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闯｜何为现代科学？——从库恩到《知识机器》

摘要：斯特雷文斯在其新书《知识机器》中提出，近现代科学是在所谓的“铁律”制约之下为人类生产可经验验证的知识的“机器”。这可以看作是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60周年后的今天，又一次重新宣称找到了足以界定科学的基本特征。在科学哲学史上，波普尔也将科学视为一台庞大复杂、永不休止的知识生产“永动机”；不过相较而言，他用“显微镜”来研究科学，所关注的是这台机器的基本微观结构。库恩从历史的宏观视角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才有了后库恩时代诸如拉图尔、夏平等理论家们从不同角度、领域、方法论为科学编制的多元化的图景。可以说，《知识机器》一书试图回归库恩，在更大的尺度上发掘出规范限定科学实践的铁律，为一般科学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源泉，奠定了新基础。

关键词：内在主义；外在主义；经验检验；铁律；浅层解释

本文以迈克·斯特雷文斯新近出版的《知识机器》一书为契机，讨论研究近现代科学的一般科学哲学理论。这本书回答了一些过去的科学哲学理论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现代科学为什么晚近到17世纪才在欧洲出现？出现之后为何在内容、结构、应用以及成功的速度和广度各方面都与之前截然不同？为什么如此迅速地被转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代代的现代科学家，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编织出来多少美妙、宏大的科学理论，为什么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却寥寥无几，反而是很多鲜有人知晓或问津的细小实验发现频频获奖？熟悉现代物理学史的读者可能都知道，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的发现，不是狭义相对论，也不是广义相对论，甚至都不是他发现的E=mc2。而霍金，这位20世纪后半叶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竟然因为黑洞理论始终没有取得可靠的观察验证而与诺贝尔奖无缘。相反，物理/化学家居里夫人却因为多个实验发现，一人囊括了两枚诺贝尔奖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再则，科学理论似乎变得越来越抽象、数学化，越来越远离日常人们能够理解的范围。19世纪达尔文演（进）化论，虽然理论概念已经相当高深，但是与今天演化生物学的理论比起来，它既没有用到多变元的偏微分方程，也没有用到比如生物体的多维适应度相空间这样的抽象数学空间。确实，高明的科普作家可以把今天的演化生物学理论写得简单易懂，甚至栩栩如生，可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那样写出来的现代理论是“没有用处”的理论。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以及相关的问题，本文将详细分析解答。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即使在一般、非专业的人群中也会引起不少争论。结合诸如“中国历史上有科学吗？”“其他文明，如波斯、印度、中东文明历史上有科学吗？”这样的问题，再回到科学哲学的经典问题，如波普尔的“如何辨别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就不难看出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为解除这种困扰，休止无谓的争论，一种有效方法就是作一点有意义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人类对大自然好奇心的产物的科学古来有之。地球上没有哪一个文明不曾出产过自然哲学、自然观，这种观点也许非常原始、局限，但它一定是能够提供某种有一定经验验证性的融贯的世界观。这样的科学，世界各地，各文明/文化传统皆有之。这样的“科学”中国古代有之，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文明里也有。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概念称之为广义的科学概念。但是，这不适合于科学哲学早期在诸如波普尔、库恩等哲学家的争论探讨中出现的科学概念。用波普尔的评判标准，那样的传统“科学”，如果至今仍然流行着，它一定是一种伪科学。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那些都是“前科学”（pre-science）阶段的东西。那么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怎样的一种概念呢？说它是“狭义”的概念似乎不解决问题。怎么个狭义法呢？如何区别与广义科学概念的不同呢？或许可以用“近现代科学”这样的历史性说法来作区别？但这样定义，似乎又会引起另外一系列的问题。“近代”“现代”如何界定？为什么近现代科学与广义的科学全然不同，需要另外界定和分开探讨呢？本文将用“近现代”或者“现代”来指称要讨论的科学；可是，以上的似乎为历史性的学术问题怎么回答？这其实和波普尔、库恩当年争论不休的科学划界问题、方法论问题，以及和本文引言里提到的那一系列问题紧密相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从波普尔库恩开始，走过后库恩时代研究科学的学术成果，最后以讨论《知识机器》一书来结束。

