产资料。

· 中上阶层每个成员的收入也减少了，部分是因为总收入降低，部分则是税负加重和强制捐款的结果；损失最惨重的是专业的中产阶级和小商人，他们的净收入最多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 这些措施让极权主义国家得以削减约四分之一的消费额，并使可用于投资生产资料的金额攀升一倍，这也正是像德国这么一个明显依赖国内资本的经济体，储蓄和投保契约却能持续增长的原因。

· 除了以削减消费做为创造充分就业的方式，极权主义经济还可迫使闲置产能与现有储蓄投入生产。

· 资本市场禁止所有私人借贷行为，让政府得以完全控制贷款，防止国防经济生产资料以外的投资；在银行、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中的每一笔存款，都被迫投资于政府公债，作为扩充军备的资金；制造商必须将储备金交给政府，在依政府订单交货后，还必须接受政府以长期债券作为报酬；各产业更直接被迫提供投资生产资料的资金。

· 极权主义的主要目标，即充分就业，在两个极权主义国家都已实现；虽然有许多失业者其实只是被偷偷带出经济过程而投身军事和政党服务，但这丝毫无损充分就业之成就。

· 藉由吸收闲置储备金及减少消费来增加投资资金，必会造成通货紧缩；政府债务增加，只代表私人资产转移到政府名下，而非信用提升，极权主义经济可能反倒降低了国家经济的总体信用。

· 从经济观点上来说，这种经济体系完全远不如自由资本主义高明，也逊于为德、意经济提供方法的苏联模式；苏联同样透过人为运作来降低消费，以释出投资资金，但这些资本乃是投入富有经济生产力的工业中。

· 苏联之所以未能将生产和配销组织化、之所以在压制私人营利动机与实施商店官僚制度后产生混乱，症结不在于这种体制的经济效力为何，而在于苏联本身缺乏管理这种体制的能力。

· 只要投资军备的资金悉数来自于节省非必要消费的所得，那么重建军备的政策，在经济面就站得住脚；唯有人们认为牺牲掉的奢侈消费比军备在道德上和社会上都更值得向往，或是消费降低到一个即将导致人民贫困的程度时，重建军备的政策才会危及政权。

· 一种产业只要是由国民所得补助，负责生产可从别处购得的东西（而且别处的产品更物美价廉），就是替代产业；只要不是以外资信贷方式创办，每种产业一开始多少都可以算是替代产业。

· 经济生产力的真正考验，在于一种产业能不能比它所取代的供货来源，以更便宜的方式生产；德国和意大利的替代产业，看来远比具“经济生产力”的苏联投资更具生产潜力。

· “管制性消费”经济的主要问题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只要民众愿意接受降低消费，只要他们认同为取代之前非必需消费品而生产的东西更值得社会向往，这个制度就可以运行。

· 每个阶级的生活和消费水准都降低了，但下一层阶级降低的比例比上一层阶级来得小，这点就为“让非经济的奖赏取代经济奖赏”的方式，提供了经济的实质内涵；这种消极的经济补偿，正是极权主义非经济社会中最重要、最有效的社会满足感。

· 如果在消费与投资达成均衡、不必增加投资就能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触碰到不能再降的消费底线，那么这个制度底下的经济就有失败的可能；极权主义经济的本质让这种均衡无法建立，管理消费经济必会触及这条经济底线，而到这个阶段所需的时间，常被严重低估。

· 意大利和德国都存在一个极可能加快消费的缩减趋势，迅速把消费降到生存所需水准的问题：原料进口的问题。

· 进口是唯一一种不能透过抑制消费或征用闲置储备金来资助法西斯经济的投资，进口物品必须拿出口货品来交易，出口货品又必须来自于部分未投资生产资料生产的国民所得；在管制性消费经济下，这部分所得能透过人为筹集资金配额而减少多少，会决定用来平衡进口的出口货品生产，必须增用多少可供自由利用、非投资性的国民所得，所以就算进口物品维持不变，经济负担也会日益沉重。

· 降低消费所引起的贫困，会在贸易失衡和价格失衡的趋势中表现出来，而这股趋势会反过来让贫困加剧。

· 如果依赖进口的极权主义国家想透过减少进口来躲避这个恶性螺旋，这么做只会进一步减少可用于消费的国内资本，接着导致国内出口货品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这不仅会抵消掉减少进口之利，甚至还可能造成国际收支净损。

