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 一则黑色的童话

回顾2022年的历史，俄乌冲突的爆发构成了很多人的历史记忆和社群观点的撕裂，与之而来的是对于东欧历史关注的热潮。除了普京与泽连斯基两位政治人物之外，俄罗斯思想家与政治幕僚亚历山大·杜金与他创立的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欧亚主义——也成为了流传极广的名词。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国家，俄罗斯的亚洲性往往会被忽略，或者说，亚洲部分的历史在俄国历史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怎样形塑俄国的近现代历史，仍不甚清晰。而在离我们最近的地理区域中，有两个区域几乎从未有过专门的著作进行历史书写，一个是克什米尔，一个是西伯利亚。由于丝绸之路历史的存在，克什米尔（葱岭）总会不断的进入我们的视野。但西伯利亚没有这般“好运”，即使历代疆域图都会将部分西伯利亚南缘和东缘划入王朝之内，正史的《地理志》、《东夷传》也会及其粗略的介绍这里的部分地区，但西伯利亚依旧蜷缩在历史的边角，跟它130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体量相比更显“尴尬”。即使我们将视野放到世界史当中，西伯利亚依旧是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作为亚欧大陆东北的庞然大物，西伯利亚有着和其体量成反比的存在感。这里没有古典的文明，没有足够规模的土著部落，没有合适的气候，甚至当现代技术进入后也凭借自身的条件拒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有在索尔仁尼琴、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文学家手中，被当做现代悲剧的一环得到了重视。在塔塔尔语中，西伯利亚意为“沉睡之地”，那么埃里克•厄利的《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用80万字的体量，唤醒的是现代视角下的西伯利亚历史。无论是历史爱好者、自然爱好者、探险爱好者，都可以在这本叙事流畅，细节丰富的书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极北之地》不是一部西伯利亚的元叙事，而是一部试图尝试在文明中发现西伯利亚的“现代”史。在这里作为西方他者视角的审视并不是问题，西伯利亚庞大的体量消弭了作为主体视角的可能，无论是楚科奇人、尤卡吉尔人这样的原始群体还是俄国人，都无法对13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宣称一种“代表”。这里是黑色的，不仅仅是由于资源，也是因为它只能被别人表述，它缺乏自我言说的能力；这里是童话的，一块边疆之地从未如此程度的介入一个国家的历史，形塑了这个国家的当代样貌，让这个国家的中心成为边缘的“附庸”。黑色与童话的双重面向，也成为了近现代俄国苦难历史的底色。西伯利亚的“历史”从莫斯科大公国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开发乌拉尔山两侧作为起点，在一开始，伊凡雷帝就成为“手握闪电之人”，掌控着开发者的命脉，商业家族的政治献金换来对商业开发的许可，绝对忠诚的保证换来皇权代理人的特权，这为之后400年的西伯利亚“发现史”奠定了基调：闪电般的黑色基调。由于俄国没有自己完善的货币体系，长期以来对外贸易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动物毛皮起到了货币的作用：欧洲由于美洲的发现带来贵金属的涌入，掀起了对奢侈品的浓厚兴趣，毛皮作为贵重商品既可以换来贵金属货币，又可以以物易物换来急需的商品。对毛皮的渴望推动了以商业为表象的东向探索，来为皇室积蓄财富。散落于西伯利亚的诸多部落，对于俄国来说更是征收毛皮的对象。这里不像美国西部平原有聚集的、强大的部落来反对国家力量，俄国也愿意用一些法令保护土著的生存，换取他们的“牙萨克”（即每年的毛皮贡物）。自1582年叶尔马克东征西伯利亚汗国开始，到1639年伊万·莫斯科廷维奇抵达鄂霍次克海，当北美洲的清教徒还不曾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俄国人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越过了六千公里到达了太平洋的岸边。他们每十年向东跃进一千公里，这是一千公里的追寻，一千公里的捕猎、一千公里的渴望，一千公里的“鄂霍特”（俄语意为“捕猎、渴望”，这也是鄂霍次克海名字的由来）。而在北方海洋上，对于亚洲与美洲之间是否有陆地连接，或者从北方海洋能否到达勘察加半岛，开辟比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陆路运输更方便的航路仍是亟待证明的问题。1648年9月，谢苗·杰日尼奥夫到达了日后被称为“杰日尼奥夫角”的大石岬角，南边就是白令海峡；1732年8月，测绘员格沃兹德夫从勘察加向东北登陆了阿拉斯加，成为了第一个从西岸登陆美洲的西方人，即使这一功绩长久被掩埋在历史之下；1741年7月14日，维图斯·白令与奇里科夫船队抵达阿拉斯加。这一部分的探险史，代表了西伯利亚早期带有强烈知识性色彩的行动，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占据了极其重要的舞台，尤其是伴随白令探险西伯利亚和海上的德国人斯特勒，他对于科学的热衷，对于生物痴迷般的喜爱和纯粹，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放下他的故事。但到此为止，西伯利亚在俄国眼中绝非知识的宝库，探险西伯利亚也绝非为了充实国家的博物收藏和编写博物志、地理志。