过去的一年是库恩百年，能够重新整体地来看科学，是一大幸事。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标志了科学哲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是现在科学哲学的源头，那么科学一开始是被放在“显微镜下”研究的。哲学家关心的是发生在科学研究的微观单位中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是什么、科学假设如何得到经验验证等。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虽然犀利无比，但仍然没有跳出研究静态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进路。这样过于简单地刻画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的学说，并不是想说它本身有什么问题。其实库恩之后某些人对维也纳学派开创的研究科学内在问题的逻辑分析方法所持的完全摒弃态度是不可取的。事实证明，该方法在库恩之后仍然活跃于国际科学哲学的各个领域，产生各种极赋创见的对科学内在运行规律的认识。为讨论方便，姑且称这种进路为内在主义（internalism）。然而，库恩当之无愧地是历史上第一个让人们心服口服地（包括当时的大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内）认识到，从动态历史的大尺度，将科学看作一种由高度集中的思想纲领支配、严明的治学方法统治（即“范式常规科学”）的特殊社会现象，哲学分析同样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的图像，即科学通过革命事件从一个常规科学转化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从而实现其历史演化的过程。库恩的重要性不在于使人们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有人在维也纳学派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但直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人们才跳出为内在主义耕耘、井井有条的田园，看到园地之外并非荒野一片。库恩凭借着他对科学整体的历史动态演化洞见，构建出一套严谨而有说服力的科学革命理论，由此开创了对科学作为社会现象、心理想象、人类学现象、认知现象等等各种方向研究的源头或基础。如果称这些方向为研究科学的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进路，库恩无疑是它的奠基人。几乎可以这样说，在库恩之后出现的诸多学派，如果不能在其中找到它与库恩原本理论的有机联系，该学说、学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推荐读者用这个方法在研究论说科学技术的后库恩丛林中披荆斩棘。

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哲学研究进路基本上就是两条：内在主义的，它就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方法作哲学研究；另外就是外在主义的，它从历史、社会、个体认知心理，以及女性主义等各方面来研究科学。注意，内在主义方法主要是哲学分析，而外部主义就不只是局限于哲学研究了。研究方法多式多样，当拉图尔开始用人类学的方法调研实验室工作时，很多人都认为外在主义终于走得太远了。他们恐怕很难想象拉图尔的工作今天已经成为外在主义的经典之一了。当然，两条进路并不是完全分离并行的；它们频繁的交叉给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带来了不少可喜的成果。接下来的讨论无法面面俱到地涉猎这些成果；重点将放在厘清从波普尔、库恩到斯特雷文斯的《知识机器》发展的主线条，并且着重点在于提出和解决基本问题的思路，其结果是一幅在很大程度上理想化了的思想路线。

今天看来，逻辑实证主义与波普尔哲学归属于同一学派，它们之间的争论属于内部争论。根据亨普尔的总结，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解释某自然现象的理论假说，然后逻辑地（数学的）推演出可被实验验证的具体结论。实验的“证明”或“证伪”不过是科学的实验部分的具体操作与判断问题而已。在科学实践中，对以这种判断的要求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归纳逻辑是否能够克服休谟怀疑论的哲学问题。内在主义也就在于希望通过研究科学研究的微观基本机制来发掘出统一的“科学方法论”。这样研究的根本问题并不是逻辑实证论者或波普尔的问题，而是科学方法论内部的一个客观性问题；它的学名称为“欠定性问题”（the problem of underdetermination）；其基础当然就是著名的休谟归纳问题，更精确地说就是，对于任何一组有限数量的经验数据，逻辑上存在多个，甚至无限多个互不相容但同样能解释该组数据的理论假说。如果是这样，很显然严格意义上的“证明”或“证伪”都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历史上每一个科学理论假说的取舍都一定不是按照内在主义的原则而做出的。内在主义哲学家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撇开种种个人、社会的外部影响，科学研究的逻辑基本为……”，就是因为这个欠定性问题——一个完全客观的逻辑问题——而显得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了。问题在于，那些被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外部影响”并非可忽略的影响。等到了库恩那里，它们变成了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阶段扮演主角的重要因素。