· 如果替代产业无法达到以补贴、析投资和降价等形态，贡献出多于国家经济所需的产量这一阶段，维持替代工业的负担，迟早将会超过取代进口之利，而变成永久性的净损失。

· 比直接的经济威胁还重要的，是进口问题在政治与社会方面造成的后果；就军事力量而言，进口问题不止可能已经抵消了加强的军备力量，更绝对已经了战争的力量，增加进口负担，对战时的军事非常不利。

· 极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真正创新的部分是：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人们常说英国的帝国主义“嘴巴说是为了基督教，实际上是为了棉花”，而当今极权主义的贸易政策则是嘴巴说是为了棉花，实际上是为了得到棉花而进行的法西斯革命。

七、奇迹还是海市蜃楼

· 国防经济下的非经济性社会，顺利驱除了失业这个恶魔，但它本身仍然不算成功，除非战争这个危害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恶魔，在人们心中不但变得合情合理，甚至值得向往。

· 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心中，社会与政治的整体架构都必须立基于英雄人物的概念，这是他们所认为足以代表的人类真实天性。

· 法西斯英雄人物概念的核心理论，乃是个人牺牲的自我正当化；唯有将这种毫无道理的牺牲升华成奇迹般的奉献，无理性的战争的种种要素才有可能再次合理化。

· 世人常常仅将极权主义推崇牺牲之举视为伪善、自欺或宣传的花招，但事实上，它来自群众深沉的绝望。

· 从道德观念来看，英雄人物的概念或许是有效的，因为它或许可为个人赋予目的和意义，但是它不能给予社会同样的目的和意义，因为它否定了生命，所以将牺牲正当化不仅否定了社会，还破坏了社会。

· 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法将重建战争合理性的行动拓展到社会层次，这点便足以证明它的失败；法西斯主义不得不像之前的政权一样，继续致力于禁止战争，虽然它的做法与战后民主政体谋求集体安全的目标大相径庭。

· 拿“军事”来消灭“失业”恶魔的结果是，军事也变得跟失业一样不合理，这点摧毁了牺牲消费之正当性的基础；然而军备仍然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 法西斯主义无法克服、解决或整合的社会内部冲突力量，必须转嫁给外界的敌人，恶魔般难以捉摸的战争，必须被说成是某些有形体的个人或集团的阴谋；法西斯主义必须时时流露出解除武装的渴望，又非得表现出一副因为某些自己说的危险而无法如愿的样子。

· 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中，身为有形、可以理解、因此也可以容忍的敌人，这些恶魔的化身取代了现代社会中无形、无法理解、因此也无法容忍的恶魔力量，代替了不具人性的经济法则，也代替了工业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

· 唯有把阶级斗争拟人化成共产主义者，才能与之抗衡，法西斯必须把社会产生邪恶势力的责任推给共产主义者。

· 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是纳粹所有将恶魔拟人化的举动中，最完整也执行最彻底的一个；此举藉由驳斥理性来重建世界的理性，并证明纳粹社会的正当性。

· 在纳粹神学中，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真正作用，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力量的化身；因为纳粹无法以促进社会关系的非经济动机来取代这些人的利益动机，所以有必要把他们视为恶魔、加以迫害。

· 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犹太人是完全享有异族通婚权利的；因为异族通婚比自由就业更具社会意义，所以德国的犹太人有理由相信，德国是最不排犹的国家。

· 即使经济上的嫉妒曾是德国爆发排犹运动的主因，但如今犹太人的财产和地位都已被剥夺殆尽，这点就不可能是德国人持续排犹的原因了。

· 反犹太主义也不能归咎于德国犹太人对纳粹主义固有的反对立场，假使德国允许犹太人参与希特勒运动，他们应该会加入，就像意大利犹太人只要法西斯阵营欢迎，也会捐助法西斯一样。

· 要为德国的反犹太种族主义提出解释，正确的说法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特殊，让犹太人代替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了与德国敌对的力量。

· 德国的资产阶级并非透过自身的革命来取得力量，它得靠更高的阶层赋予自由；资产阶级的解放本身并不是一个社会目的，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它才获得实现；无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德国资产阶级都永远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