毛皮——牢笼——化石能源：西伯利亚发现中的三条线索

对于俄国政府而言，这些探索西伯利亚及其周边海洋的动力来源于对毛皮的渴求，这种动力正如作者所言：

就像紫貂是征服西伯利亚大陆的动力一样，海獭也将成为人们先后征服北太平洋、科曼多尔群岛、阿留申群岛、白令海峡的普里比洛夫群岛、阿拉斯加海岸和北美的动力。（267页）

如同伊比利亚对于拉美黄金与白银的需求，对东方香料的需求一样，资源构成了地理探索的第一重特性。通过出售大量西伯利亚毛皮的收入，长期占据了俄国年财政收入的20%左右，甚至在高峰时达到了30%。吊诡的是，这些收入并没有促成俄国经济的原始积累，而是进入了沙皇的金库。西伯利亚冬天极其漫长，地理条件恶劣，鄂毕河、勒拿河与叶尼塞河三条排名世界前十的大河及其流域却缺乏通航条件，毛皮的获取只能通过森林猎人和荒原猎人艰难的狩猎获得，缺乏一种爆发式的、快速的财富积累，尤其在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动物生态还极其脆弱的环境下，不可能成为财富高效积累的手段；在欧洲完成大西洋西岸地区的探索之后，大西洋作为高效且供应量巨大的毛皮产地不仅压低了俄国毛皮的价格，也取代了俄国毛皮贸易中心的地位。毛皮贸易对于俄国而言只是提供了不断进行扩张战争的资金，以及巩固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商贸体制，甚至无法填补由于探险开发西伯利亚带来的成本支出。若非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两位影响整个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坚持保有西伯利亚，后世君主很有可能放弃西伯利亚的开发。与西伯利亚命运不同的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名正言顺的殖民地俄属美洲，自1783年建立到1867年贱卖阿拉斯加，80余年的时间里由于地理原因连食物都无法自给，成为了俄国的负担，从乌拉尔山运物资到堪察加半岛或俄属美洲首府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间，甚至比英国绕过好望角或麦哲伦海峡到达这里的时间都长，这样的状况与西伯利亚何其相似。

无独有偶，在西伯利亚的现代历史上，化石能源的大量发现也仿佛重演的毛皮发现后的历史，只不过相较于以毛皮为驱动的西伯利亚开发入不敷出相比，油气和金属矿藏资源的发现为中央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在苏联时代，西伯利亚成为了石油与天然气之海，向东的动力变为了化石燃料和金属矿藏。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石油勘探的成功让苏联的年石油出口量大到1.1亿到1.8亿吨，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石油禁运带来的油价高企使苏联经济跨越式的发展，而1945年苏联石油的年产量才2000万吨。指数级的增长原本为苏联后期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却反而让苏联患上了进口依赖症。石油红利助长了不思进取，集体农庄的改革和轻工业体系的建设被搁置，大量的进口产品填补了内部需求，柯西金为首的改革派最终被石油红利所击倒。石油和毛皮，就像是两个不同维度的西伯利亚诅咒，让俄国患上了荷兰病，直到现在这一模式仍未改变，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出口国，奉行着自莫斯科大公国以来的发展模式，历史的变化无非是从毛皮到石油、天然气，从粮食到再到更多种类的粮食。

如果说毛皮和化石能源是理解西伯利亚的两个线索，那么第三个线索就是牢笼。一个冰天雪地、环境恶劣、与世隔绝的西伯利亚，天然就是法外之地，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牢笼。俄国在西伯利亚的东进并没有在政治上塑造一个可被治理的空间，也不像美国的西进运动那样扩大了民主的空间，推动奴隶制度的解决，反而推动了农奴制的巩固：自由派的官员和异见者有了合适的安排方式。历史以悲喜剧的形式作为开场：第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是1591年中部城市乌格里奇教堂的一口钟，由于它曾经鸣响以告诉人们，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被囚禁于此的皇储德米特里于不久前被沙皇部下杀害。这口钟遭遇了和太子支持者们一样的刑罚——割断舌头，即拆除钟心锤，放逐托博尔斯克。这里容纳过十二月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军，大清洗的政治犯以及臭名昭著的古拉格，越到近代，放逐的逻辑也越从“你是国家的强制劳动力，因为你被国家逮捕了”倒转为“你被国家逮捕了，因为国家需要强制劳动力”，小到偷鸡摸狗、私砍树木，大到发表不当言论，都会让人成为古拉格的一份子，成为开发西伯利亚的奴工。

