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会学十讲》笔记

组织研究是从对韦伯理性组织的怀疑和批评中发展起来的。但韦伯的组织似乎被我们理所当然地视作一个被客观设计的工具，在这里，组织只是一个技术的组合体，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但是在塞尔兹尼克这里，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组织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所谓的制度化组织是处于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中的一个有机体，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是和周围的环境不断地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而不是认为设计的结果。组织是有其自身生命力的。与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只考虑市场之间的效率问题不同，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派研究交易成本，提出了市场与组织之间相互转化的问题，把组织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更突出的位置。

启发：市场并不是完全的万能，这里面也需要组织的进入，即市场解决效率问题，但有很多内容与交易是效率不能解决的，如一次性博弈就是市场难以规避的风险，这时就需要组织的进入。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效率与行政命令相互转化的机制，而组织正好充当了这个转化机制极为重要的主题角色。

如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中，旧车市场、学生与学校之间求职的双向信息不对等；在“小数现象”中，市场对很多问题往往无能为力，这就涉及到组织问题了。组织设计把一个即时市场变成了一个重复市场，就大大地缓解了逆向选择产生的许多问题。即把一次性博弈变成了重复性博弈。

走出纯粹商科思维，周雪光这本书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点在于，组织本身的底蕴实质上是一种管理哲学，而这种管理哲学并不是商科独有，而是内嵌于整个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中，而其给我们的启发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也许这就是组织社会学的意义所在。例如下面讨论组织与制度关系这一讲里，就为我们了解组织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层面的升华。

“制度之所以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要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超越个人的私利，为大家所承认并接受，是合乎情理和社会期待的。如果规则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上，或者出于实用性，如果只是因为规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才接受，那么这种基础上建立的规则永远是不稳定的。利益的变化总是要比一个稳定制度的变化要快得多。我们根据现在的利益做了一个规则，明天我们的利益就变了，那么这个规则就要重新改变。当制度是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上时，这个制度一定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很难成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制度”。

他指出这一启发实质上是来自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制度不能建立在功利性或实用性的基础之上。恰恰相反，制度必须建立在人们都能接受的基本的理念规范之上，而这种理念规范常常是隐含在自然或超自然的世界中。

结合开头我们批判的观念，即把组织视作预先客观设计的工具，这实际和制度主义者们过于迷信客观设计的制度一样充满了危险，即制度和组织一样，如果没有内嵌于这个社会文化本身，没有社会文化本身的支撑，那这个制度或者组织就难以真正的正常运转，一个制度设计得再好，社会文化与人心不认同，没有对此组织或制度的默契认可，那再好的组织或制度也只是一个摆设而已。这非常值得此前的拿来主义进行反思，即到欧美走一圈，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学者，仅仅以为把在欧美运作良好的制度等搬到中国就能解决一切为题，这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极其偷懒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民国时代如此，改革开放后一大批所谓“公知”也是如此，而且还带有极大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和偷懒的方式完全敉平了社会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和忽略了真正的现实情况与问题。这一点组织社会学在与经济学的互动中得到启发，而早在民国时候的所谓“保守派”如梁簌溟等人早就在很多著作（如《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到过，任何一项制度，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土壤支撑，不是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长出来，那很容易如沙丘上的散沙，一吹就散。

再次，就是从充分理性到有限理性之间的变迁。今日经济学界已经破除了对充分理性的迷行，早就引入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但其本质上仍然是预设人有充分的理性追求最大利益，只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罢了。但这种思考方式往往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冲击。当然，这种只求效率最大化且预设人追求利益最大的价值如今已经深入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心，很多人行为处事和解释生活的方式也走不出这一窠臼，但这样的思考方式也只是近代资本主义短短几百年的一种而已，就连亚当斯密也并不完全认可，他在他更重要的《道德情操论》中反而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的情感发生机制。