· 在德国，犹太人和非犹太裔的资产阶级同时起步，二者都受到统治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歧视，都被迫成为反对势力；德国社会需要大量高素质的资产阶级，但在社会歧视及反资产阶级政策之下，资产阶级却不敷所需，这其间的差距造成对犹太裔的商人、银行家、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的需求大增。

· 虽然在世界大战前，德国统治阶级没有掺杂犹太血统，但战后新统治阶级的特色，就是混了犹太人的血。

· 纳粹反犹太主义的起因，既不是纳粹所宣称的北欧人与犹太民族信仰之间有着互不兼容的冲突，也不是外界常说的德国民众一直存有排犹思想；德国犹太人和一大部分德国人民(也就是自由的中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冲突与陌生感，才是引发纳粹反犹太主义的原因。

· 纳粹真正的敌人不是犹太人，而是资产阶级秩序，它其实是借用打击犹太人的名义来打击资产阶级秩序；当纳粹无法用具有建设性的新概念来取代资产阶级秩序及资产阶级关于人的概念时，反犹太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做法必须公开谴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不可能诉诸阶级斗争的手段。

· 墨索里尼也不得不采用反犹太种族主义，尽管意大利人一直以成功同化他族为傲，墨索里尼仍必须捏造“证据”来证明意大利人的种族纯正。

· 同样地，纳粹党人不得不投入反对天主教教会的“圣战”，由于和平观念会对纳粹社会的正当性构成威胁，因此他们必须使它成为国际罗马教会的恶魔化身。

· 纳粹很清楚，鉴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间极度不合已久，打击教会必将严重危及德国的统一，这种打击必以灾难收场，但纳粹却必须这么做，否则他们的信条、他们的社会就会没有正当性。

· 法西斯主义虚构“圣战”意识形态的必要性，的确比所有政治目的和计划更为有力，也比所有关于国家经济或实质政治的考虑更为迫切。

· 虽然“圣战”表面合理，仍无法充分代替一个有建设性的积极信条；对“恶魔化身”的打击愈深，它就愈来愈令人不满意，愈来愈令人失望，因为问题没有解决。；意德两国民众不仅变得比民主国家的民众更害怕战争，也愈来愈怀疑武装的价值。

· 极权主义必须否定之前每一个欧洲社会秩序的种种需求，才能证明自己及本身权威的正当性；它必须坚称：社的机械化外部组织就建构了它存在的正当性，而这也就是它内部的社会秩序；除了社会结构外壳的地位高于所有的社会本质，空洞的机械形式本身也是最崇高的社会本质。

· 以组织之名，法西斯必须废除一切个人权利及自由、摧毁所有真正的社会单位，只要是衷心追求秩序的人，法西斯全都不能放过。

· 这种做法一定会让组织在技术及机械方面发生最严重的过度组织化；在意大利和德国，由于计划推行太快、谬误的精确度运用太甚，使得过度集权且过度组织化的政府和企业机器，只要有个小齿轮出状况，就会造成最大程度的混乱。

· 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后果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并指挥全局，因为每件事都变得复杂透顶，而且组织的每个单位都试着不让别的单位知道自己的运作情况，各部门都想染指别人的经费，让自己成为所属领域中最有权力的一员。

· 就经济层面而言，极权主义国家的企业，必须为旷日费时又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付出惨重的代价；就社会层面而言，由于法西斯组织登基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连带使得层层官僚也变成社会上最有权力的阶级。

· 就一个把军队视为模范的社会而言，最危险的后果应是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虽然中央集权的组织似乎是在现代战争中得胜的必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意料之外、毫无准备的事件时，各分支部门都要能独当一面。

· 一个以组织而非秩序和信条作为基础的制度，如果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产生严重的后果，就表示它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上也有致命的弱点；一般人无法接受组织本身即是目的，组织无法使民众满足。

· 在法西斯社会中，群众愈是坚定地依附政权，就愈容易感到不满，产生矛盾的关键，在于民众无从选择。

· 人们歇斯底里而绝望地需要自我劝服，其中最坦率也最卑微的受害者，就是遍布今天意德两国那些高智商、高学历、感觉敏锐的青年；他们清楚极权主义是人民和社会的集体自杀，但他们仍然夜以继日地天人交战，说服自己相信这就是理想中的社会、就是太平盛世的信条。

