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苦住庵记》的散读碎念

这些天在讨论秦桧和周作人，因此弄来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翻看，做些读书散记。因其同为文人的身份和有相似之处的历史事件背景，本想找两人的共通性，但越往下读越觉得差异性之凸显。当然这里的周作人是木山绘本，虽然是建立在大量确凿的实证依据而展开细致的分析，并在下论断的时候小心翼翼点到为止，作者还是诚恳地道出：“我现在针对作为抗战之敌而遭到追究的这个文人所做出的判断，除了道义和想象上应有的混乱，还由于感伤的情绪，而难免不发生扭曲的。”

与坚定站在主和立场的秦桧不同，在木山的论述中，周是在努力寻求第三空间的：介于“反日”与“亲日”之间的“持第三种研究态度的独立派的生存余地”业已完全丧失。不光是时代趋势，就连他本人，在他以独特的方式脱离个人主义的同时，“研究”或“文化”的专家式、艺术主义的“独立”，至少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被放弃。因此，“混乱”“摸索”和面对艰难时局下的难题，与自己究竟有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充满苦涩的迷惘相连，在论及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时，周作人自己的兴趣也和研究对象一起遭到了检验。——木山英雄在译著《日本文化谈》（周作人原著）里的补注解说

在第三章“滞留北京”里，作者以大量文献展现77事变之后北京市内的情况和各界的反应，进而梳理出北京各院校和学人的境遇，以及在去留问题上周作人做出的抉择。在私人通信上出现的“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和“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可以说周在日常生活困境之中的不得已之处，但也难以解释为周滞留北京的全部原因。而其后的周作人不得不书写“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这样的话语来消除友人的疑虑，以作者的视角，敏感点出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留平人员和南方避难群体之间的隔膜。不过对李陵这个特定反证人物的选择，我以为周还是埋下了伏笔，为他日后的行为，或者是潜意识层面的？

第四章“非议与沉默”当中，作者交代了1937年底之后中日两国政治态度和政策的调整和演变，以及获得周作人附逆消息之后，文化圈诸人的反应和作为。没有过多评述，仍是以当事人当时的文稿为依据，兼淡淡的个人背景描述。愤怒、怀疑、声讨、同情……甚至有“希望他追从范爱农，以悲哀来代替今日人们心头的耻辱”，这些关注周作人境地的，大抵也是从自身境地出发，做出“政治正确”的结论。有个现象很有意思，貌似有人为了证实该消息是误传，不惜以编造伪证来为周的行为做辩解。

第六章“狙击事件”的补注里，特别提到丰三（周作人的侄子）的自杀，“周建人后来讲，丰三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接到向周作人下手的命令后，苦恼犹豫之余自杀的。”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说法，却是最为令人心酸的。无论哪种说法，丰三的死显然跟周作人遇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真相永远不能明了。知道的，只是这个侄子最受伯父的宠爱，而伯父又说是为“家累”留在北京，“家累”包括了站在抗日立场南下上海的鲁迅和周建人兄弟所抛下的妻儿（“我兄弟的弃妻，就是我的妻妹，有二子一女，也住在我处，过着共同生活，此外我的老母同了鲁迅前妻虽然住在别处，也要我照顾”——摘自周作人书信）。这其间若说有个基调，就是旧式大家庭的脉脉温情吧。只是这乱世的温情像冷水浸透的被子，欲求其暖而裹在身上的，收获竟是刺骨的寒。

未能逮捕到行凶者，扑朔迷离的狙击事件演化成一场罗生门。当时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是抗日学生所为，也有怀疑是重庆方面（国民党）的操作，甚至数年之后有跳出来在美国出书自认凶手的（卢彬斐《It is Dark Underground》，对此，周作人在1962年12月8日致鲍耀明函里指出不实之处，嘲讽了该作者：“如说出事原因在做督办，可谓年代错误之甚，做督办乃民国三十年之事，而暗杀则在廿八年元旦……由作者误解时日在前，尚属难怪，至为奇怪者，乃冒充凶手之人，而且居然用英文做起书来，其可谓破天荒矣！”——《1960-1966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而周作人本人却至始至终坚持认为是日本军部搞出来的。似乎哪种说法都有说得通的地方，但又没有确切依据，在这里木山隐隐透露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即“抗日性的恐吓”，不过也讲了“事件的真相，就连其动机亦不容用单纯明快的思路来推测”。

木山对遭遇狙击事件之后的周作人之心理剖析很精彩，指出作为自身辩解，不管是因日本方面的恐吓而害怕，还是因遭到了爱国青年的恐吓而自暴自弃，对周作人来说并没有坚持到底的根本不同——“恐怕是在与名誉和辩解心理略有不同的层面上，他对事件解释成了出任伪职的动机。”木山由周的自嘲得出“他以此事为契机，仿佛获得了某种如释重负的心境”。行为观察上，周对此事的谈论“总是显得比较饶舌”，“甚至用肢体手势比划着”，在《知堂回想录》里的相关部分“也有一种让人感到反复讲反复书写而形成的流畅感”。综合上述种种迹象，木山推理出周作人的说法之心理成因：“盖狙击如果来自日本军部，那么，超越他参与临时政府的本人意图的、政治上与占领方合作的合作性，将是会被占领者所否认的吧。”这里面微妙的思考逻辑，再加上“跨国死亡之线后所造成的某种身心虚脱感”，才使得他大胆打定主意，走上出任“伪职”的道路。当然真相不得而知，这也就是木山的一个推测，但在他凭借有所选择的大量文史依据上来看，倒是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在出任“伪职”的职务处理上，周作人把国文系主任的位置让给沈启无，自己仅做个普通教授，一来是偿还狙击事件的债，二来也试图减轻自己的负担。这也算是遇刺后遗症之一吧。而出任督办之后，周作人对自家宅子的改造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驱使呢？又有对其怀着同情的洪炎秋提及周作人的出任督办与其老友罗子余的贪污事件有关系（被拖下水，要吃官司，不得不跳进火坑为他们担待），不过这方面说的人少，大抵认为琐碎的人情世故无法盖过政治动机的是多数吧。

周作人多次在行文中（《读<东山谈苑>》、《玄同纪念》）引用倪云林为张士信所窘辱而绝口不言的故事，即“一说便俗”，做为他“不辩解主义”的出典。不过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复重申这个典故，就是一种辩解方式。

周作人的这段言论很有意思：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即将安泽也。（《中国的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