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文明进步的要求，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缠斗

如果说十八世纪是贵族的世纪，那么十九世纪是第三等级的世纪。如果十八世纪是启蒙的辉煌时代，那么下一个世纪是理论试图落地的时代，人们不得不直面现实世界的凄风苦雨。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一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宏大画卷，它反映了普罗大众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诉求：面包与文明进步。肚子要求面包，这是全书开篇便已摆出的不容忽略的现实。序言中，雨果即痛陈“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冉阿让偷面包、服苦役，芳汀出卖头发、牙齿和肉体，爱潘妮做父亲的从犯，野孩小伽弗洛什游走于巴黎街头……多少苦难由贫困而起。物质匮乏使人被最渺小的石子绊倒，它用饥饿摧残体肤，用世态炎凉侮辱人格，滋生了万般罪恶。与家庭决裂的马吕斯固然能凭诚实的劳动与朋友的接济勉强维持清苦生活，但别忘了德纳第夫妇，还有巴伯、海嘴、铁牙和巴纳斯山。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原则，忿忿不平又不事劳作，他们偷盗、邪淫、谋害、暗杀，代表了底层的可怕黑暗。这或许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在雨果眼中，如此黑暗惟有光明能够扫除——要用哲学和进步改善现实、追逐真理，从而摧毁那些无知窟窖和罪恶渊薮。

由此可见，雨果的关怀起于物质，但并不止于物质。雨果相信“才智和精神的增长的必要性决不亚于物质的改善”。他声称此书“从头到尾，从整本到细节都是从恶走向善从不公正到公正，从假到真，从黑夜到天明，从欲望到良心，从腐化到生活，从兽行到责任，从地狱到天堂，从虚无到上帝”，“它的出发点是物质，终止处是心灵”。

与冉阿让个人充满惊涛骇浪的内心世界相呼应的，是1832年革命背景下起义领袖对现实世界之光明的追求。“ABC的朋友们”是受苦难人民（Abaissé）的朋友，这群青年风华正茂，性格各异，却都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同一事业。代表革命逻辑的安灼拉紧跟罗伯斯庇尔，代表哲学的公白飞信奉孔多塞。前者充满起义领袖的坚定信念和战斗激情，后者用理智勾勒蓝图，又不乏知识分子的思虑。安灼拉不忌惮使用暴力，而公白飞认可暴力的必要性，却要申明其局限，提醒安灼拉子弹下殒命的敌人本可能成为他们的兄弟。至于格朗泰尔，他是个怀疑论者和唯物论者，身上有着拉罗什富科、皮埃尔·贝尔和霍布斯的影子。这样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什么也不信的人，却坦诚地对安灼拉说“我信仰你”，真是咄咄怪事，却也合理极了。在希望渺茫的黎明前夕，这群年轻人用血肉之躯反抗腐朽的制度，呼唤光明，成为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推崇和平改良的途径，雨果仍对这群英雄抱以最深切的同情，认为他们是“为了未来而努力从事、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他们的起义或者暴动所攻击的，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而是全世界范围内对人的篡夺和对人权的篡夺。麻厂街的青年没能得到巴黎百姓的群起响应，他们被抛弃了。但为理想献身、为进步献身者，理应得到历史更加公正的评判。

不难发现，“进步”的字眼在《悲惨世界》中随处可见。对于进步，雨果的信念坚定不移：“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减少黑暗中的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要实现他所说的进步，便得投身科学与艺术。“现代的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诗意的理想是进步的动力，而科学又是艺术的支点和原动力。就连对巴黎下水道的描写，也如一支进步的赞歌。可以想象，对于卢梭式的文明批判，雨果恐怕是不会买账的了。

至于珂赛特与马吕斯，作者送上了最慷慨的好运。他让命悬一线的马吕斯经下水道回到外祖父家中，重获生机，又赢回失而复得的爱情。马吕斯的外祖父吉诺曼先生，有如冉阿让的对跖点。这是一名风流的保王派，养尊处优，热爱物质享乐，仇视革命与暴力。倘若平心而论，他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奄奄一息的马吕斯被奇迹般地送回家后，这位疼爱外孙而畏于表达的老人终于真情流露：以为马吕斯活不成时悲痛欲绝，看见马吕斯苏醒又欣喜若狂。他对外孙的爱超越了政治意见的鸿沟，这种爱使他接纳或者说是容忍了马吕斯的革命者身份，也接受了他要与一个（貌似如此的）贫苦女孩结婚的愿望。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吉诺曼先生依然是旧制度的化身。“你们是属于十九世纪的？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属于十八世纪的！”他来自贵族的世纪，要为筹备婚礼极尽豪华之能事，赠给珂赛特无数绸缎和丝绒的古董华服。他痛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懂过节的那套方法”，他鄙视这个新世纪，觉得它平淡乏味，不幸至极：“你们的十九世纪萎靡不振。它过分节制，它不懂得富裕，它不懂得高贵。”逐利的动机取代了昔日的文雅：“本世纪大家做买卖，在交易所投机，大发其财，都变成了吝啬鬼。”对新世纪的这番批判竟有点儿托克维尔的味道。马吕斯与珂赛特喜结连理，在吉诺曼家过上幸福的生活，看起来像是悲惨的一切落幕后的一场完美结局，但又好似对旧制度的一次招魂。

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临近结尾时，冉阿让又一次做出有违个人利益的决定，告知马吕斯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遭受了与爱女离别之痛。冉阿让的耻感与自毁冲动，马吕斯的“忘恩负义”，多么让人懊恼气愤。但我猜想，从小说结构的角度观之，这一情节安排或许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配重。马吕斯和珂赛特结婚，虽然皆大欢喜，但却不乏违和感。从惨烈的街垒战斗顿时滑落到安逸的老贵族之家，从悲壮徒劳的英雄血返回华美安全的旧世界，对比实在太过强烈。若仅以马吕斯与珂赛特的美满婚姻作结尾，终究来得太轻了。全书不得不回到真正的主人公冉阿让，设置一个更沉重但又不乏希望的结局。它提醒人们，沙威虽一去不返，“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抽象的“社会的毒害”与“愚昧和困苦”仍未消失。

最后对小说吹毛求疵，挑几个毛病。第一，作为浪漫主义小说，部分情节略显夸张和不切实际。偌大的法国，偌大的巴黎，来来回回总是几张熟面孔，沙威和德纳第就像哪里有用哪里搬的剧情工具人。第二，冗长的铺垫和议论割裂了本该流畅的叙述。第三，女性人物缺乏主体性。如果说芳汀至少有过挣扎，那么珂赛特完全就是毫无主见的漂亮提线人偶，就连德纳第老板娘，也是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好妻子。相比之下，反倒是爱潘妮给了我更多的惊喜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