·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法解决“需要秩序”和“不可能建立秩序”之间，及“对极权主义的幻想破灭”和“相信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既然极权主义者没有上帝，就必须捏造能将所有矛盾化而为一的恶魔、超人和魔术师；这样一个非即是是、假即是真、幻想即是真实、空洞就是内涵的恶魔，就是“领袖”的作用。

· 这位“领袖”只有肉体是人；在精神上，他不像人类会出错，超越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超越了人类社会；他的意志决定了善恶，他的地位凌驾社会之上，不需仰赖社会支持；唯有如此，极权主义社会的紧张状态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唯有盲目而毫不怀疑地信仰领袖，人们才能获得信念的安全感。

· 极权主义的独裁者的权力既非来自于神，也非来自于人民，他掌权的基础，他享有如此地位和权力的唯一理由，就是他高人一等。

· 尽管列宁去世时宛如一位殉道者，在这种非常有利的形势下上台的斯大林，也没能依靠列宁的群众魅力建立统治基础，但他成功地让自己化身为同样深具魅力的领导人；除非法西斯独裁领袖的继任者能成为斯大林第二，否则一定难逃被推翻的命运。

· 一旦在领袖恶魔本性的信仰之外，还有别的选择，这种信仰就会崩溃，但也只有这样，它才会崩溃；在别无选择下，大多数民众将继续彻底绝望地膜拜他们自创的恶魔。

· 极权主义革命是海市蜃楼，一有新秩序或是关于人类的新概念出现，它便会化为泡影；法西斯主义只能否定已瓦解的经济人概念，但不出可取而代之的新概念。

· 民众愈是狂热地成为法西斯分子，就愈热衷于追寻别的事物，也愈渴望能够迎接新秩序到来；人们在极权主义道路上走得愈远，就愈感到绝望，一旦有人提供新的选择，整个极权主义的魔法就会消逝无踪。

· 在13世纪和16世纪，欧洲秩序就曾两度瓦解；历史能不能延续，会不会有任何新秩序出现，在当时根本看不出来。

· 这两次瓦解的原因与今天一样，都是由于对人的概念的信仰崩溃：13世纪的人们信仰灵性人，16世纪的人们崇尚智性人；这两种概念之所以崩溃，是因为事实证明：以它们为基础所建立的社会，无法实现自由与平等这两项社会基本要素。

· 加尔文主义之于智性人社会，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之于经济人社会：两者都宣称自己的信条就是救世主；加尔文主义借着宿命论确立教义，一如马克思主义透过阶级状况来确立原则，两者都在当时社会废除了真正的自由，好让人们继续相信，自由马上就要在即将来临的社会中获得实现；当事实证明他们只能实现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后，这两种秩序也就彻底崩溃了。

· 那两段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出现之间的过渡时期，是充满混乱、恐慌、政治迫害与“极权主义”的时代；当时也确实有人相信：西方的末日已经来临，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发展了，但突然间，新秩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梦魇瞬间消失，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 只有人们放弃将精神领域作为社会基础之后，才可能实现宗教自由与宗教平等；只有在经济成为社会区分与社会满足的基础之后，形式民主下的政治平等才可能落实；只有当经济平等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新领域中的自由平等成为新秩序的承诺时，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

八、未来：东西对抗

· 西方民主国家必须了解：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两者的混合体，都不可能战胜极权法西斯主义；只有自由平等社会下的全新非经济概念，才能将它击溃。

· 法西斯国家也许会被消灭，也许会退化成无政府状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会因此重生；若西欧民主国家无法建立一个为个人争取自由平等的非经济性社会，则会走向极权主义。

· 欧洲民主国家希望能够在经济人社会的基础上维系自由，将这种想法投射到政治现实上，就产生期待苏德两国交战的念头；只有苏德开火，才能拯救西方免于陷入水深火热。

· 欧洲左派政党认为，民主国家和“民主”苏联应该组成联合阵线，认为这种联盟能带来完美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苏德之间有无法和解的冲突，是直接导致欧洲右派政党亲法西斯的原因。

· 德国一天一天走向更极权的道路，因此德国和西欧维系长久和平的希望愈来愈渺茫；德国愈极权，就必须愈反对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视之为魔鬼般的敌人。

