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本1138页的超长篇小说，与半个世纪前的美式“孤独”
本文转载自《第一财经》阅读周刊 作者：吴语
在30岁不到、写《无尽的玩笑》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眼里，生存这座牢笼就是孤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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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福斯特·华莱士1138页的《无尽的玩笑》一开头，恩菲尔德网球学校学生哈尔·因坎旦萨正在大学招生办经历一场爆发式、精神崩溃式的存在主义危机。在他的网球教练和舅舅为他精心设计的“走过场”面试局面逐步垮台以后，哈尔像头沉寂多年的野兽，对着闭上的眼睛里红色洞穴一般的黑暗大声嘶吼——“我不只是个打网球的男孩。我有复杂的经历。经验与感受。我很复杂。”“我不是台机器。我有感觉，有信念。”“请别认为我不在乎。”合理的怀疑是哈尔的怒吼并没有被任何人听见，办公室里的“各种头与身体”听见的只有“非人发出的声音”。哈尔·因坎旦萨在招生官震惊的瞳孔里被拖了出去。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整部小说时间线的终点。
很少有布局看起来如此潦草仓皇的巨型长篇小说，每个段落长短不一，毫无章法可循。华莱士在小说里自创的某种“广告赞助纪年法”，只在一些段落代替章节名出现，且在小说中段才第一次以时间顺序排列出来。从结构上说，《无尽的玩笑》可能有种天才对控制的彻底无视。更具文学分析精神的读者会发现小说的结构可能（只是可能）与书里自创的一个叫做“环状”的化学概念有所关联。也就是说，小说的所有叙事片段都在一个封闭的环状结构（想象化学符号）上存在，因此整部小说像个方向盘一样可以被转来转去，一旦放手，会摆动到时间上的某种中心位置，比如4月1日愚人节；或者空间上的某种中心位置，也就是美国波士顿这座城市。“环状”概念又被华莱士更进一步发展成另一个“环状聚变”（类似核聚变）的概念——这种小说中处理垃圾的压缩发射法，也可以当作叙事手法看待。每段叙事都能内爆出一段新的叙事，也可以继续被压缩回去，比如被塞进书最后字体更小的长达100多页的注释当中。
最终极的环状聚变，无论从叙事意义还是精神意义上看，都是自我意识的牢笼。哈尔·因坎旦萨的父亲詹姆斯·O.因坎旦萨，一位把自己的脑袋正正好好塞进微波炉门于是像爆米花一样爆炸的光学博士兼业余电影艺术家，是此类“牢笼文学”的专家，也是“无尽的玩笑”——一部封面上带个黄色笑脸的“娱乐至死”作品的“电影作者”。光是以《牢笼》为名的实验电影作品在詹姆斯·因坎旦萨冗长的作品表上就出现了5次。在华莱士的意识当中，“环状”与“牢笼”应该是对等的概念，笼中之物与笼子的关系是字面意义上所谓“环形”的，这是人的躯干（表象）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也是作为文本（或以包装精美的书本形式甚至文化现象出现）的小说与作者意识之间的关系。这部小说用最繁复、最让人受不了的方式告诉我们，这几乎肯定是不太好的关系。
《无尽的玩笑》前40页中，人类终极绝望的雏形已经全部展现。哈尔·因坎旦萨在一间坐满了人的房间里，却完完全全是一个人，他的精神崩溃来自多年来不断环形分裂又永远被闷在自己心里的所有情绪，无论他最终如何嚎叫，都不再有人能听明白。我们紧接着看到肯·艾德迪——一位毒瘾程度看起来并不算太严重但在纠结、自耗方面的心理问题绝对教科书一般的美国职业人士。他花了整整9页的篇幅，在家里的电话机前极为焦虑地坐立难安，苦苦等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给他送来“最后一次”吸毒所需要的毒品。艾德迪在放纵与自恨之间咬牙切齿，在牢笼里放纵自己，又在牢笼里憎恶自己过于放纵，环形牢笼的逻辑以此类推。忽然小说又回到10岁的哈尔·因坎旦萨，他坐在自己父亲假扮的“心理医生”面前，两人在进行一场美国式充满文字游戏与修辞隐喻，却从不直截了当的无效“对话”，在交流无能的回声牢笼里消耗彼此仅剩的情感。此后，我们第一次在小说《无尽的玩笑》里看到那盘娱乐至死的录像带《无尽的玩笑》，一位阿拉伯随行医生坐在一把能让人饭来张口的躺椅里，按下遥控器开关，一下被这盘录像带击中脑袋。
