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他的朋友们
读名人传记，我们一般都喜欢读名家大作，写王安石传记最有名的当属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我选择读这本书是因为其生动性，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我想写的，不是一部政治家的传记，而是一个人的传记。试图尽可能抛开固有的观念、习见的标签，从王安石的全部作品人手，从最原始的文献入手，通过对王安石心灵世界的体认和理解，结合对他同时代人与他的多层次互动的考察，还原一个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王安石。”学贯千载的大学者灿若星河，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每朝都有，王安石不仅仅是“学问渊博，为时儒者之宗；议论坚明，有古直臣之烈。”(引自1074年宋神宗在诏书中对王安石的称赞)，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如何与同时代的司马光、韩琦、富弼、欧阳修、吕公著、文彦博、苏轼、苏辙等名士相惜相争，那些经他一手提拔、一度全力支持变法的曾布、吕惠卿等又如何与他决裂，他的拗相公性格多大程度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和变法结果等。
王安石1021年出生于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小酷爱读书，希望依据经典探寻古圣先贤的大中至正之道，后因父亲去世、家道不济决定参加科举考试在21岁时（庆历二年，1042年）就以第四名进士及第。在王安石参加及第后的拜谢活动时，他的同乡前辈、时任枢密使的晏殊多次表达对他的赞叹之情，并说：“日后你定会做到我如今的位置。”同时，晏殊也送他两句话：“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对于晏殊的教导，王安石出于礼貌勉强应承，心中却不以为然，私下感叹“：”晏公是朝中大臣，却教人如何适应官场，格局未免太小，境界也实在太低。“直到三十多年后，王安石退居金陵回顾往事时，才恍然惊觉晏殊善于识人，只是浅浅的几次交往，即已洞悉了自己个性中的弱点。
王安石及第后的第一份官职是签书淮南节度使判官厅公事，即大都督府扬州广陵郡淮南节度长官的幕僚。1045年（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的“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这时的王安石对于人才的志向非常看重，认为：”人的才能小有大，志向有远有近。任小责轻时，只要做到和颜悦色、谨慎守法，就可说是仁德与道义皆绰绰有余的称职官员。然而，仁义的内涵至为博大，并不仅仅体现在琐细的言语行动上。担当天下兴亡大任的宰辅重臣，仅仅和颜悦色、谨慎守法显然远远不够，还需具备高远的志向、超凡的见识和非常之大才。“一次王安石在公事上与韩琦发生争执时，脱口而出：”如果这样做，即是俗吏的作为！“曾经担任枢密副使的韩琦不以为然，不但没有因此对王安石有所打压，反而对他的博学多才十分赏识。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王安石正值壮年抱负不凡，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登飞来峰》，表达出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至和元年（1054）前后，汴京是全国学术文化中心，而欧阳修则是这中心的中心。作为政界名流、文坛领袖，欧阳修早已通过文字熟悉和了解了王安石，见面晤谈后更觉得文如其人名不虚传，所以有意加以重点培养和提携，希望王安石能成为新一代文坛领袖，领导宋代诗文运动健康发展。但王安石却志在道德、学术和政治方面，于文学则是第二位的，“他日若能窥孔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至和三年（1056）年夏季，大雨成灾江河决溢，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疏》的奏章中建议朝廷大力进用贤才，并高度评价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并非所有人都欣赏青年时代的王安石。苏洵虽然和王安石同为欧阳修所赏识，却始终无法成为朋友。他们在欧阳修家的饭局上初次见面后，苏洵看到王安石头不梳脸不洗，显得囚首丧面，对欧阳修说：“不近人情者，很少不为天下大患。此人将来必乱天下。”二人在政治观点也有很大分歧，王安石向来以正统儒家自居，认为苏洵“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是巧言令色、朝秦暮楚、见利忘义的投机派。嘉佑六年（1061）年，苏辙通过制科招考被授予商周军事推官，但知制浩王安石认为苏辙的对策偏袒宰相、一味攻击皇帝，因此拒绝为他撰写制词（即任命文书），由此让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雪上加霜。嘉祐八年（1063），苏洵看到王安石声望越来越高，心中不忿，还写了一篇《辨奸论》，把王安石比拟为春秋时代善于揣摩阿谀逢迎的竖刁、杀子邀宠不近人情的易牙，断言其将为天下之大患。对于苏轼，虽然他反对新法，王安石却依然爱惜有加。在乌台诗案中，当朝中很多人意欲打压苏轼、甚至将他置于死地时，王安石却以坚决反对“文字狱”为由头，出手救了他。 多年以后当王安石退隐江宁，苏轼路过拜访，两人握手言欢，惺惺相惜。 告别后王安石评价苏轼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母亲去世，他依惯例扶柩离京，开始居乡守制的生活。他常常前往离江宁城十五里的蒋山寺（又名太平兴国寺）读经，与寺中主持赞元禅师友情笃厚。一天，王安石向赞元禅师请教佛法奥义，赞元说：“你秉受着刚大之气，与俗世的缘分很深。以刚大之气，遭遇深厚的世缘，必定要担当天下重任。怀着经世济时的远大志向，用舍进退，不能从心所欲，则心中不平。以不平之心，怀经世之志，又如何能做到一念万年，于刹那中证得永恒？况且，你性格执拗，容易动怒，而又喜欢追求学问知识，会成为你道的阻碍。但你视名利如敝屣，对于淡泊的生活，如苦行僧一般，甘之如饴，这便是你近于禅道的地方。”
