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平原：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有声的中国》导言
一
十多年前，我为拙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撰写导言，其中提及：“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此书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原系我和夏晓虹主持编写《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的“总说”，在此长文的第三部分，我写下这么一段话：“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因而，本书之选择图像与文字相配合的表述方式，不全是为了愉悦读者——也包括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
当初之所以采用如此感性的动词——“触摸”，是希望兼及图像与文字，借助无数精彩的细节与画面，让读者得以“回到现场”，摆脱单纯的“口号和旗帜”的束缚。作为中文系教授，文本分析乃本色当行；涉足图像研究，其实有些冒险。不过，在我那是有意为之。从1995年撰写《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起，我尝试在历史论述中使用图像资料，先后出版了十种“图文并茂”的书籍。至于配图方式，大致分为三类：第一，借用历史照片（如《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第二，解读小说绣像（如《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三，研究晚清画报（如《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版）。前两种不太达标，真正对学界有贡献的，是第三种。
同样是在2005年，我开始经营一篇长文，探讨在“触摸历史”时，图文并举之外，是否还能兼及声音。那篇《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最初是在北京大学主办的“东京大学论坛2005 AT北京大学”上宣读（2005年4月28日），二稿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2006年1月20日），三稿提交给东京大学主办的“近代东亚的知识生产与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21日)。与会者的评议及提问，使我的思考得以不断深入。文章初刊《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被《新华文摘》及各种选本转载，还有英文、韩文等译本。此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纸”“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几年后，我将在国内外各大学的演讲稿整理成《“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初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7期转载），解说自己为何要在相对熟悉的文学史与学术史之外，引入大学、都市、图像与声音，称那是“意识到时代思潮及技术手段的变迁可能导致中文系转型的一种对策”。前三者我比较有把握，说起来头头是道；至于借辨析声音来深描或阐释现代中国，我承认，当时仍处起步阶段。
关于声音的研究，我更倾向于文化史的思路，而不太关心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争论。在北大研究生专题课上，我曾从音乐学、宗教史、唱片及广播技术演进、文化工业生产等角度，推荐过米歇尔·希翁的《声音》、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吉见俊哉的《声的资本主义》，以及容世诚著《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另外，也介绍过若干从文学史角度研究声音的论文。作为呼应，我在课堂上讲过“1930年代上海的‘声音’”，以茅盾、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作为引子，讨论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各种声音，尤其注重歌星制度、唱片工业以及左翼电影的插曲（如《大路歌》《新的女性》《义勇军进行曲》）；也讨论过“1970年代的有线广播与大喇叭的功能”，描述文革期间中国乡村的信息传播、政治动员与文化生活。前者材料丰富，讲课效果好，但铺陈多而开掘浅；后者涉及我的个人生活经验，如何将琐碎记忆与宏大叙事相勾连，仍需进一步推敲。唯一完成的，是关于留声机的短文。
终于悟出来，所谓跨学科论述，必须与自家以往的研究相衔接；完全重起炉灶，不是不可以，但难度实在太大。对我来说，若想深入讨论“声音的中国”，必须与“文字的中国”相互阐释，那样方能更好地发挥自家特长。而最有可能兼及“声音”与“文字”的，莫过于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更重要的是，演说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日常生活，也可家国大事。借助那些“纸上的声音”，研究者左右开弓、上下串联，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深入开掘其思想史或文化史意义，那是可以做成大文章的。
因此，最近二十年，论及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勾连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演说可以是政治宣传，可以是社会动员，还可以是思想启蒙或学术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说内容的差异，实际上牵涉到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等。若搜罗广泛且解读得当，完全可以让这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今人“触摸历史”的绝佳入口。
二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纸、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学术、文化活动，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章变革。这些年，为讨论作为政治、学术及文章的演说，我先后撰写了《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2001）、《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2002）、《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2007）、《“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2010）等专题论文，且在阐释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的述学文体时，格外注重其与演说的关联。以上文章，都已先后进入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但感觉意犹未尽。于是，下决心在“有声的中国”这大题目下，另写一本小而有趣的专书。
不算三篇附录，全书五章，最早完成的是最后一章。《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初刊《中国文学学报》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收入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历史与现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可在杂志与论文集出版前，文章第三节“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便以《毕业典礼如何致辞？——警惕“根叔体”的负面效应》为题，发表在2011年7月8日的《南方都市报》上。之所以这么做，乃有感于“根叔体”的泛滥成灾：“又到了毕业季节，媒体上争相报道，某某大学校长如何贴近年轻人，其‘典礼致辞’夹杂大量网络语言，获得满堂掌声。原本我就担心，校长们群起效仿，会让‘根叔体’变得俗不可耐。现在看来，真的是‘不幸而言中’。不管公众如何叫好，作为中文系教授，我有责任站出来，给这个方兴未艾的‘热潮’泼泼冷水。”此文刊出后反响很好，起码起到了某种警醒与刹车的作用。