· 苏联想要以社会主义达成自由平等的理想完全破灭后，也被迫走上一条路通往极权、完全消极、不自由和不平等的非经济性社会之路。

· 自第一波五年计划实施以来，事情愈来愈明显，这只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自由完全丧失、世袭的官员以统治阶级之姿出现；过去几年当中，苏联不得不接连实行更纯粹的极权原则。

· 和德国一样，苏联所有目标和整个社会结构都成为军备运动的附庸，而且也和德国一样，都说是为了社会。

· 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动力，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一场革命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其他种种，例如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都是次要的，只有在稳定的社会中，这些因素才具有崇高或独立的重要性。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甚至包括乌克兰；唯有把一大部分的当地物产留给当地人，德国才能继续掌控该地，因此德国不但没有纾解本国粮食及原料不足的问题，反而得用自己贫乏的资源来帮助占领区。

· 德鲁克认为，控制巴尔干半岛无法解决或减轻德国的经济问题，但德国若和苏联建立经济关系，就能一并解决其极权体制下的经济问题。

· 苏联的农业人口比例偏低，平均来说土地肥沃，原料资源丰富，而虽然苏联农业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但因缺乏资金，加上种种不利于进一步削减消费的政治与自然障碍，所以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利用这项产业。

· 一旦完全控制权或经济活动完全附属于非经济事务的状况出了例外，不管多细微，都会对极权社会造成妨碍和危险；极权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不容许和任何属于非极权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国家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

· 苏德两国的内在动力最终能否促使两国结盟，唯一的阻碍在于这两国的领袖，以及他们的信念；苏联的阻碍比较小，斯大林已经考虑过所有和德国签订协议的可能性；苏德联盟的更大障碍，在于希特勒的信念，他仍对纳粹党精神顾问罗森伯格的主张十分着迷，此人他一直鼓吹占领乌克兰，而且主张全面反对社会主义。

· 希特勒的领导才能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他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尽管希特勒过去老是鼓吹要对波兰开战，但他执政不到一年就和波兰签署协议；他过去一直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要向垄断宣战，后来却接受社会与经济的极权主义，甚至接受到愿意实行集体耕作的地步；他不再指责德国在战前追求殖民地的行动，这也就暗示，他要抛弃所有与民主国家修好的政策基础。

· 如果西欧是因为走上法西斯道路才赢得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战争，那么欧洲仍会沦入极权义主的魔掌；这种决定性战争的胜利，一定会属于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较强的一方，即使它的军事力量较为薄弱，一个为了对抗极权主义而采用极权主义的西欧国家，其社会力量和道德力量都比不上那些为了自身目的而拥护极权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 教会的反抗尽管政治力量薄弱，却是基于良心上的自由挺身对抗极权主义的攻击，个人宗教信仰成了德国和意大利诸多顶尖人才的庇护所。；新人文主义也问世了，主要在青年之间传播。

· 这些回头诉诸“欧洲遗产的永恒知识与精神价值”的做法，本身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创造性和成效可言；不过是绝望得想藉由放弃社会，来寻找一个个人存在与个人自由的空间而已。

· 刻意舍弃自己的社会功能而蛰居书房的13世纪学者们，却带动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概念，以及“智性人”社会；“经济人”资本家社会的自由概念，也源自于“圣徒”和贵格会成员主动放弃社会之举；如今同样的现象最终一定会造就一场复兴：那些自愿放弃社会的个人不受“经济人”社会概念束缚，一定会创造出新的、非经济的社会内涵，并在其中赋予自由。

· 这种新社会是成功抵抗极权主义猛烈攻击的所有希望所寄，若要加以实现，不管军备多有必要提升，都不是正确的方式，军备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胁。

· 唯有让社会释出新的基本力量，才有办法真正抵御极权主义的攻击；这种新力量不能随心所欲创造，因为建立新秩序没有快捷方式；这种力量是否真的存在于表面下，我们几乎毫不知情。

· 西欧民主国家至少可以试着让现代战争所需的严格经济掌控，不至于完全剥夺个人自由；尽管他们不能任意建立新秩序，但他们可以强化个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尊严与安全，重新为个人自由赋予某种意义。

· 社会政策本身无法创造新社会，要实现新社会，必须仰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欧洲能否找到这股新的动力，决定了它走出在“经济人”崩溃后所面临的绝境。

参考文献

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