至少在30岁不到、写《无尽的玩笑》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眼里，生存这座牢笼就是孤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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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尽的玩笑》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简单的对应比较是适当的。《无尽的玩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敬，不仅在于因坎旦萨三兄弟的设置，整部小说不断在环形分裂的，正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著名的“大法官”场景里所谓“命运与自由意志”“邪恶（或虚无主义）之诱惑”一类有关如何存在的抽象问题，以至于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1017页，华莱士甚至字面意义上安排了一场“大法官”里伊凡与阿廖沙有关人本善与人本恶的较量。
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队医巴里·洛克为了向他深受生活打击、信奉犬儒主义的哥哥证明人本善，在波士顿大街上不洗澡不换衣服，当了近一年的流浪汉。他不讨钱，只要别人碰他一下，给他“基本的温暖与接触”。他在街上足足待了9个月，才遇到了14岁的因坎旦萨家老二、畸形低能儿马里奥·因坎旦萨——马里奥想也没想就跟巴里·洛克握了手，好像阿廖沙最终给伊凡的那个轻吻一样。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凡说了句无奈的俏皮话——“这算是抄袭……但还是谢谢你。”《无尽的玩笑》当中，巴里·洛克的人生因为马里奥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身上没有任何污点的马里奥·因坎旦萨在这部小说中不断扮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白痴”，但在华莱士的美国叙事当中，代表“天真”（innocence）的马里奥模样是那么可笑，他的存在是个意外，几乎不可思议。他对一切问题完全直白的理解，让一直活在玩笑和隐喻深处什么都要取个绰号的精英美国网球学校学生无言以对。马里奥的唯一一段“罗曼蒂克关系”，与一位身材被比作“美国军舰”的网球学校女生米莉森特·肯特有关，在这深受《无尽的玩笑》读者喜爱的段落里，米莉森特·肯特对马里奥倾吐的一系列前戏般的、与家庭创痛有关的两性关系叙事，马里奥统统无法理解，在她终于用自己的方式想和马里奥发生关系（实际接近性侵犯）的时候，马里奥只能感觉到被挠了痒痒，于是哈哈大笑。
这部关于人生痛苦的小说里，如果有一个积极、快乐的人，那就是马里奥，这并不是因为马里奥在追求幸福。恰恰相反，其他所有人都在不幸当中追求想象中的幸福，关在牢笼中做有关自由的梦，只有马里奥从不思考这个问题，只是在该笑的时候笑，在该哭的时候哭。马里奥对写过多篇散文反对美国式反讽（irony）的华莱士之抽象意义，不仅在于他成功摆脱了生活当中一切与牢笼有关的负能量，更在于马里奥伸出那只给予巴里·洛克温暖的手，并不像伊凡一类典型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所预设的那样，会给他带来任何坏处。
环形牢笼上打不开的锁，华莱士在写作生涯后期会越来越明白，正是他本人过于富足的所谓“智力”，放弃枷锁也就是放弃自己，他最终的自杀也足够令人得出这种绝望的结论。但在《无尽的玩笑》里，相对年轻的华莱士依然从根本上渴望马里奥式的温暖，这种温暖在华莱士眼中，是唯一能打破“每个人坐在电视机前孤独等待娱乐至死”的自杀式美国消费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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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是，作为一部后现代小说，《无尽的玩笑》为什么非要写得那么繁琐与翔实？当然我们知道，在超长篇小说流行的19世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1468页，雨果的《悲惨世界》有1462页，狄更斯、大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写了好几部篇幅近千页的小说，但毕竟是在人类缺乏娱乐生活的年代，且谁也不能否认19世纪的小说家写得越长就挣得越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图书定价早就与长度毫无关系。虽然媒体总是宣称“下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应当是所有年轻美国作家的追求目标，但并没有几个真正的作家会对“伟大”两字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而肯定都知道写超长篇小说无异于自讨苦吃。