第二章《晚清画报中的声音》初刊《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造型艺术》2019年5期转载；那是专门为此书设计的章节，希望将图像、文字与声音三合一。不过，原本还计划撰写《早期话剧中的演说》，讨论晚清画报所特别推崇的戏前演说，以及文明戏中的言论小生、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影响，还有郭沫若众多剧作中的长篇独白。计划被搁置的缘故，一是原本预计在欧洲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因疫情取消，没有非写不可的压力了；二是发现此话题学界已有不少成功的论述，短期内我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第三章《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初刊《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10月），更多关注的是演说的技术层面。此文在资料上有很大拓展，我在文后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民间性质的北京杂书馆，可不是故弄玄虚。讨论“演说学”的传入、演说的定义与溯源、演说的分类/技术与心态、以及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没有这些散落各处、杂七杂八的演说学书籍做支撑，很难达成如此效果。
第四章《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初刊《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但此文酝酿时间很长，初稿撰于2013年初秋，当年10月13日在南京大学演讲。此后，我曾以类似题目在华东师范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中山大学、（美国）西北大学、（日本）一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演讲，最后写定发表，是为了2021年8月28日北京大学文研院与历史系合作主办的“百年中国与世界研讨会”。此文历经多年打磨，日臻完善，自以为是本书最值得推荐的一章。
最后完成的是第一章《演说之于现代中国》，作用是承前启后，兼拾遗补缺。其中第三节的主体部分，采用了初刊2014年12月2日《文汇报》的《声音的魅力》，第二节曾以《“演说”如何呈现——以五四运动照片为中心》的题目，刊载在《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第一节“作为‘声音’的演说”属于开题，第四节“演说之魅力及其可能性”则撮述我此前的研究成果，并介绍本书的基本立场与研究思路。
三
关于演说的定义、功能、分类，这些技术性分析，更多属于学院派的“纸上谈兵”；有经验的演说家，会根据现场氛围以及主客关系随机应变。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学”，最容易达成的是基本训练，比如声音、姿态、表情、手势等；至于思想、立场、学养、修辞，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演说确实有技巧的一面，但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绝不能限于技巧，必须把“无边的国事”带进来，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细、做大。
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三十多年后，余楠秋撰《演说学概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照样呼应梁启超这一思路：“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不识字，不能读书，然而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吾人如果想要引这大多数的中国人，入到正轨，非先说服他们不可。”（第80页）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这就说到，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
这里所说的演说的“质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内容。所谓“振聋发聩”，指的不是音质、音高或音量。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有感于此，我才会在第一章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留日学生袁泽民（1881—1927），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上轨道的演说学著作，强调演说对于现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演说>自序》，《演说》，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这一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起码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警醒社会”可以，“指导政府”则做不到；至于“造就世界之舆论”，那必须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讲初步》（上海/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版），提及神圣的抗战“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否则，“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第3—4页），就明白演说的边界与局限。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借勾稽演说的变化，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围，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
四
关于声音的传播与说话的功能，不管是呐喊、独白、对话，还是众声喧哗；是布道、复述、诵读，还是余音绕梁；是高音、低音、变奏，还是“未成曲调先有情”；是沉默、暂停、休止，还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都值得我们认真倾听与体会。人们常说流行歌曲可与时代同行，其实，成功的演说也不例外。
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声说话，公开地阐明自家立场，需要胆识与学养，也需要环境的烘托与听众的配合。而这背后，牵涉到时代氛围与思想潮流的激荡。超级成功的演说，大都兼及内容哲理化、表达文学化、姿态戏剧化；但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借认真阅读/倾听那些“伟大的演说”，是可以体察到整个时代的脉搏以及精神走向的。
三十多年前，我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谈及拟想“说书场”的消失，如何促使小说家直面“书斋中孤立的阅读者”，注意力因而从声音转向了文字。如今背过身来，论述声音的重要性，坚称此等兼及社会动员、思想启蒙、专业著述与日常生活的“演说”，有可能成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政治运作、学问传承与文学风格的最佳途径。着眼点不同，但内在思路不无相通处，那就是强调在“触摸历史”时，应尽可能地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
综合使用不同媒介，以跨学科的视野、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此乃我心目中理想的“人文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