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费德里茨访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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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Interview with Silvia Federici - The White Review
INTERVIEWER:RACHEL ANDREWS
January 2022
访谈者：Rachel Andrews
译者：丸子邦
译者导言：
本访谈的较新之处就在于谈到了费德里茨本人的生命经验和学术思考之间的关联，也谈到费德里茨研究转向的动因。我们或许能够借此更好地理解《凯列班与女巫》一书的现实关怀与意义。
访谈者前言：
几年前，我读了《零点革命》（REVOLUTION AT POINT ZERO）（2012年）一书。这是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关于生育工作和家务劳动的跨学科论文集。这些文章愤怒且清楚阐述了我和我们这一代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结结巴巴地理解的东西：女性大规模进入有偿劳动队伍并没有改变有偿工作之外的家务劳动仍继续由女性承担的事实，也没有改变这种工作仍然被忽视、或者即使没有被忽视也遭到完全贬低的事实。
1942年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的费德里奇，近50年来一直在写这些问题。她是20世纪70年代“有偿家务劳动”运动的创始成员，这一国际运动旨在引起人们对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的关注。在她搬到布鲁克林，在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任教后，她开始积极参与纽约家务劳动工资委员会。她在《有偿家务劳动》中详细介绍了该组织的历史《 纽约委员会，1972-1977年：历史、理论、文件》（2017），其中还刊载了她1975年的小册子《与家务劳动相对抗的工资》，该书以其挑衅性的开场白而闻名：“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无偿工作。”
我很晚才接触到费德里奇的理论，但一接触到她之后，只要能读到的书我都会拿来读。《零点革命》中的论文集包含了费德里奇早期关于女权主义和家务劳动的著作，以及后来全球化对社会再生产——即日常生活的再生产——的影响、家务劳动被重新分配到移民妇女肩上，以及共有物（公地）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Federici关于资本主义对妇女身体的战争的工作由两本关于猎巫的书所概括，第一本即《凯列班与女巫》，该书认为对妇女的剥削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核心因素。第二本即《女巫、猎巫和妇女》（2018年），该书在世界许多地方重新出现猎巫现象后重新审视这一主题。她最近关于公地的研究收录在《为世界重新附魔：女性主义以及公地政治》（2019年）。费德里奇在书中乐观地认为，在我们目前的经济和生态崩溃中，不仅存在着为创造和维护公共资源而斗争的运动，还有着一个超越资本主
我们的谈话始于2019年2月的电子邮件，持续了几个月。2021年4月，在大流行病的高峰期，我们再次交谈。在我们的采访中，费德里茨慷慨而亲切。我们共同讨论了女权主义、家务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之外寻找某种结构的必要性，以及她自己在政治上的成长经历。
Q：您在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已经颇具影响力，您近几十年来在这些议题上为政治方面的组织所做出的努力同样影响广远。有哪些重要经历在政治和个人方面影响了您？
A：有蛮多经历在政治上影响到我的。我是在1942年出生，刚开始几年是呆在农场里长大的。因为我出生的镇子Parma离意大利的主河Po很近，每天晚上都要挨炮轰。我小时候都是呆在农场里，感觉非常不错，养成了对自然和动物的爱，不过我爸妈当时年复一年谈的全都是关于战争的东西。我母亲告诉我说她听到墨索里尼宣战的时候肚里正怀着我姐姐，还跟我说我们加入过纳粹德国。当时会有夜间轰炸，大家带着孩子四散奔逃，衣服也不穿。我父亲丢了鞋子还想回去捡，我妈就说“别”，告诉我说当时天上到处都是炸弹掉下来，父亲要是回去就死定了。我父亲1943年被一个纳粹小队拦了下来，把他抵在墙上。他们问他是干什么的，父亲就说自己是个哲学老师，他们就放他走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在10岁还没到就知道自己并不生在一个好世界了。
Parma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之一。1922年8月的时候，Parma就出现过长达三天的城市战争，阻止法西斯主义者进城破坏罢工。镇子里的很多街道都是用当时被屠杀的人来命名。1943年的纳粹占据时期，Parma也有很多人都遭到残忍杀害和折磨。我觉得这种对法西斯主义及纳据的强烈抵抗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活。我高中的一个老师就是共产主义者，他特别有个性，教我们意大利文学。我还记得他的课堂上静得连苍蝇声都听得到。
而且法西斯主义特别特别反女性，特别厌女，特别父权，特别好战，而且这些东西你还克服不了。不管怎么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在一个父权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和我父亲斗争：各种限制我，而且我还得在自己到哪里去了以及有了个男朋友这种事情上撒谎。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和我男朋友、和嫉妒心斗争。我当时才19岁，而且我确实就在和男性世界斗争了。我1967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很自然就已经是一个造反派了。
Q：您为什么去了美国？