当之无愧，库恩是发现一种有效纳入科学研究的群体社会因素以解决理论假说选择中无时不在的欠定性问题的第一人。上面说过，前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棘手，可是当他们朝着各种影响科学研究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因素张望时，所能看到只是荒野一片。库恩在那一片荒野中发现了他关于科学革命结构的理论，这便是他高明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至今为止，库恩仍然是所有外在主义科学哲学理论研究的源头。当然，这样说会有很多人反对。确实，科学哲学的外在主义进路是庞杂而且多源头的事业，比如，另外一个重要的先行者是维特根斯坦，准确的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从爱丁堡的强纲领学派那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经由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的河床流入后库恩科学哲学研究。有趣的是，库恩是通过反逻辑实证主义与波普尔、反实在论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而维特根斯坦仅是通过反自己之前的哲学理论（即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库恩学说早已熟为人知，在此就不一一冗述。根据库恩的观点，在常规科学研究阶段，科研机构或团队解决欠定性问题的方法，从客观的角度看，就是不加怀疑地遵循当下的理论范式。该范式规定可研究的方向和题目类型等，它还提供判断实验验证结果的“真”或“伪”的规范。在科学发展的危机与革命阶段，解决欠定性问题，选择新理论范式则全靠科学共同体默认的实用价值来作判断；经验验证或证伪则不再起任何作用。库恩这一套理论不能说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无关，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所谓语言、词句的意义不在其同外部世界事物的对应而在于其在社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的学说，这个学说在很多层次上都与库恩的科学哲学学说如出一辙。但应该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主要是关于所谓语言游戏的语言哲学学说，重点在语义理论方面，对于命题的验证这样的认识论问题，它只有间接的涵义。但是，维特根斯坦关于人们遵循规则的本质的分析，的确给库恩关于理论范式是如何“统治”常规科学研究的提供了深层理论基础。另外，关于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库恩的说法直接受到维特根斯坦关于“格式塔”转换悖论给出的方向与解答的影响。

从今天的多元化科学哲学观点来看，以上简要介绍的、分别起源于逻辑实证主义与波普尔、维特根斯坦与库恩的两条大川，是对人类科学事业的全面研究反思。库恩的创举给对科学的外在主义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田野。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展开探讨，在此举两个例子：拉图尔的“科学人类学”，夏平的“真理社会史”。拉图尔用人类学的方法探索科学实验室文化/文明的结构，无疑刷新了人们研究科学的方法论。通过人类学方法的研究，拉图尔得到许多之前外在主义研究无法得到的成果；主要是科学研究作为高度制度化的群体活动所展现的独特互动结构（structural dynamics），建立了所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笔者认为拉图尔工作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他从结构分析的角度认清了科学共同体是如何以高度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科研工作中研究者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冲突。但由于拉图尔的科学网络理论过于结构主义，过于抽象，其解释科学研究的具体现象的能力相对薄弱；就好比说，笛卡尔发明了分析几何，极为高明但抽象，要想从中找到解释太阳系行星运动的现象是很困难的。夏平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中，通过分析17世纪英国哲学与科学的交叉与交锋，揭示了创立近代实验科学的条件。科学共同体对经验科学真理的特权既不是靠逻辑演绎也不是实验论证来建立的。夏平运用了大量史料，旁征博引，说明了科学真理的权威首先是科学工作者提高社会地位，加入绅士行列，成为说真话、守信用人士之后才有可能的。科学假设仅仅得到实验的验证还远远不够，实验室首先必须成为社会共识为可信赖信息的出产地，实验者必须被绅士阶层所接纳。

总之，在修正和推广库恩学说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库恩学说，特别是由于它的历史主义倾向，在很多方面高度理想化了科学事业。其结果就是诸多实际发生的科学研究过程，特别是现代大科学（big science）出现后的科学研究过程，很难被归结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里面去。纵观后库恩各学派之间的各种争议，不难看出科学哲学研究取外在主义进路的一个两难。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进路的根本分歧应该就是如何看待科学共同体的问题。内在主义基本搁置科学共同体的个人和社会属性，所得图像苍白抽象；而外在主义有血有肉的看待科学共同体所面临的是和库恩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同样性质的挑战。想要结构清晰而又深刻的理论，就必须高度局部化、理想化，或者仅仅讨论某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实践，否则如果想面面俱到，得到的图景就会“血肉模糊”。可是，局部化、理想化、历史化，方法新颖化、“主义”化的结果就是打开了一大潘多拉盒。平心而论，在库恩之后的几十年里，科学的形象在外在主义那里可以用“支离破碎”来形容。

