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科学化：得、失与思想启示——《国际政治理论》述评

Item: 国际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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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归去来兮

2023-06-19 23:59:00 已编辑北京

1. 得：纵向发展

华尔兹著有论文《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其标题可视为他学术生涯的缩影。在早年的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华尔兹分析了人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三种意象，并强调三者的结合才能解释战争的根源；该观点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包含内容的广泛性。但在70年代方法论革命、学科独立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学者面临着证明本学科独立性、界定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的问题。因而，华尔兹从原有的研究纲领后退一步，以“国际结构决定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作为理论的主要逻辑。在《国际政治理论》对结构定义的三个要素中，排列原则、单元功能属于常量，因此唯一有所变化的能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这是一种非常简约的表述。借此，华尔兹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即“从现实主义思想到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超越。

理论的重点在于边界性，科学化则意味着可证伪。为将理论从无数规律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就必须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具备精确定义的体系，对外交政策、体系变化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忽略，否则就会倒退回传统现实主义无所不包的“思想”范畴。另一方面，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性概念难以从实证层面上被证实或证伪，因不符合科学化的标准而被摒弃。这些趋势也影响到其他学派：新自由主义从建构新纲领的原有目标后退，接受了理性、物质、科学、体系等基本假定，转而仅就国际合作问题对华尔兹的理论进行补充。从范式角度看，两大理论的通约合成也促进了范式转移和建构主义的兴起。

2. 失：横向对比

对概念形成进程的关注。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是给定的，竞争和社会化的影响局限于行为层次。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根本作用，指出社会化改变了行为体的认知和属性；观念影响下的利益建构了权力，决定了物质能力的意义。这种差异源于两种理论设置了不同的边界：在华尔兹处，因变量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作为自变量的权力和利益必须具备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以保证因果路径的推导；而温特将权力和利益视为被解释对象，强调共有观念的建构作用，自然更关心其产生与变化。就此而言，新现实主义是一种静态的、现状偏好型的科学理论，长于解释稳定结构下的国际问题，却短于分析进程和变化，不利于国际体系的革新。

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国际关系缺乏中央政府是常态，但在相同的结构背景下却出现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情况，即“同因异果”问题。对此，新现实主义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常量和先验的研究起点，认为能力分配才是国际体系稳定性的决定因素；建构主义则将其视为互动的结果，指出不存在单一的无政府逻辑，并通过三种无政府文化的分野解释国际局势的差异。对比两大理论的解释，如果将无政府状态等同于中央政府的缺乏，则现状长期无法改变。而如果同时考虑到权力集中性和体系规范性两方面，将无政府文化的内涵视为连续的光谱，就可以寻求康德文化下“权力分散的权威”，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无政府难题。

理论化是一把双刃剑。华尔兹对国际结构的重视史无前例，但也为此忽视了系统层面上同样重要的国际制度、文化环境和力量组合，存在过于简化的问题。总之，华尔兹使国关理论变得简约（elegant），但也不再富有魅力（enchanting）。

3. 思想启示

(1) 结构理论指导生活实践。华尔兹强调，社会化和竞争减少了行为和结果的多样性，促使国家成为相似单元。行为体不必拥有完全理性或了解结构，只要拥有生存需求，就会在社会化的压力（正面）和优胜劣汰的奖惩（反面）中自然地学会结构的逻辑。相应地，只要不涉及结构，特定个体意图和行为的改变就不可能趋利避害——该观点被视为华尔兹理论的“决定论倾向”。

在个人生活层面，祛魅后的现代性浪潮使财富积累、工具理性成为共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结构特征。身在现代社会中的行为体试图通过个体努力在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实现个人目标，却忽略了结构的重要意义：个人努力所获成效的上限受到结构限制，而无意识地参与竞争本身就证明了结构的巨大影响。

在不能改变结构的条件下，现代人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践行现实主义的审慎（prudence）美德：不是无条件追求成功、无限制扩张权力，而是参照自身能力确定理想的结构位置，在能力和预期间达成均衡。权力不应成为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应该服务于实现价值与个人幸福的根本目的。通过“消极倦怠”的方式与自我和解，现代人可以实现身心健康的保全。

(2) 现实主义提出时代之问。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防御性，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是充足的，国家应该采取维持现状的战略，这就使国际合作成为可能。但在“新自由主义的二十年”之后，世界政治重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民族主义、国际冲突代替了和平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中国越来越深地受到国际结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建构成强调安全和自助的“相似单元”。而从伟大复兴的目标看来，中国崛起必须在结构层次做出改革。

改变能力分配是最简单的复兴方法，但如果中国只是在现有体系中加强综合实力而不改变结构，则默认了“必有一战”的历史循环观，是对结构影响的屈服。在此方面，可以借鉴建构主义观点，改变能力具有意义的语境，建立一种以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体系内的力量被用来保护居于主导地位的多数人的利益，不再被感知为进攻和威胁，而服务于共同发展的福祉。

转变对单元功能的理解。华尔兹以“对内功能”佐证国家功能无差异，但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国家功能理应被定义为一国提供的满足他国需求的服务。据此，中国可以遵循供给导向的路径，首先为各国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其他国家在安全和发展上的需要；当自身综合实力较强时，并不包办一切国际事务，而是着力在横向上强化各国功能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以此保障与主要大国的分工协作，防止自给自足单位的再生产。

最后，中国可以试图改变无政府状态的排列原则，建立具备横向普遍有效性、纵向完全传递性的“天下体系”。但这种类似于建立世界政府的努力必然是困难的，也面临着“天下体系与传统帝国有何区别”的问题。对此，中国必须从本民族文化出发，证明自身文明具有的“无外”特征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传统；必须保障体系内多数国家的利益，更加强调公正平等的价值，以与“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帝国传统有所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