宋代文人以儒立身，融汇释、道，政治上崇尚气节，日常生活中，倡导对名利富贵、贫贱忧戚、死生祸福，保持主动从容的超越态度，试图成就“内圣外王”的“圣贤气象”。王安石坚信人的富贵贫贱是上天决定的，君子应该将祸福置之度外，遵行仁义，顺应天命，而不是汲汲于得失祸福，以至于偏离人性的正道。因此，富贵不值得欣喜，反而应检讨自己是否德不配位；贫贱亦不必忧悲，而应坦然接受。时机尚未成熟时藏锋不露，德薄而位卑却试图拯时济世，无异于用手捡拾洒落的汁水；机会来临则挺身而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登帝位，希望寻找一位可以同心协力进行政治改革的股肱大臣，以解决长期以来“三冗”（冗兵、冗吏、冗费）问题导致的国库空虚和对辽、西夏的妥协求和。一番斟酌后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熙宁元年（1068）春，王安石进京途中泊船于瓜州，写下对江南的眷恋和功成身退的期待：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出发前，曾让儿子王雱在京城寻一住宅，愿望是与司马光相邻而居，希望孩子们能跟司马光学习为人处世之道。但到京后和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在讨论朝廷政务的过程中却有着明显的政见分歧，常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互相辩驳。据说，司马光曾私下问他：“介甫推行新法，却援引些小人，或置于清要之位，或授以监司之职，这是为何？” 王安石回答道：“新法初行之际，用人自当以才干和执行力为先。等诸法实行成功之后，再逐一更换，用德才兼备、稳重可信的人守之。 所谓智者行之，仁者守之。” 司马光连连摇头：“介甫错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易进难退。小人倘若得势，岂可轻易去之？一旦去之，必成仇敌，他日悔之晚矣！” 王安石默然不语。
王安石上任之后，多次与宋神宗畅谈，神宗对王安石所讲的“变风俗、立法度”十分赞赏。熙宁二年（1069）正月初一，王安石满怀憧憬，题诗一首，洋溢着除旧布新的蓬勃气象：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虽然宰相韩琦认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但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力排众议，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启动改革。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政治理想是辅佐出一个像尧舜那样的千古明君，而宋神宗也有做好皇帝的觉悟，因此两人相互之间非常信任，一心共同推进改革，出现问题时共同面对。但另一方面，尽管神宗一直给予王安石极高的礼遇，屡屡称为“师臣”，并与王安石同样有着富国强兵的革新愿望，却始终没有放弃“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从不过多压制反变法派的言论，即便有些言论，事后证明确为“诬罔之词”，亦并不严厉惩处，以此保证言路的畅通。这些变法的反对派，一有机会就会再次起来反对变法。熙宁六年冬到七年春，天下大旱，百姓流离失所，不少大臣认为这是王安石的变法触怒上天，上天对北宋王朝进行惩罚。王安石以上古尧舜明君在位时期都不能避免水灾旱灾，然而，面对三朝大臣们的苦苦劝进，神宗早已动摇，王安石也看清了自己现状，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变法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上书辞去相位。虽然十个月后再次复相，但王安石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已经有独立主见的皇帝，君臣二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恢复，反而更为疏远了。
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之后，举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没想到此人野心很大，想要彻底代替王安石，为此还采用手段对王安石进行抹黑。王安石原本个性执拗，争强好胜，即便与神宗相争，也决不轻易退让，何况吕惠卿在此之前，一直都是他的晚生后辈、助手、下级，因此，王安石在复相后，一旦与吕惠卿有意见分歧，在言语、态度上，难免咄咄逼人，显得专横独断，吕惠卿在他所撰的《日录》中，就曾抱怨说“才与商量便恶发”。追随王安石多年，彼此关系极为亲密，吕惠卿无疑十分熟悉和了解王安石的个性，但随着自身身份的改变，他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作为王安石的追随者和心腹助手，接受王安石的强势态度，或许并不特别困难；但如今他已然是参知政事，位阶固然仍有高低之别，但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同列”。每一次因政事发生分歧后，王安石一如既往，对事不对人，故而心无芥蒂；吕惠卿则桩桩件件，耿耿于怀，这恐怕是王安石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心灰意冷，放弃改革，退居钟山。此时他心中既有“凌寒”的孤傲，更有“独自”的落寞，虽有“暗香”，终究无法传遍朝堂之上。曾托物言志，写下《梅花》一诗：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安石彻底回归了山水田园，实现了与自己政治理想的和解，实现了与曾布、吕惠卿等故人的和解。一首《书湖阴先生壁》表达出他退休闲居的恬淡心境，从田园山水和与平民交往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万物一体，九州一家，天地之间的一切本都是相对的，没有大小、内外、远近、寿夭、贫富的区别。所有区别都是由人的主观成见，与局部、片面的立场而产生。当人放下执念以后，用摒除了成见和片面性的自然之道，来观照事物，事物便将呈现其本然状态，心灵亦将获得觉醒与自由，涵容一切，哀乐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