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理論

該書最早以英文撰寫，1979年問世，其關懷即在於當時中國大陸之情勢。林氏並不認為「權力鬥爭」是此時期之內在邏輯，而認為此反傳統主義浪潮應回溯至五四。林氏將之界定為「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即將傳統視作鐵板一塊，理應全盤拋棄，並應全盤學習西方。知識分子所採取之理路為「藉思想·文化以解決（社會、政治等）問題的途徑」（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思想反而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有力而持久的一元論、唯智主義的思想模式（即古典儒家文化的傾向：通過基本觀念的力量和優先性，來研究道德和政治問題的一元論和唯智主義的思想模式）。

該時期，因袁○○與張勛之復辟，使第二代（即辛亥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而甲午乙未之際成長起來的為第一代知識分子，因其仍舊浸染傳統社會政治與文化道德秩序，故他們區分得清楚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反傳統故並未整體主義，而是帶上了「神秘」傾向，此方面研究亦可見於楊國強、羅志田二位先生）與傳統的核心價值系統愈發疏離，從而倒向了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

林氏聚焦於五四時期的三位旗手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以論述其論點。三位人物思想各異，但最終均選擇了此種反傳統路徑，在此過程中，三人的思想均出現了無法自洽的矛盾：

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批判是「形式主義」的，他的視野宏闊、精細不足的性格決定其對於傳統文化的疏於考證。他將儒家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諸種面向及後續源流，均視為孔子思想有機性衍生物。故他認為，只要「非孔」，便能將傳統全部打倒。此外，在「非孔」時，亦限於其表面，疏於儒家傳統本身哲學層次如「仁」、「禮」的批判。林氏認為，這並非是陳獨秀傳統學養的淺薄，而是陳認為正統儒家行為的規範已不適於現代生活，故無須深入批判。

胡適的矛盾在於，他同時矢志於追求以演化的方式逐步改造中國傳統（沿用杜威科學主義的改革主義，與其說是理論挪用，不如說是「套殼」），但又追求以整體主義的方式拒斥傳統兩個目標。林氏提醒我們，這只是形式上/邏輯上的矛盾。從胡適反傳統的視野來看，所謂中國傳統的科學成分，在中國傳統內部淪為無關緊要的部分，不能掩飾其整體的弊病。而胡適對於傳統中某些科學成分的汲汲搜尋，只是其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心態作祟。

林氏用力最多的當為魯迅。<狂人日記>標誌魯迅心態的轉向——從辛亥革命前的改革立場轉而入整體主義的反傳統文化論。其矛盾在於，魯迅既要以整體觀的範疇打倒傳統的一切，為何又要在寫作時流露出對傳統時期某些部分的留戀（即林氏歸結為「念舊」的情結，並且在<在酒樓上>等小說中近乎直白地流露）？即魯迅的反傳統主義在理知、道德上奉行傳統價值之間，存在著真實而劇烈的思想緊張，令他後期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去。林氏高度評價魯迅，認為其是三人中唯一可能成為創造性詮釋中國傳統的源泉，但其時代的和個人思想的瓶頸令其身陷囹圄。附錄中，林氏藉助韋伯的「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理論推斷魯迅甘願向左轉的深層原因——即在道德上服膺於左，卻對於其政治性有意忽視，頗有見地。

綜上，林氏繼承了乃師史華慈關於思想史、哈耶克關於「現代性」與極端自由主義的部分觀點，反思了五四時期的反傳統之思潮，認為此種非此即彼的整體論俘獲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想象力，使得中國「現代性」的敘述變得走樣了。林氏認為，有些傳統的因子悄然成為了反傳統的武器，「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並不必然根生於現代化過程之中或力爭現代性之際」，從而消解掉了革命史、現代化史觀的部分論述。他認為，真正的「現代性」應是由傳統創造性轉化而來（即氏著《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內容）。

林氏一書綱舉目張，酣暢淋漓，論述清晰，理論與考證並峙，不愧為其成名作。根據史料與自身的思考，提出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論點，並輔以重點人物之研究，發現他們各異的思想的矛盾之處，堪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典范。現如今，該書的諸多概念，已漸成學界之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