斯特雷文斯的《知识机器》一书发表于2020年，中译本出版于2022年，正好是库恩诞辰100周年纪念，也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60周年。从多个角度来看，《知识机器》都可以说是一本“回归”库恩的著作。首先，它采取了像库恩那样的“大历史”写作手法；其次，它可以视为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新版库恩式理论；再有，它以发现科学共同体运行的基本法则为主线条，为现代科学研究描绘出一个整体性的图像，不但解答了内在主义进路无能为力的理论问题，并且力挽狂澜，收住了后库恩时代外在主义的各种互不相干或不相容的局部性理论泛滥，为研究科学的一般性质打下了新的基础。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仅讨论书中的一条主线。60年之前，如上所述，科学理论假说的欠定性问题是库恩面临的诸多科学哲学问题最重要的难题。库恩用他的规范统治常规研究、危机导致科学革命从而实现新旧规范转换的非理性飞跃的学说，一举解决了该问题（以及其他相关的困扰内在主义的问题）；60年之后的今天，斯特雷文斯面临的是后库恩时代外在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引言和第四节中已作了介绍。科学为何如此晚近才出现于欧洲，而它为何又如此迅速地传遍全球？科学为何与世界各地不同文明/文化中产生的传统自然哲学/自然观念，包括欧洲古希腊自然哲学，如此不同？为什么科学理论（无论是哪个学科）最终都趋向于高度数学化？为什么现代社会不惜耗费大量资金让科学家追求常识无法理喻的测量精确度？（换言之，这样的追求对人们理解大自然、形成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世界观有何促进？）

斯特雷文斯的回答极为简单，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实体，或者说作为某种社会现象，是依靠一种他称之为“解释的铁律”（the iron rule of explanation）的法则或精神来维持的。该法则有两条：其一，一切科学中的争论均需要由经验检验来决断；其二，经验检验应采取“假说检验”的特定方法。注意，这个铁律是检验科学解释的铁律，而科学假设是科学解释乃至科学理论的核心。由解释铁律衍生出来的还有“浅层解释”的范畴（shallow explanation）。近现代科学与之前或其他文明传统的自然哲学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发现”了科学理论必须主要由“浅层解释”组成以及用“铁律”来经验这种解释。所谓“浅层”是指科学假设必须尽量贴近所需解释的现象层面，直接为其提供因果解释模型。所谓假设验证的特定方法，按照斯特雷文斯的说法，那就是对于每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建构一对能够直接给出原因的浅层解释假说，建构一组经验检验的实验或测量，该检验结果只能被假说中的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所解释。

人们一定会问，这么简单的理论，一个看起来比波普尔或库恩的理论还要简单的理论，怎么可能在今天的哲学历史与社会的研究环境中站住脚呢？后库恩外在主义的诸多反大统一科学方法轮的批判性研究成果，难道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么？《知识机器》的中译版出版之际，不少人甚至认为斯特雷文斯的这本书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更像是一本科普畅销书。这个看法还真是一种误解，这是由于出此言者不了解国际哲学社科学术界近年来著作写作与出版的趋势所致。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不少开创性的科学与哲学交融题材的一流著作都是以《知识机器》这样的清晰明朗、以例说理的文风写成的。至于“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问题，结合前面提到的诸多问题，我来作一个尽可能详尽的解说。

隐藏在《知识机器》一书中有这样几个洞见。第一，受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与科学研究的交叉影响，通过如培根、洛克、波义耳以及其发展的巅峰——牛顿——等人的成就，欧洲人逐渐认识到了浅层解释理论的优越性和实验检验的必要性。当然，浅层解释是最适合于经验检验的理论模式，因为理论中的假说本身就是给出现象背后最为直接的因果机制的。这种理论有别于科学革命之前的那种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理论体系，它总是便于验证测量或实验的设计，离实验可得的结果最接近。这一点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新数学工具的发明和应用。虽然笛卡尔在理论上输给了牛顿，但是他发明/发现的解析几何却是与牛顿的微积分难分高低的成就（数学之后的发展证明，解析几何是微积分的基础）。实验科学离不开精确测量，而精确测量的实验数据用来验证高度数学化浅层解释最为得力。简单地说，17世纪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这些重大进展使得铁律逐渐被科学共同体所采纳。而铁律的被采纳和维持，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了一套有效地规范科学研究人员与他们的工作的准则，一种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约束；这是第二点。第三，铁律的出现解决了科研共同体如何解决“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当然不是说，这个矛盾在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中，由于铁律的出现，得到了彻底解决；时至今日，这个矛盾仍然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存在与所有科研机构之中。可是，自从那时起，铁律便成为一种规范性理想：就科学研究而言，铁律之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多大牌的理论家或实验科学家，无论你有多大规模的科学团队，多么充足的科研资金，拥有看似多么高明精美的理论体系，若经不起铁律的检验，就什么都不是。

