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史中发现全球史:读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

艺术史中的图像和历史研究中的文献、考古资料同样是发现历史的重要途径,图像也往往从视觉感官侧面带给研究者不一样的研究视角。汉学家卜正民的《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通过五张维米尔和其同乡画家亨德里克·范·德·布赫的作品,以及另外一件代尔夫特瓷盘上的装饰画去发现全球史,发现17世纪的全球贸易,可以说是近些年全球史研究中新颖的研究视角。卜正民没有从色彩构图等传统艺术史研究角度去研究维米尔的画作,而是研究画中的物品。这七大艺术作品中,每一件作品中的物品元素都能够一窥了那个时代全球贸易的兴盛与世界各地的联系。
一:欢迎来到代尔夫特 来17世纪的荷兰代尔夫特走走吧!在《代尔夫特一景》中,维米尔通过代尔夫特港的几道门,表现了作为运河门户、冬季渔港、交通枢纽的代尔夫特,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尔夫特事务所。这一作品表现了17世纪荷兰庞大的全球贸易网络与活跃的航海活动。卜正民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的变化,谈到了地理大发现中的“第二次接触”:16世纪是穿越边界与封闭边界的世纪,由此16世纪创造出一个往四面八方蔓延的关系网。17世纪则与此不同。初次相遇渐渐变成持续的交往;凭运气的交易变成制度化的定期贸易;比手画脚的交谈,换成混杂不同语言而成的方言和名副其实的沟通。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因素所促成,那就是人员流动。卜正民写到:“在此之前的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事如此长距离的迁徙,而且离开故乡在异地待这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与操持陌生语言、陌生文化的人交易。学习新语言、适应陌生风俗的人也多于以往”。在初次接触结束后,17世纪是第二次接触的随机应变的世纪。

维米尔的《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反映了当时代尔夫特的一个荷兰人家庭,其中的重要元素是军官的帽子,但二人背后的地图也值得一提。那张地图是《荷兰全境和西弗里斯兰的最新精确地形图》(The New and Accurate Topography of All Holland and West Friesland),来自1609年停战前承制的一份宣传品,旨在颂扬荷兰人追求独立的奋斗精神,到维米尔的时代已是旧事。维米尔颠倒地图上的设色,把土地画成蓝色的,水画成褐色的,或许暗喻荷兰军人地位的逆转——陆地和海洋易位,和平民的相对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秩序里也改变。彼时,荷兰社会正经历大规模的变迁——从军事社会过渡为平民社会,从君王制过渡为共和制,从天主教过渡为加尔文教派,从商行过渡为公司,从战争过渡向贸易。但这一部分卜正民着重叙述的是维米尔的“帽子”——一顶皮毛帽子,引出法国探险家如何在北美五大湖区与印第安原住民打交道,以商品及火绳枪交换海狸皮的故事,而维米尔的帽子代表的是寻找新的贸易通道中的副产品。

二:窗边的全球
走到窗边,我们瞥见了《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其中关键元素是瓷器。来自东方的瓷器是荷兰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贸易商品,景德镇等陶瓷工业市镇也会接下相关来自欧洲的订单。17世纪中叶,荷兰家家户户都装饰了瓷器。绘画追随生活,于是画家将碟盘放进室内场景,在表现真实生活景况之外,也传达些许阶级的优越。与此相对,来自欧洲的装饰品也流入东方。有些外国之物在欧洲人的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华人的居室里则没有。卜正民认为这个问题与审美或文化无关,症结在于各自能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更广大的世界。有荷兰官方全力支持的荷兰商人,当时行走全球,将足以具体传达世界另一头是何风貌的神奇东西,带回科尔克码头。代尔夫特人把东方的碟盘视为他们幸运的象征,幸福地在自家里摆出。它们当然美,而且荷兰家庭喜欢那种美所带来的乐趣。而碟盘出现于荷兰人家,也象征了看待世界的正面心态。