有关结构洞、信号与噪音的理论，在组织社会学与经济学中都有比较有趣的讨论。结构洞概念认为信息源是不重复的，拥有越多信息对个人和组织发展越有利。但此种看法过于简单，此后的发展对此提出诸多批评。而到了信号和噪音的概念这里，就认为信息越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如大学本科录取申请中，钢琴能力和学习能力没有关系，所以就只能是一种噪音。所以“发出信号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手段，但是信号一定要有可信性。我们要发出有效的信号就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以便把信号和噪音区分开来”。

接着结构洞的启发，以美国为主的组织研究常常从个人效率角度出发，认为人脉越广，网络越多越好，但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信息和噪音的区别，那么人脉也如此，并不是认识越多越好，同时不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关系网络。

而来自齐美尔的启发指出：参加多个网络表现出的不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反而是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参加任何的群体，那么他是没有任何个性的。自由体现在某种具体社会关系上。束缚本身成为自由的一个条件。所以这里看到：自由不是与他人没有关系，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指你有一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社会关系，这样你的个性才和他人不同，才表现出你的自由、你的个性。

回到更大的社会结构来看，即一个社会的黄金时代，经济总体形势向好的时代，一个组织或个人往往很容易就能成功，但他们常常以为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具体到个人与组织，管理者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依赖，对于即将改变的社会环境毫无察觉，而在环境突变时遭遇巨大危机。

“更为有趣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他们的成功跟他们的努力是没有关系的，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的大环境造就了这批所谓成功的人。”

“有限理性的前提，预示着很多适应性组织，或者适应性学习（learning by doing）最终都会陷入“迷信性学习”的陷阱，变成“经过专门训练的无能”（trainedincompetence）,这些都是组织学习的潜在问题。”

那个人实际也如此，在大的时代面前，并不是说完全失去主体能动性，而是要看到过去得到的东西多少是由于时代的馈赠，多少是自己真正值得拥有，这样才不至于变得崩溃和失衡。

对极度市场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周雪光并没有直接批评，全是读者我本人的看法。极度市场主义者和极度的计划经济学家都需要警惕。“任何没有建筑在实际利益之上的道德约束都是脆弱的”，在国内经济学家中，张维迎将这一思路表达得最为明确。但市场往往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如此前提到的旧车市场问题，市场上的一次性博弈问题等。从组织学研究的角度看，克服投机行为，维系声望制度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组织制度变“一次性博弈”为“重复博弈”。

最后，有限理性与组织的局限。决策过程是建筑在有限理性基础之上的，有着很大的模糊性。组织决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1.目标的模糊性；2历史事件的模糊性；3.理解、解释的模糊性；4.组织过程的模糊性。垃圾箱理论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任何一个组织的决策都像垃圾箱一样，其收到什么垃圾和遇到什么问题都不是理性的结果。一个组织的决策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按照充分理性的规章制度进行，也不可能做到，而最后呈现出来的貌似规章制度的结果只是为了让对此有所期待的大众们得以安心，实际上是一种大家共同默认的欺骗罢了。

记得老师曾经在课上说过，一个不容许搭便车的组织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组织，一个天天搞996和月底绩效PK的组织一定是个短命的组织。就是指这种指追求当下效率的组织难以适应长期的社会发展和突变的社会局势，也会逐渐失去对未来市场的感知能力。老师曾幽默地谈起，那些搭便车者也是这个组织重要的功臣，因为他们是这个组织的润滑剂，他们为这个组织带来很多具有生命力的一瞬，不让所有人都卷在一条赛道上。

最后，周雪光指出组织正如一个社会、国家一样，无法避免降速甚至衰落，能做的大概就是：

“鼓励低层次组织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允许变异阶段的充分实现，容忍甚至扶植组织内部的有条件的松散结构，这些都是提高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这些选择是有代价的。这一选择付出的代价是暂时的效率损失和低层次上组织的自生自灭，而换取的是宏观层次上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如何在这两者（效率与长期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每一个企业家、战略家和政治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必须面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