另外，在研究者的私人空间里，影响研究工作的因素形形色色，斯特雷文斯同意包括拉图尔在内的许多后库恩时代学者的看法，它们推翻了比如搁置起研究者个人心理或社会影响对他们研究工作的私人空间的渗透，或者研究者的性别对研究工作的渗透等等。但是，在纳入了所有这些后库恩时代的成果之后，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解释的铁律。这样说有几点需要澄清。第一，虽然波普尔的辨别科学与伪科学的理论确实无法成立，但是那不意味着不存在一种更加宽泛、更加合理的评判伪科学理论的标准。铁律便是这样一种标准。无论外在主义科学哲学如何丰富了人们对科学共同体的理解，如果有学说提出科学假说无所谓真伪，不用通过铁律的经验，可由单单凭借不同价值观之下形形色色的其他因素来取舍它们，这种学说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二，铁律作为科学研究的法则仅仅出现在它的公共空间中。更具体地说，科学家们的理论假说，只有到了相关共同体需要决定其取舍之时，铁律才会在有争议的各方面前体现出来。而且，铁律之能够以它特有的方式帮助科学共同体作出裁决，是因为它对假说如何算合格，实验或测量如何设计，争论中各方所有的技巧如何等等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说，斯特雷文斯的铁律概念比之前如波普尔或库恩的概念都高明。实际上它可以容忍各种看似与科学研究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结论；比如超长期的争论不休；最后放弃似乎应该为真的美妙或高效益的理论，而选择通过了铁律的既臃肿冗长又容易被社会的邪恶势力用来危害人类的理论等等。第三，这样来看，铁律可以包容科学共同体被各种个人和社会的元素的渗透，然而，无论这种渗透有多么严重，由于有铁律在，科学研究的性质，即使是共同体内存在各种乱象的今天（特别是所谓的“大科学”出现以来），科学研究领域仍然表现出与其他社会领域截然不同的相貌。铁律对科研团体和科研工作的约束要比诸如法律或者经济效益等准则更有约束力。

明白了以上这些论点，之前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便可见一斑了。首先是，科学为何仅出现在欧洲，而且出现得如此晚近？机器般生产经验知识的科学是和作为自然哲学的科学截然不同的。自然哲学型的科学古希腊已有，其他文明/文化传统也都应该有之，可是从那种形式的科学演化到知识机器型的科学，直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似乎才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在测量或实验中检验理论假说/预测在当时英国兴起的经验主义环境下风行起来。数学的发展同时为浅层理论和实验测量提供了高明的工具，正好受益于经验导向的数学理论，理论与技术的交融同时也在蓬勃发展。这些因素不但在世界其他地域的传统文化中不曾具备，在17世纪之前的欧洲也不具备。其次是，为什么科学发展和传播得如此迅猛？按照斯特雷文斯形象的说法，石器时代的人如果能时空穿越到中世纪的某个欧洲城镇，他们不会太过惊奇或者无法生存；但是如果是穿越到今天，他们不但会觉得不可思议并且很可能无法生存。自然哲学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中，发展速度各有不同；西欧与东亚如果从柏拉图和孔子算起，直到17世纪科学革命之前，两个地域所达到的境界，不但种类不同，水平也颇有差异。可是看看今日，难道西欧的科学和东亚的科学还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吗？有人会说，作这样的比较不得要领，因为如今东亚的科学是西方科学，是欧洲科学革命之后转到东亚地区来的东西，不是东亚地区自己发展出来的科学，与之前这个地区的传统自然哲学没有联系。没错，如今的科学，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区，都是同一个东西，即由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产生出来的作为知识机器的科学。它正好证实了这个知识机器的发展和传播之迅猛，这也正是斯特雷文斯在书中想要论证的。至于“为什么”的问题，他给出的解答更是新颖而深刻。作为知识机器的科学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和传播的如此迅猛，是因为它不是欧洲之前的自然哲学的继续发展和演变，它是靠了反叛那个传统才得以脱颖而出，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斯特雷文斯称知识机器的科学为一头非理性的怪兽就是这个道理。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也被传播到阿拉伯地区，对其在中世纪的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另外，18—19世纪科学向世界更多地域的传播并不是依靠了它自身的生命力，而是依靠了欧洲殖民主义扩展的携带。但是，这两条都有问题。与知识机器的传播相比，古希腊自然哲学传入阿拉伯世界过程漫长，而且它在那里的发展还是相对有限的，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转回西欧的基本上还是属于古希腊的学说。同样地，西方的殖民扩张作为载体，的确对科学方法与知识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可是，随着殖民扩展政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不仅仅是科学。比如基督教的传播比科学传播受益更大。可是纵观今日世界，基督教的普及远远不能和现代科学的程度相提并论。再次，在地球上各种传统文明/文化廻异的地域，为什么科学成为那里唯一可靠的知识机器？铁律的反（传统）自然哲学，包括反西欧传统自然哲学，无视传统价值，一味追求经验真理，“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即对本土传统文化的不认与铁面），科学正是以这样的秉性征服了世界。从这一点也许可以推理，欧洲17世纪那些创造出知识机器的科学先驱们（如之前提到的培根、波义耳、牛顿）直觉到了人类希望超越自身，超越本土传统（首先是古希腊传统，然后是基督教传统），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克服人类的局限性，超度至可验证的经验真理的彼岸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人类各种不同传统文明/文化所共有的；同时，在这种群体性欲望驱动之下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确已经“生产”出不少似乎正在超越人类，令人为人类命运担心的后果。最后，知识机器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它能大量地、成批地“生产”易于应用的知识，第一次在人类社会中达到了科学与技术的日趋完善的结合。当今世界哪一个技术突破不是以浅层因果解释为本的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1.所有科学家都认同一种解释力的概念

