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困境与解决的尝试

阿甘本在这本小书中延续了福柯关于“生命政治”这一概念的使用，由于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最先开始使用的国家是俄国和德国，但这两个国家恰恰是福柯所没有讨论的对象。所以，阿甘本把重点放在了这两个极权国家，通过极权国家的“生命政治”揭示了“神圣人”这一概念。并表明了现代政治所面临最大问题在于政治领域的界限模糊，其中包括暴力与法律、生物性的人与司法秩序的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等这些领域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也就是说一切都笼罩在生命政治这一阴影之下。 福柯是最先提出“生命政治”这一现代政治概念。“生命政治”在福柯笔下意味着权力不再是像古代政治那样仅仅是对人的肉身/身体——惩罚/惩戒，以显示主权者权力的威力。而是主权者的权力在于以维护和保护人的生命不遭受侵害与对肉体的规训（例如监狱以规整的作息和医院也是采用量化表来对病人进行约束来使病人恢复健康、学校采用定时的时间来教育学生等）。“死亡是生命权力运作的根基。恰恰是通过唤起死亡之风险，唤起在生命中死亡之内在性，生命权力得以操作。正是始终在场的死亡之威胁，正当化与合理化了对人口生命与个体生命的规制性介入。死亡不是生命权力的界限，而却是其前提。”正是笼罩在人类的头上这一死亡的恐惧，社会的各个领域均处在了“生命政治”这一概念之下。主权者便以“维护人民的生命的名义”这种生命政治来垄断权力。因此，生命变成了国家权力规划和算计的目标，生命不在具有权利。参考《规训与惩罚》。 阿甘本的“神圣人”概念修正了福柯“生命政治”这一概念，他认为“现代生命政治并非是将生命纳入到城邦之中（这实际上是完全古代的），也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生命变成国家权力之诸种规划与算计的主要对象。决定性的事实乃是，伴随着使无处不在的例外变成为常规的那个过程，最初处于政治秩序之边缘的赤裸生命的领域，逐渐开始同政治领域相合一，排除与纳入、外部与内部、" bios "与" zoe "、正确（ right ）与事实（ fact )，都进入到了一个无可缩减的无区分地带。”也就是说“神圣人”是一个例外状态下所决定的对象，而这一例外状态早已变得模糊，而例外状态的决定权是在主权者手中。因此主权者的命令也就成为了法律。主权者下令将“神圣人”排除在了法律秩序之外，而神圣人由于在法律秩序之外，杀死“神圣人”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任何人都可以有权在这一状态下杀死“神圣人”而不会认为是犯罪。例如“集中营”就是被排除在法律秩序之外，无论集中营中发生什么残酷杀害犹太人的事情，也是被主权者所允许的。 阿甘本认为“神圣人”所处的状态，正是施米特所认为的”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主权者通过悬置法秩序的效力来决断复杂、紧急事情的状态。也就是说在“例外状态”下，只有主权者才能够决断是所面临的问题，而其他人并不拥有这一决断的权力。“神圣人”正是在“例外状态”下被主权者决定排除在法秩序之外。 在现代政治之下，“集中营”正是“神圣人”现实化的场所。在“集中营”中，犹太人正是由于被主权者决定排除在法秩序之外，使得犹太人可以在集中营中被任何人杀死，而任何人不会因此而被认为是犯罪。因此，集中营里的杀戮就不再是司空见惯的了。 之所以，认为犹太人应该被杀，恰恰是为了实现德意志的净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主权者决断把犹太人排除司法秩序城邦之外，不再认为他们是城邦里的人。通过这一步骤否认犹太人存在的意义，继而认为杀死他们就不再是什么犯罪，而是被主权者所认可的行为。 对现代社会的启示：1、“安乐死”虽然是一项医学手段，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却是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具有着把拥有权利的人视为“神圣人”这一功能。