而《无尽的玩笑》如果是一个供人观摩的人类心理环形牢笼，那作为“探监者”的读者，是否会像詹姆斯·O.因坎旦萨极端阐释自反性的实验电影作品《美杜莎对奥达丽斯克》的观众一样，被两位具有致命美貌、各拿一块镜子挡箭牌想要用对方的美貌杀死对方的女战士一并误杀？简单说，为什么读者要让自己受这种罪？
实际上，成熟的小说读者，尤其对华莱士所从属的所谓“后现代文学”略有涉猎的读者，以往并不喜欢在探讨“情节”上耗费自己的精力，因为“讲故事”这种基础小说功能不仅对约翰·巴斯、罗伯特·库佛一类运气好到没怎么出过大学校园的精英分子丝毫不重要，对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一类酷酷的文坛明星也很不重要（《地下》和《万有引力之虹》的情节从各种意义上甚至不如巴斯那本中译名十分接地气的《曾经沧海》讲得明白）。讲故事也从未对大西洋彼岸一样酷酷的阿兰·罗伯-格里耶或乔治·佩雷克等有多少重要之处，哪怕佩雷克和唐·巴塞尔姆是天生适合当脱口秀演员的一类人。
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作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只有伊塔洛·卡尔维诺和翁贝托·艾柯讲了几个老少皆宜的故事，里面没一个是在就事论事。如果说来自南半球的胡安·鲁尔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通令人匪夷所思的魔幻操作当中努力讲了几个乡村爱情故事，那只是因为他们来自乡村，他们越一本正经讲他们亲眼看见却依然匪夷所思的乡村爱情故事，未离开过城市的读者越以为他们一顿文学操作猛如虎。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学界对线性叙事的精神反感是对老派宗律生活的事实厌恶，最后在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拉斯洛·克拉斯瑙霍尔考伊一类从不谙情感、不爱交谈的社会边缘分子身上达到操作层面的登峰造极（当然是“西西弗式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他们相比不过有点口吃。
但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玉米地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不是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从行为举止上，华莱士是抓起以上任何一位活跃于20世纪下半叶作家的书，在课堂上大喊他们应该多讲故事的那位美国乡村州立大学语文教师，而且他马上要被学生投诉到院长办公室，感情生活一塌糊涂。他的主要工作是教那些上大学前从未完整看过一本小说、毫无神采在麦当劳打工的大一新生。
于是《无尽的玩笑》在拼了命地讲耳熟能详的美国故事，它讲的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身上的故事——孤独、上瘾、追求成功，在追求成功的过程当中受到摧残又自我摧残，在无人的角落里一个人做见不得人的事，贫穷、潦倒、流落街头、抑郁、死亡。虽然在捧起这本又重又难读的“超长篇”的时候，读者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华莱士却是一个关心一本小说能否打动大学语文课堂上那些毫无神采的18岁学生的人，这当然既是自大症也是妄想症——谁会在意图给大一新生讲个感人故事的情况下，把故事讲得那么复杂、冗长、歇斯底里？
雷米·马哈特与休·海伦·史地普利的故事可能是整本《无尽的玩笑》里最容易理解的段落。来自魁北克的马哈特，是“战斗”中没了腿的所谓四重间谍，史地普利则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变性的美国特工，这两个人在小说相当的篇幅里，一直在亚利桑那某座山上，有一搭没一搭讨论与各种主义、各种信仰、各种情感有关的一切，很难不把马哈特与史地普利的对话看作《无尽的玩笑》这座环形牢笼的后门，而他们就好像两个人类精神的狱卒。“你就是你爱的东西，不是吗？你正是你会——像你说的，想也不想——为之而死的东西。休·史地普利先生，你会为了什么，想也不想，赴汤蹈火？”马哈特对史地普利这么说。史地普利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无法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