作为“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对世界的探索离不开地理知识的积累。在窗边,我们又看见了维米尔笔下的一位地理学家,他望着的是商人和旅行者所游历的世界。海图、地图、地球仪都是重要的元素。最上方是一台亨德里克·洪迪乌斯(Hendrick Hondius)于1600年所制的地球仪,这个地球仪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探险家、商人、航海员对于域外地理知识的大量需求。卜正民由地球仪所展现的印度洋一角出发,展开了亚洲与欧洲17世纪地理学的比较。欧洲17世纪地理学家的职责,就是积极投入这不断循环往复的反馈、修正过程。而明朝的地理学家处境不同,既没有回馈机制,也无改变现状的动力。即使真能从沿海水手获得海外地理的知识,学者也往往对那些知识兴趣不大。地理学家张燮是个异数,他编纂《东西洋考》时,特地请教去过东南亚海域的水手。一如他在该书凡例里所述,“集中所载,皆贾舶所之”。张燮痛恶那些写历史时只知重复老掉牙的数据,而忽略晚近演变的学者。这种人使无知继续存于世界,未能开启新知。他的目标则是记录晚近的情势,包括红毛夷的情势,因为那些情势眼下正影响海上贸易。明人看着舶来的壁挂地图往往不知所措,因为大部分人欠缺可据以和利玛窦的地图互动的那种经历。

三:生活中的世界
让我们再望向餐桌上的瓷盘,那一只代尔夫特陶工仿制的有抽着烟斗的仙人图案的中国风格瓷器盘子。从烟草这个重要的元素入手,可以打开17世纪全球烟草贸易的大门。卜正民写道:烟草所到之处,不抽烟的文化变成抽烟的文化。文化互化几乎是发生在一夕之间。从美洲的烟草园与欧洲人对东方货物的需求开始,连接美洲与其他地方的贸易网被创造了出来,烟草就循着这贸易网移动,迁徙到新地方,进入从不知抽烟为何物的社会,而欧洲就是烟草外移时第一个落脚的社会。伴随抽烟而生的宗教性、医疗性、社会性、经济性习惯行为,在进入新文化后,必须找到同样的安身之地。卜正民将这个过程被称作“文化互化”:在这个过程中,习惯与事物从某个文化彻底转移到另一个文化,使之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进而改变这个文化。

瓷盘是通过交易得来的。维米尔的《持秤的女人》便体现了一位精打细算的女子,其中的关键元素是17世纪流通于全球的白银。通过白银,卜正民勾勒出了此时从美洲到欧洲与亚洲的白银贸易网络。17世纪的全球经济就围绕着这种供需结构而形成。白银将分处异地的地区性经济连成一种类似今日全球处境的跨地区交易网络。荷兰人的白银来自西属美洲,在亚洲则用于购买销往欧洲销路好的商品。除此之外,荷兰人的白银还用在两方面,一是供应荷兰人在东南亚经营殖民帝国的庞大开销;一是买进可供其在亚洲其他地方转卖图利的商品。而用于后者的白银多于前者。白银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赖以打进亚洲市场的资本,不只促进全球贸易,也促进了地区内部贸易。而因美洲白银减产导致的贸易网络失调出现的马尼拉事件,也证明了白银贸易网络在亚洲的重要性。“白银供应中断,使西班牙人、华人双方都感到焦虑,使小矛盾得以迅速恶化为大冲突。财富所能激起的暴力,在《持秤的女人》里看不到。准备称钱币重量的卡塔莉娜·博尔涅斯镇静平和,浑然不知在更广大的世界里种种的抢夺与冲突中,白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代尔夫特的大街走累了,我们休息一下,打打牌吧!维米尔的同乡画家亨德里克·范·德·布赫的作品《玩牌人》便展现了当时荷兰人娱乐的画面。画中充满诸多熟悉的元素:桌子上推到一旁的土耳其地毯、仿中国青花瓷的代尔夫特精陶罐、高高捧着的玻璃酒杯、挂在墙上的荷兰省地图,以及头戴海狸毛皮帽、和年轻女子打情骂俏的军官,可以说是维米尔《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的翻版。其中,漂洋过海的黑人是卜正民发现的关键元素。卜正民举了荷兰漂流人在朝鲜终老的例子,也举了西班牙传教士在明朝安然扎根的例子,以此描绘出不同国家的人在17世纪的航海活动中流落异国他乡的普遍情况。在《玩牌人》中,代尔夫特某间屋子的楼上房间里,那个在女主人招待来访的绅士时,在一旁服侍女主人的黑人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来到代尔夫特,绝非他的意愿,他从此无缘回到家乡,他的后代子孙很可能最终会融入荷兰社会,融入到让人不知其先祖是黑人的地步。

从这七件艺术品的不同元素中,我们渐渐联系起了17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种种历史现象。卜正民通过对维米尔画作的分析,从艺术史中发现全球史,是目前全球史研究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葛兆光也曾提出“艺术史中的文化史”方法,如从玉器发现古代巫文化和传统信仰世界、从青铜器中发现古代的礼治、从佛像发现外来文化的影响等。从艺术史中去发现不同领域的历史,不仅是拓展研究视野的好方法,也有助于从艺术品的不同元素中发现多维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