A：我想离开意大利。我想去外面的世界走走。我当时有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学位，但我知道在我能够在高中教书和教文学之前，还得再过很多年。所以我又报了哲学，但我没法养活自己。我当时在教书，但只是个临时工，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住在家里，受到父权家庭的一切限制。因此，我想要自由。我申请了很多奖学金，然后在1966年夏天，我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参加文学暑期学校。我遇到了很多美国学生。有些人告诉我去申请布法罗（Buffalo），那里的哲学很有名。于是我申请了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去了布法罗。我有个正式的理由，那就是为我的新论文进行研究。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我想离开。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值反越战运动的高峰期，底特律黑人社区起义后还没过多久。也是在美国，我发现了我的女权主义，正如我所说的，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成长起来的。
Q：您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去了墨西哥吗？
A：我是1968年第一次到墨西哥去的。那年挺特别的。我刚好就是在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事件1个月之后到了墨西哥。墨西哥武装力量当时就在举办奥运会之前屠杀了许多学生。（虽然被杀害人数的统计尚未有定论，但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依旧是墨西哥历史上最惨烈的大屠杀之一 ）我当时虽然听说过这件事，但我在去那里之前都还不知道这事有多么哈人。我和我在美国大学认识到的英国女朋友一起到了墨西哥。抵达墨西哥之后，我们边解开行李边说“我们先去大学看看吧”，紧接着我们就在街道上看到拿着步枪的卫兵。我们看到公交车上贴满了用来盖住抗议口号的白纸。我们看到一个场所正被军事接管。大学已经死了，但我们在大学附近的一个咖啡厅里遇到了一群年轻男性，他们邀请我们参加了一场派对。派对里有来自La Raza国民公会（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拉丁裔宣传团体，现在被称为Unidos US）的人。他们说，“行，你们要是想知道之前发生了啥，我们明天给你点东西读读。”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本叫做Proceso的杂志（在墨西哥城出版的左翼墨西哥新闻杂志）。这个期刊当时是秘密出版的，上面有孕妇倒在地上的图片，也有关于当时情形相当详细的描述——当时在这个广场上发生了这场示威游行，广场上有3条大道，每条大道都被封锁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射击：从广场，从大楼顶。那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感到很恶心。我为一份名叫Town Crier的刊物写下了自己第一篇英语文章，这个刊物也是个草根激进杂志。我记得自己当时边写边哭，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在墨西哥呆了1个月。之后我就和Telos一起工作，Telos是布法罗的一些研究生创办的激进哲学期刊。我还和Town Crier一起工作，一直工作到1970年我去纽约。
Q：请问家务劳动工作运动是怎么开始的？您又是怎样参与到里面中去的？
A：我的女性主义早在布法罗就已经开始了，而女性主义小组也就是在1970-71年形成的。那时候我读了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妇女与社会颠覆》（1971年），这本书成为了“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基础文件。这场运动始于1972年在意大利帕多瓦举行的一次会议。不同国家的妇女都聚在一起，但大部分人来自意大利。这些妇女曾在Lotta Femminista（一个女权主义组织）工作。我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一直参与到1977年。我当时人虽然在布鲁克林，但我们是国际组织，所以我与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的团体一直保持联系。在为期两天的讨论结束后，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取名为「国际女权主义集体」，其任务是在我们各自的国家发起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活动家网络，这个网络跨越帕多瓦、米兰、都灵、伦敦和底特律，它在20世纪60年代受产业工人的斗争和反殖民运动的启发，尝试发展出一条替代传统共产党政治的道路。这种共同的政治背景使我们寻求一种基于阶级的女权主义，而不是如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组织所接受的那种女权主义。1972年夏天，我开始尝试在纽约组织起来，但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的想法确实不受欢迎。我和一个妇女团体一起工作，她们对家务劳动工资不感兴趣。她们觉得当然需要有对再生产的分析，但不是出于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许多妇女讨厌我们。对她们来说，女权主义说的是我们和男人一样好，而我们这些运动却好像是在把女性带回到厨房里去。你懂的，她们像是在说：“你想把这种污蔑又颁给妇女吗？”我们其实是在拥抱我们的污蔑。（译注：We were embracing our degradation.译者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本句似乎是在模仿批判者的口吻”你们在拥抱这种污蔑“，但又可以理解为运动者选择从正面接受这种污蔑，并为家务劳动