殖民地还是俄国东陲：一场西伯利亚性质的讨论

从上述三个线索看西伯利亚，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西伯利亚在性质上更像是俄国的殖民地，因为这样的模式完全符合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尤其是开发的运作模式上这里也与西方殖民运动的发展如出一辙：先是给予特许权给商人进行探索开发甚至代理统治、资助探险队或船队进行地理探索，最后由帝国出面进入西伯利亚直接统治和开发。但我们细究西伯利亚的历史，会发现这里与殖民地的诸多不相称之处。

历史上没有哪个殖民地是长期需要母国输血的，而西伯利亚正是这样的存在。毛皮的收入无法抵消维系俄国政府存在的支出，对西伯利亚探险的投资也是一个无底洞，维图斯·白令在1733年开始对西伯利亚北部航路及美洲的探险就花掉了俄国财政预算的六分之一，且在后续不断追加，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个世纪。条件恶劣、人口稀少，让开发西伯利亚变得无比艰难，以至于尼古拉一世时期一度不顾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定下的原则，讨论放弃西伯利亚：“让亚洲和太平洋见鬼去吧！”为了极力压缩成本，西伯利亚的监狱化就成了开发和维系西伯利亚开发和统治的制度化工具，上文所述“你是国家的强制劳动力，因为你被国家逮捕了”到“你被国家逮捕了，因为国家需要强制劳动力”的逻辑倒转，就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在前现代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供应，西伯利亚在经济上阻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又让俄国政治环境有了更加保守和反动的空间，这在任何殖民地与母国的互动关系中，都是一道奇特的景观。美国边疆学家拉铁摩尔在对亚洲的考察中提出了著名的“内殖民化”概念，由于缺乏殖民地，亚洲国家近代化中的资本原始积累往往会通过内部方式进行解决，农业的剪刀差代表的商品内部倾销或者通过强制劳动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低廉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这个角度看西伯利亚，无疑更加符合拉铁摩尔的论断，即使这样的方式在俄国并不成功，只有相当晚近的时候即苏联时期，才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运转。

如果我们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1300万平方米的巨大边疆，能否正确理解西伯利亚的性质？借用德勒兹对于国家的看法，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使他所统治的空间纹理化，或者说均质化，从而让统治完成对于不同地理空间的捕获。西伯利亚的历史是海洋与陆地空间纹理化的双重失败，北极航道无法被开辟，路上铁路的建造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初南西伯利亚才有了一条简陋的铁路线路，长期只能用畜力运输，导致整个西伯利亚无法高效的进行网格化管理。即使创造出古拉格这样类似的局域性的可治理空间，但并不能代表陆地与海洋的平滑空间。一方面，俄国没有亚洲国家的国家装置对于山地和草原极强的纹理化能力，另一方面又受困于北冰洋的环境，缺乏西方将北方海洋和地中海技术耦合起来归并大西洋的能力。这里是政治无法通达之地。

在国家能力方面，西伯利亚完美诠释了俄国的欧亚主义：既无法像欧洲，又无法像亚洲。整个西伯利亚就处在这样吊诡的环境中，它没有历史，又无法定义，既不是殖民地也无法视之为边疆。它是地理上的极北之地，在观念上依旧是一块极北之地，离莫斯科太远，离太平洋太近。

勘察加半岛最大的城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人口约20万

拒绝现代：技术在西伯利亚的异化

当我们审视近代以来西伯利亚，会奇怪地发现，现代技术似乎并没有改变西伯利亚太多，或者说并没有完全推进整个俄国的现代化转型。技术对世界巨大的改造能力，对旧有观念爆炸性的摧毁能力，我们很难在这片大陆发现。

