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天命”与中国的逆天改命

应该说本科期间经济学的学习为我打下了初步的经济知识基础，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和知识储备至今仍是我头脑中知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翟东升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连同《货币、权力与人》，以及温铁军的系列著作为我奠定了世界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整套解释构架。我至今对此深信不疑，理由很简单，这套解释框架说服力强，既有着历史的承继，也有着结构的透视，还有着丰富的细节。 如今的世界经济体系显然是一个等级体系，并且有着自我强化的机制，中央地区的主导霸权国借助压倒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货币信用机制，也即权力杠杆和价格杠杆，剥削和控制着外围地区国家，同时也在外围地区国家的阶层晋升和民主斗争中培育出瓦解自身的力量，这主要是指铸币税超额收益对自身产业的挤压和外溢与对战略地区遏制与威慑成本的持续消耗。总的来说，中央国家是全球市场体系“祭坛上的神像”，是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信用一旦透支，信心一旦破灭，中央国家也就走向穷途末路。 中国过去的成功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中国由外围国家向准中央国家跃升的过程中——三外路线“出口加工贸易-外资超国民待遇-外汇强制结售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实行，也体现在时际的国际体系的机遇之窗——世界梯度产业转移浪潮和中国-美国的经济共生关系（“金融恐怖平衡”）。中国要想继续成功，实现产业升级、人民币国际化和大国地位的复兴，必须改革国内金融体系，提升国内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推进高端产业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力；通过适度贸易逆差—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推动人民币世界信用体系建设；适度托举油价，利用能源杠杆，维护世界战略平衡；积极争取原材料市场的定价权，对大宗商品价格施加关键影响力；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将自身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债权转换为对外部战略性资产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股权。 过去数百年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体系进程，有着同一种“天命”行于世间（西方盎-撒人种和“自由民主制”的一再胜利），未来的中国是否有可能逆天改命呢？这真是一个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上下求索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