Q：我读到说，您当时认为那些参与家务工资运动的人是先驱者，但后来您其实也意识到，事实上家务劳动工资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进入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女权主义议程。
A：是的，在1880年和1930年之间，有偿家务劳动其实是美国女权主义者在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所谓的“大家庭革命”中采取的策略之一（在她1981年的著作《大家庭革命：美国家庭、邻里和城市的女权主义设计历史》（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NEIGHBOURHOODS, AND CITIES）中提到的）。海登是这么写的：这些女权主义者 “挑战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两个特征：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在物理上的分离，以及家庭经济（domestic economy）与政治经济的分离。”当时这些认可也为后来把家庭妇女当作一个工人，名副其实的当作工人阶级一员奠定了基础。这种要求是否普遍其实不太好说，但1876年8月10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就斥责了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妇女，因为她向丈夫索要家务劳动的工资，这就表明这种邀请可能并不限于个别激进的小圈子。然而，19世纪支持家务劳动工资的人的观点与我们的运动明显不同。他们接受独立的女性活动领域的存在，但希望看到它以一种不那么孤立的方式得到重组。我们的立场与玛丽·英曼（Mary Inman）的立场更加一致，我大概三四年前才看到她的作品，当时我正在编纂关于纽约家务劳动委员会的书。英曼在1939年出版了《为妇女辩护》（In Womans' Defense），她在书中写道，工人的妻子和她们的丈夫一样对生产过程至关重要，家庭一直都是一个生产的场所，因为 “所有商品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仍然在那里生产：劳动力。”
Q：您在《家务劳动工资：纽约委员会1972-1977》（2017）中提到自己在1975年秋天在布鲁克林弄了个门面，而且在那里也更容易遇到您想接触的妇女。
A：我们弄到了一个好小好小的房间，但它挺好的。一个门面再加一个大窗户，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街道，多少有点纽约风味了。所以虽然房间很小，但里面塞满了我们自己的所有海报。门的话能开尽开，所以妇女可以大方走进去拿份传单。我们还定期举行会议，在社区里张贴有关信息。这是把消息传播出去的方法之一。当时纽约真的太便宜了。我那个时候在一个非常便宜的社区买了一套带小花园的复式公寓，每个月只要付200美元。但在1975年夏天，纽约市宣布破产，不久我们曾经拥有的空间和资源就由于紧缩制度而大大缩水：容易找到的兼职工作啦，便宜的租金啦，可调整的工作时间啦。纽约经济危机爆发两年后，纽约家务劳动工资委员会就决定解散了。
但我们在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里还是很有力量的。我认为我们在那段时间里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在对家务劳动是什么的理解方面实现了变革。我认为现在大家普遍都能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家务劳动（domestic work）乃是劳动力的生产，这一点为激进女性主义对性和个人关系的分析（“个人的是政治的”）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在家里发生的事情与更广泛的工作组织有关；家庭的私人化（privatisation）实际上隐藏着剥削；而且还有把工作作为一种构建等级制度、构建不平等的方式来进行分析，把它作为一种隐藏、掩盖剥削并将其自然化的方式来分析：我认为所有这些观点现在都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
我认为，如果女权运动站在一边，本可以取得更多成果。比如当时有一个妇女福利斗争——从1930年代开始实施的抚养子女家庭援助计划（the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program），到了1970年代受到攻击，妇女本人不断被媒体和各派政治家诋毁为骗子和寄生虫。我们支持她们的斗争，但是女权运动并没有像他们支持堕胎那样出来支持妇女福利斗争。女权运动中的斗争总是关于不生孩子的斗争，却从不关于为了拥有资源从而也要生孩子的斗争，这就与黑人妇女有了重大分歧。黑人妇女从奴隶制开始就与被剥夺生育权的问题作斗争。这就是她们不得不反对的事情：绝育，没有钱，总是要做家务，但却是在别人家里做家务。
女权运动都是关于拥有事业、加入工会、走出家门的。美国现在大多数妇女都在外面工作。但她们赚的钱并不足以让自己拥有任何自主权。出去工作要花钱。如果你在纽约，交通费是一大笔钱。然后你还在给你的孩子喂食垃圾。没有人讨论过儿童、不能自立的老人和那些过去依靠妇女护理工作的慢性病患者会发生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呼吁建设由政府支持的日间护理中心，以及让男性和女性分担家务。分担家务可能会改变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你现在不用自己一个人挑起全部家务，这是件好事——但它不会改变女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会改变对家务的贬低。我们还看到，有些负担得起的妇女现在会雇用护理人员，而这些护理人员大多数是移民妇女。那些负担不起的妇女泽不得不减少家务劳动，造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后果。分担家务已经成为一个口号，但这其实是女权主义斗争与更广泛的社会转型斗争发生了脱节。目前还没有一场辩论、一场斗争、一场动员来确认什么将取代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家里的存在——我们过去做的工作将如何完成，用什么资源，用什么形式来组织。