早在伊凡雷帝时期，为了保护西伯利亚的“纯洁”，禁止西方国家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贸易，也禁止西方国家通过融资等形式介入西伯利亚的开发，对俄贸易只能限制在北部有限的指定城市当中，即使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时期，对外开放也从来不涉及西伯利亚，俄国由于资金有限也无法持续性的开发西伯利亚，这导致西伯利亚长期的封闭，缺乏借用外资的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的保守势力发展，彼得大帝以来强调的开放风气从未吹拂西伯利亚。此外，牢笼体系的制度化提供的无成本劳动力，就像美国南部蓄奴州经历的那样，让机械力在这里的发展极为缓慢。当19世纪铁路以不可阻挡之势传播开来，长期的保守让俄国在观念上有了一套极为独特的认知。在《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中，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希弗尔布施强调铁路的崛起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区域市场的通过火车介质扩大让贸易时间变的更为重要，最终让时间成为工业化的标志。此外在欧洲，当意图维护旧秩序的“神圣同盟”遇上国际铁路，一个时代隐喻就此形成：铁路是工业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它定义了“现代”，将马车乃至各种旧秩序打入“旧世界”。铁路给欧洲人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带来了一场革命，广阔的新视野打开了，国家似乎缩小了规模，偏远的腹地被纳入了首都城市的轨道。火车和轮船打碎了德意志诸邦林立的状态，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德意志货币同盟相继出现，最终推动了德国统一；运输方式的快速化让土地贵族们面对来自殖民地的粮食和肉制品的大量输入而相继破产，一个阶级在经济上被彻底边缘化，推动了19世纪欧洲的政治变革。可以说铁路和轮船在欧洲起到了非常马克思式的历史推动作用。当1825年营建第一条从斯托克顿到达灵顿铁路线的英国人想到的是铁路这种革命性运输方式能为煤矿的开发经营带来助益，俄国在1837年的第一条铁路则是为了联通圣彼得堡与皇帝的夏宫，第二条铁路则是为了方便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士兵运输。

在西伯利亚，北极航道因为自然因素的开辟失败以及三条大河通航困难让轮船变得无用武之地，大陆北侧由于大量永久冻土的存在让铁路修筑也难上加难，西伯利亚顽强的用自身条件拒斥了现代技术的快速介入。在西伯利亚南部，为了快速修成铁路和控制成本，直线铺设铁路线成为了工程原则。从乌拉尔山到鄂毕河上游的直线距离为1500公里，而两地之间的铁路里程惊人的只有1534公里，几乎没有任何偏差。为了降低征收土地的成本，铁路往往离城市很远，以各个城市命名的火车站，距离城市市区的距离甚至有几十公里的距离。旅客？客户服务？盘活城市经济？这些都不是首要的关切。铁路最为首要的经济作用完全被异化了，直线路法代表了一套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理念：铁路首先要为俄国的国家意志理念服务，连接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修筑铁路网不在于实现地区间的交通便利和盘活地区经济，而是为了快速到达某个港口或具有政治意义的地方，设计者们不会为了城市或居民的需求延长哪怕一公里的铁路线。

对现代铁路的创造者和建设者而言，铁路往往带来的是现代生活，带来的是社会变革的加速，贵族的没落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并行不悖。而在俄国，在西伯利亚，铁路的降临带来的是权力的彰显，权力的延伸，权力意志的无往弗届。铁路本身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征与文化马克思意义在这里消弭不见，一项先进技术的落地最终成为了推动政治保守的保证。技术在西伯利亚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俄国历史的巨大隐喻。

西伯利亚与欧亚主义：一场黑色童话的结局

因为西伯利亚的存在，俄国反而更加封闭，在经济和文化上与工业文化、现代文化越来越远。西伯利亚的封闭影响了整个俄国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确立的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政策，错过了一整个经济大爆炸的时代，却又因为封闭，全盘接受了工业文明的副产品：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前现代的沙俄从未真正开发出西伯利亚的真正价值，这里只能提供运输成本高昂的木材，一些动物毛皮，而到现在这里虽然有足够的资源，但依然与国家一道，代表了生产与技术的原始和粗放。它加剧了一种荷兰病的症候，让现代依旧沉溺于沙俄。西伯利亚的黑色童话，就在于当它无法带来效益时，它成为了近代化的阻碍；当它能带来效益时，却让俄国停滞在了前现代而无法自拔。西伯利亚对自身的无法言说，创造了双重意义下的极北之地：地理上的，观念上的。当我们看到如今俄国所奉行的欧亚主义意识形态，依旧带有西伯利亚历史的浓厚背影：西伯利亚依旧是资源之地，欧洲部分则依旧步履蹒跚。

美国童话研究领域扛鼎者杰克·齐普斯曾这样讲述童话的本质:根本不存在童话或儿童文学，因为从来没有一部童话是儿童写出来表达自身的，只是成人将自己的价值观以童话式的方式进行表达来教育儿童。真正的童话只能是黑色的，只有黑色的童话才能表达出儿童不能被成人化的，被成人话语收编的黑暗本性。西伯利亚正像是一个黑色的童话，它在被别人表述的进程中顽强的拒斥着被收编的命运，并反而深刻的影响并形塑了收编者与言说者的历史。这就是我眼中《极北之地》讲述的西伯利亚，我们能看到西伯利亚的顽强，在现代文明视角审视下的独特生命力，一个无法被定义的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