2.公开的科学争论与个人的科学推理之间的区别下面

3.科学争论（不同于推理）中对客观性的要求

4.要求科学争论只诉诸经验性检验的结果（而不考虑哲学上的一致性、理论美等因素）

按斯特雷文斯的说法，这是铁律造就知识机器式科学的四大创新。总结一下对《知识机器》的上述解读，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铁律是通过17世纪科学革命寻找到的无情而有效地分离科学研究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是法则。近现代科学共同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最终是依靠遵守铁律，不断为人类提供善用的客观真理而得来的。第二，科学贡献给人类的客观真理之丰富多彩，其原因与铁律的束缚无关，而是通过每一个科学研究者在私人空间里以各种方式吸取科学、宗教、哲学、艺术、技术等等方面的资源而获得的。但是，在私人空间里铸造出来的理论，无论多么美，多么崇高，继承了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铁律的公堂之上，通不过经验检验，一切就只能是理论猜想。第三，自然哲学传统是经过了铁律这样的“消毒剂”大面积的“杀菌”（sterilization）之后才转化为现代科学的。第四，近现代科学作为知识机器出自西欧，但超越了那里自古希腊文明/文化传统的束缚，成为一种普适系统，成为在世界各地无处不适用的知识机器。第五，知识机器的出现在17世纪欧洲并非独特奇异的现象。欧洲社会从那时起，在各个方面都开始了清理性运动，从公共场合的个人清洁到政治活动的透明与理性，立宪民主制度在西方的逐步实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比科学共同体中的铁律更普遍的“杀菌运动”的产物。

篇幅有限，以上的分析很难做到全面、详尽、无偏颇。回顾一下广义的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证主义与波普尔实际上也把科学视为一台知识机器，一台庞大复杂、永不休止的生产知识的“永动机”；不过他们所研究的是这台机器的基本微观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前面说到他们是用“显微镜”研究科学的。然后是库恩从历史动态的角度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以至于才有了后库恩时代诸如拉图尔、夏平那样的研究者为科学从不同角度、领域、方法论编制的图景。《知识机器》试图回归库恩，在更大的尺度上发掘出规范限定科学实践的铁律，试图给科学交叉哲学对科学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奠定新基础。纵观这个发展过程，黑格尔哲学的幽灵似乎在我们上空徘徊，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逻辑似乎在上述故事里找到了印证。它不是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而是哲学认识科学的发展过程的逻辑，也许科学实践本身仍然是如逻辑实证主义与波普尔原本想象的那样，是一台生产经验知识的无比庞大复杂的机器。它是否确实是由铁律规范，只能提供浅层解释，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只不过给出了一个带偏见的梳理，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激起这方面更加专业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