至高权力（主权者）通过决断认为某些不配活着的人或者掏空生命价值的人排除在城邦法秩序之外，通过“安乐死”把它所认为不配活着的人，予以处死。“同时再想象一下我们为精神病人（ Idioteninstitut ）建立的那些机构及浪费在他们身上的治疗﹣﹣那么我们就不禁会被这样一个不祥的对比所震惊，一方面是牺牲最宝贵的人类财富，另一方面却是极力照顾那些不仅被掏空价值（ wertlosen ）而且甚至应对其做否定性评价的存在。”这句话表明了被掏空价值的人一旦被视为“神圣人”，那么通过“安乐死”主权者的决断，就能够可以把失去了价值的人杀死。这也是为什么希特勒急迫的想要推动“安乐死”这一项目的原因。 2、“对死亡的判定”这一医学行为，也是现代政治所界定的范围。在一开始医学界所认为人的死亡以人的心胀停止跳动或人停止呼吸，来判断人的死亡。那么这时候，就可以移植人的器官，而不被认为是犯罪。而后来医学界认为“脑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脑死亡之后，也可以心胀跳动和呼吸。 但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了这里，医生认为植物人无法在动，但是心胀在跳动、还在呼吸，想要移植他的心胀。那么，医生就把“植物人”视为了“神圣人”，把他排除在了法秩序之外，从而在他呼吸的时候移走他的心胀。但结果，恰恰是移植心胀导致了植物人的死亡。而医生可以为自己开脱到病人早已脑死亡，我才做的手术，从而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当行为，而不受法律约束。 在承认“心胀停止，才算死亡”时，当病人家属不想再承担付不起的住院费用和拯救已经失去了“价值”的人，病人在这时被视为了“神圣人”，被排除了出去。因此，家属拔掉了病人管子。导致了病人的死亡。"当心脏继续日复一日的跳动，但没有一丁点生命功能恢复的迹象，绝望最终会战胜同情，按下那可让人解脱的中止按纽的诱惑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3、现代政治正是主权者把“例外状态变为常态”这一例外正在越来越变为常规，“紧急状态”越来越变成变态（永恒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本身已转变为常规统治的“后9.11”时代。 这一例子可以从日本《宪法》规定的非常手段而推动一个决议的通过，特别是这个决议有违选民的意志并且一度被否决的时候，议会需要履行真正的民主程序，而在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本执政党并没有这样做，它体现的议会政治并不是“说服的政治”，而是“非常手段的政治”。也就是把“说服的政治”视为“神圣人”从而排除在了法秩序之外，从而否定了“民主”，这时“民主”死亡了。直接以“主权者”的意志来代替。还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看出计划在2006年国会讨论中提交一项特别立法议案，把冲绳的制海权从冲绳县知事那里转移到日本政府手中。同时，日美政府在10月26日发表共同意见书，表示将要把基地建设地点从边野古转移到邻近的海域。同时，不但日本自卫队将参与军事设施的转移，日本政府还将全面负责提供美军基地转移的费用。一位来自美国的社会活动家凯丽·德兹呼吁征集签名.抗议美国政府以及日本政府无视冲绳民众的意志与人权、强行签订美日共同建设基地条约的反民主主义立场。随着斗争的深入，冲绳与日本的舆论也开始对于“法制社会”的有效权能产生怀疑，有人指出:政府为了达到强制目的，随时可以不顾国民的意志强行立法，法制仅仅作为一种程序，并不必然地保证社会公正。” 该如何解决“例外状态”变为“常态”这一问题呢？ 我认为应该抵制主权者可以决定“任何事情可以排除在法秩序城邦之外”这一权力，从根本上进行扼杀。但是，现代社会恰恰是以维护人的生命为前提，因为人的权力都是建立在“生命”这一前提之上。而人的生命恰恰处在极度的“死亡”恐惧之下。主权者恰恰可以随时都可以通过“悬置法秩序”的方式，来维护人的生命，从而保障人的生命。那么只有限制主权者这一权力。对把人“排除法秩序之外”这一行为应该仔细审核。不应该在以歧视任何人。这种歧视只会把“神圣人”视为可以任意杀死，无视人本身所具有的权利，从而导致民主社会落入极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