事实上，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生育危机正迅速出现，而我们正目睹之并生活于其中。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自然环境恶化带来的生育危机，特别是当我们从像非洲这样的大陆地区来思考这个问题时，问题就变得尤其引人注目。非洲正处于荒漠化过程，水在许多地方都变得越来越少，庄稼在枯萎，妇女不得不每天走几英里（1英里==1.61公里）去取水。我们需要重新分配（re-appropriate）资源。照料的难题是缺少时间和金钱，缺少资源，缺少住房，缺少良好的食物，是受污染的水、受污染的空气、受污染的河流、受污染的海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长期以来缺乏医疗照料以及各种家务劳动，与没有钱，没有资源，还有更广泛的生态问题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也是照料的一部分。生态女权主义者和拉丁美洲妇女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Q：您在家务劳动工资运动解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转向了猎巫的研究工作？
A：（有偿家务劳动）运动之后我很快就开始了历史工作。因为对我来说，议题始终是家务。它是非历史的、自然化的活动。所以我们看向历史，去思考我们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如何发展出家庭的？我开始读19世纪，然后意识自己只能回到更加更加古早的历史。最后我决定从资本主义的兴起开始。我读过芭芭拉-艾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的《女巫、中年妇女和护士》（1972）。那本小册子我一读到它就感觉：“爆了！”我在第一页就看到它说，欧洲的猎巫行为在16世纪开始大面积出现。我当时就意识到要把猎巫与奴隶贸易、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很了解那个时代，因此就意识到：这就是资本主义。这些猎巫行动不是由教会组织的，而主要是由非官方人员组织的。它们发生在16世界和17世纪，一直持续到启蒙运动，直到十八世纪。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妇女仍在被杀害。
Q：《凯列班与女巫》（1998）把猎巫作为一种征服的工具、劳动性别分工的一部分来处理，这一猎巫事件发生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期间，封建制度被工厂制度取代。您在书中解释了“巫师”（主要是妇女）是如何被指控犯有生殖罪的：比如用“药水”控制她们的生育能力、堕胎。为什么这在那个时候的公众想象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A：要想理解这一点必须得先大概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它是一种放大化，是在创造怪物、畸形的。现在不也一样吗。今天美国妇女仍然被称为“杀婴者”。许多州的地方法案要求对堕胎处以死刑——对妇女和医生都是如此（如2021年3月在德克萨斯州提出的一项法案）。有那么一种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秩序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还会烧死我们。而且他们正在焚烧妇女。今天世界各地，他们正在把妇女当作女巫来焚烧。
Q：这就是您觉得有必要回到猎巫主题的原因吗？
A：这几年我们看到非洲、印度和其他地区重新出现了猎巫现象。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些新的迫害与相关地区的资本主义关系扩张有关。因此，举例来说，在非洲的许多社区，如果一个女人独自生活且有土地，她就会被指控为女巫，土地也会被夺走，因为土地稀缺而且现在还存在资源竞争和生存斗争。而且这一切的幕后往往都站着当地酋长，他们会与采矿公司、石油公司合作。因此，这些事件背后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虽然但是，妇女被指控为女巫、焚烧妇女和剥夺土地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针对妇女的新型暴力植根于构成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趋势（structural trends）。
然后是老年妇女。在加纳（Ghana）北部有女巫拘留营，许多妇女在绝经后自发去了那里。我在《咒语：西非女巫营内部》（SPELLBOUND: INSIDE WEST AFRICA’S WITCH CAMPS(2010)）中读到了这一点（Karen Palmer报告了她在2007年对一些 “女巫营”的访问）。妇女们去那里是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绝经后会被指控为女巫，因为有这么一个父权法则（code）：如果你不能提供性服务或孩子，你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只是一群正被剥夺的人群当中多出来的一张嘴，而这一人群的被剥夺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剥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它与16世纪所看到的迫害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实际上正在撕裂社区。人们在争夺资源。而且到处都是五旬节派、福音派、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跑过来谈论魔鬼，说“你们很穷，因为社区里有这些人”。
