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史料搬运工，作者杨津涛
原文链接：熊廷弼之死：管窥明帝国制度病的极佳切入点 | 荐书
说起明清鼎革的历史，不免让人想起很多悲剧英雄，千古奇冤的袁崇焕、全家殉难的孙传庭、以死报国的史可法、埋骨西湖的张苍水。当然也少不了熊廷弼，大明辽东经略。
在晚明，熊廷弼曾被万历、天启两位皇帝寄予厚望，是影响辽东战局走向的关键人物。这位两任大明辽东经略死于1625年，下距清军入关还有19年。他的死亡，汇集了导致明朝灭亡的诸多因素：党争、辽事、昏君，以及财政崩溃。而在非虚构历史写作极为繁盛的今天，还没人专门写一写熊廷弼。故此，吾友唐元鹏的《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一书，可谓具有“拓荒”的意味。此书在史料上下有苦功，自《明实录》《满文老档》《李朝实录》至黄仁宇、樊树志、小野和子等学者的著作，皆在参考之列。且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将枯燥的史料化为具象的历史情节，欲以熊廷弼一人之事迹管窥明亡清兴的历史缘由。熊廷弼是怎么死的？
1608年，熊廷弼巡按辽东，几年间整治贪腐官员，修缮城垣，政绩斐然；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熊廷弼临危受命，出任辽东经略，大体上稳定了辽东局势，不久在言官攻讦下去职；1621年，他再度经略辽东，结果因巡抚王化贞不肯听命，导致广宁失守，熊廷弼与其一同下狱问罪，死于非命。在《熊廷弼之死》中，作者对这十几年间的朝堂纷争、边境战事、外交风云等都有精辟论述，其中有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那就是前言里说的，熊廷弼在辽东所做的“不过是拟定攻守大战略，催粮催饷，为军事将领们补充兵员装备”，“原来所谓‘名将’就是个‘后勤大总管’”！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都制定了完善的御敌方略，但所有这些都需要巨量钱粮支持，但因朝廷要钱没钱，要粮没粮，一切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一、辽东乃“吞金巨兽”
嘉靖以降，国防一直是大明的财政黑洞，赖建诚《边镇粮饷》一书给出的数据显示，1602年运往九边重镇的京运例银315.7万两，约占户部全年支出的85%；1612年军费开支已经占到了可怕的97.25%。赖建诚总结说：“明代的财政垮在军费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撑得起这种国防支出。”其时，努尔哈赤还没有称汗建国，辽东方面所需粮饷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接下来的发展，不要说整个帝国的军费，就是辽东一地都足以压垮大明。明朝“九边”中，原本蓟州镇、大同镇所耗军费最多，而辽东镇只比它们略少。以1602年来说，辽东镇从户部获得拨款41万两，占当年京运总额的13%。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辽东军费暴增，有官员上书说，过去一年多时间，“解发该镇者已四百余万，各边腹征调所用过安家行粮，衣甲器械、马匹等费，又不啻百余万”。辽东镇一年多就花掉白银500多万两，难怪作者会把辽东战事称为“吞金巨兽”。更要命的是，这只巨兽无论进退、输赢，都一样要吃银子。熊廷弼作为辽东经略，不同于前任杨镐，认为明军惨败之后继续进剿绝无胜算，主张“坚守渐逼”，即先保守现有城池，再徐图恢复失地，直至解除女真之患。按照他四处防守的设想，需要投入士兵18万名、战马9万匹，由此一年至少要消耗饷银324万两、粮食108万石和草料2160万束——这还没算布匹等其他物资，以及巨额运费。当时的万历帝别无他法，只能咬牙同意了熊廷弼的计划，并给予全力支持。但只过了一年，万历帝驾崩，熊廷弼失去靠山，在政敌弹劾之下被迫从辽东去职。熊廷弼前脚刚走，努尔哈赤后脚就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攻陷了沈阳和辽阳两座辽东重镇。国破思良将，天启小皇帝只得启用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二、巨大的沉没成本
熊廷弼依旧主守，并制定了“三方布置”之策。《熊廷弼之死》中对此有详细解读。简单说，就是以广宁这个辽东仅存的重镇为核心，从正面防御后金，然后以隔海相望的天津、登莱（登州、莱州）为次要战场，跨海骚扰后金，另外还要借助朝鲜为后援。有了战略，下一步又回到了钱的问题上。《明史》的说法是：“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银千二百万。”即白银1200万两。作者解释说：“广宁正面要聚集20万以上的兵力，其他两路也要有数万兵力，这么庞大的兵力集结，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天文数字。”不过这一次，熊廷弼还没来得及施展其“后勤大总管”的筹款能力，就遭到了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反对，后者手握14万大军坐镇广宁，扬言可以一举荡平女真。结果当努尔哈赤突袭广宁，王化贞在关外一败涂地，熊廷弼被迫与他一同撤回山海关。古今中外，政府因为打仗导致财政危机很常见。在17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会通过发行国债缓解危机，而同期的明朝还不懂使用金融手段，能做的只有给老百姓加税。林美玲著《晚明辽饷研究》对此有精确计算：1618年，朝廷为筹集辽饷，下令各省田地每亩加税3.5厘，全国由此多征白银200多万两。1619年，加税额度翻倍，每亩多征7厘；1620年在前一年基础上再加2厘，多征总额理论上达到520万两。此外，朝廷还多方筹措，挪用其他边镇粮饷，找藩王捐赠，而且一直动用万历帝的小金库——内帑。三年时间，明朝以举国之力为辽东花了2018万两以上的白银——这不过勉强确保辽东守军在一次次全军覆灭后可以重建。如果将时间拉长到崇祯年间，就能看到大明从萨尔浒、辽沈陷（浑河之战）、广宁溃、松山围，经历了四场会战级别的失败，每一次都要葬送十几万人，同时还丧失相应的装备、粮饷、城堡。也就是说每隔几年大明就要就承受上千万两的沉没成本，每隔几年就要重建一套十几万人的防御体系。这么折腾，谁来都受不了。三、遇到叛逆期皇帝
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看上去都是因为政敌作梗导致他无法全力施展，让努尔哈赤捡了便宜。实际上，1619—1621年熊廷弼受制于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即便可以放手去干，也同样没有条件落实方略。归根结底，熊廷弼的稳守战略需要巨量财政支持，但大明朝廷表示“臣妾做不到啊”，总是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通过进攻解决女真问题。也就是说，熊廷弼保守的战略与大明的财政困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他步入西市的根本原因。除了财政这根压垮熊廷弼的稻草，朝堂上还有东林党、阉党、楚党、浙党的明争暗斗，让熊廷弼在辽东战场受到重重掣肘。作者尤其点出了过往常常被史家忽略的“杀熊元凶”——天启帝。这位少年天子是典型的叛逆期中二少年，爱憎分明。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广宁溃败之后，原本对熊廷弼寄予厚望的天启，转而指责熊廷弼“九死不足以尽其愆”，坚持开刀问斩。斩了还不解气，天启还诏令将熊廷弼“传首九边”——把人头拿到“九边”依次“展览”，以儆效尤。天启的叛逆性格决定了熊廷弼的生死，制度问题变成了人的问题。在杀熊廷弼这件事情上，天启一直乾纲独断，从未大权旁落。唐元鹏兄的这本《熊廷弼之死》，有助于今人读懂明朝为什么不可能击败女真，也有助于读懂究竟谁该为明朝的灭亡负总责。（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