我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我还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现在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常感兴趣。2022年3月，在Vardø的Steilneset纪念馆，挪威政府正计划纪念在芬马克地区被杀害的女巫（1621年有91人因巫术被处决）。露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参与了该纪念馆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作品：一把中间有火焰的椅子。在法国，他们正在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关于弑女的百科全书，第一本就是关于猎巫的。
Q：您怎么看待女性主义对性感女巫刻板印象认知的重新发掘和改造？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A：我不赞同。现在有很多电影都以女巫为主题，又在那里宣传什么妇女是魔鬼般的存在，什么妇女有无法被自身控制的破坏力，而此时此刻正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断增长的时候。我认为这是特别危险的。有很多人认同于女巫，但没有斗争。只有商业化。我问年轻女性，你为什么不抵制这些电影？你为什么不抗议？更糟糕的是，女巫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俗的、神话般的人物，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她成了一个带着恶魔微笑的老妇人，骑着一把孩子们可以在旅游商店买到的扫帚，而过去正是这些地方的妇女曾遭到逮捕，曾遭受可怕的折磨，曾被活活吊死和烧死。只是因为那些因被指控为巫术而被杀害的妇女的历史被取消了，这些商店才可能在今天存在，小女孩才可能穿得像个女巫，玩捣蛋游戏或购买女巫娃娃。遗忘历史是危险的，这可不是一个游戏。而这也是我决定回到猎巫的另一个原因。这乃是一段从集体记忆中被抹去的历史。这本书只是我与其他女性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份工作就是共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从中为当下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Q：新冠大流行是否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对照料劳动和生育劳动的各种贬低？人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是否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请问是否已经有了某些改变？
A：很多人在Covid之后写信给我。当时曾出现了巨大的沉默，我以为整个故事被遗忘了。然后我发现，我的文章《反对家务劳动的工资》已经流传甚广，比如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等等。2018年我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一面大墙上的标语，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无偿劳动。”和我同行的妇女解释说，妇女们在一些地方写了这句话，然后警察就去把它给擦掉。所以妇女们说，“现在我们要把它写得到处都是。”她们还把这些写墙上的标语做成海报给我。我觉得现在人们懂得更多了。妇女现在回到家里带孩子，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在外面工作，许多雇主都说这是好事。据计算，在美国有500万妇女失去了有偿工作。而据美国官方统计，有200万人因为要照顾孩子而主动离职。
Q：您在《SUR JOURNAL》2016年的一篇采访中提出说，尽管有女性主义解放的叙事，但作为一名年轻女性而活着是很困难的，而且比你们那一代人更困难。您为什么会这么说？
A：今天的年轻女性无法确定在她们的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这一代的妇女面临更多的压制，更多的限制，但我们对自己想要什么有更清楚的认识。现在，妇女生活在一个好像有更多选择的幻觉世界里，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当然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她们更难决定将精力和欲望引向何处。一些更激进的人会拒绝核心家庭，但通常也没有构建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工作也是不稳定的，所以难以实现跨地区合作（solve the question of locality）。与其他妇女团结一致的经验（姐妹情谊）在女权主义运动最初几年还那么强大，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那个时候工资较高，工作往往相当有保障。虽然当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相当大多数都是如此，而且当时还有福利计划，让妇女和年轻人得以有一些空间和选择。教育通常是免费的，而现在要获得一个学位，你必须承担一大笔债务。
我当然不想把画面描绘的好像完全灰暗。我只是想强调今天的年轻人所经历的更大挑战和困难，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如此。积极的一面是，在许多地方，新的女权运动正在发展，我希望它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把斗争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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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传说：与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对谈 - 知乎 (zh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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