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有剩义：身体、资本主义与绝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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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是一本奇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费代里奇，用一种批判、补充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方式将猎巫与原始积累、妇女地位的下降、生命政治的崛起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费代里奇补全了《资本论》缺失的女性视角，但如果仅仅把这本书当做对女性的性别分工起源的探析，资本原始积累手段新视角的引进，甚至是为“女巫”的历史正名，绝对是对她野心的低估。先说本书隐而不彰的结论，费代里奇通过本书证明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只是欧洲封建制的异化，二者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统治阶级—土地贵族的不同工具，伴随着殖民—猎巫—圈地的三位一体，内殖民与外殖民共同发力下的资本原始积累正好对应了绝对主义国家在欧洲的兴起。换言之，费代里奇证明封建制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别无二致，不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带来的而是政治看得见的手推动的，它们共同代表了不是福柯式的——而是阿甘本式的生命政治的力量。
在当下，一位女性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往往被认为主体性受到了压制，家庭主妇与社会的脱钩经常是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古代，女性往往从属于男性，在家庭中只有少部分女性基于地域自然条件的便利可以从事家庭手工业，否则都是全职主妇。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妇女对男性的从属是封建残余，而对费代里奇而言，女性彻底成为家庭主妇并不是封建制的问题，欧洲（包括中国）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妇女在生产上的劳动一直存在，只有对妇女的剥削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开始发挥核心作用时，妇女才失去了自己劳动的权利，成为家庭中的“无偿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言，劳动力的身体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无论是在新大陆种植园或金属矿还是旧大陆的手工工场和土地，统治阶级获得财富积累的基础都是劳动力的身体，资本主义时代相较于封建时代只是空前加强了对身体的治理而非发明了对身体的治理，从种植农到工人，生命政治不是从无到有而是程度变高的差异。女性成为家庭主妇在资本主义时代空前明显，相比于封建时代，手工工场的崛起甚至使女性被剥离出了土地和家庭手工业，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本身甚至是对妇女解放的倒退，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生产力的提高甚至不是一种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而是相反。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费代里奇发现了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缺陷，由于马克思没有论述资本主义在女性身体领域带来的变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如何完成了性别分工，就错误的将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当作人类自由的必由之路。妇女被禁锢于家庭之中，正是为了服务于性别分工，男性工人可以将身体完全奉献给工作，在那个一天工作16个小时的时代，男性工人无暇顾及家庭，只有将女性剔除出工作领域，劳动力的再生产（生育）才能有所保障，一个全心做家务的女性才能成为市场劳动的保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了保证劳动力不断再生产，将女性身体局限于家庭，不仅剥夺了妇女的工作权，也希望控制生育自主权。在这个层面上，猎巫——这个被马克思忽视的历史事件意义就被发现了。猎巫正是通过将不服从于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女性污名化为女巫，将那些堕胎、流产、杀婴、不育、不婚、“克夫”（有的是因为贫困原因，有的则是自然流产或意外）的女性进行审判，这种模式虽然继承了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却主要由世俗法庭而非宗教裁判所实行，展现了彻底世俗的一面，这是一种强烈的规训，把任何与资本主义需求相异的女性行为取向加以纠正。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生产与再生产不再统一，这种家庭劳动包括生育，由于本身不直接创造市场价值，其在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功能变得不可见，成为了不被认可的、看不见的劳动。我们会将家庭劳动“自然化”，当做一种女性的天生义务，贴上女性的标签。如果说圈地运动是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让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资源，那么猎巫就是在劳动阶级内部完成性别分工，来保证劳动力体系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二者的核心就是身体。如果我们认可费代里奇的分析，那么性别身份就承载了特定的劳动功能，性别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现实，而应被视为阶级关系的具体化。朱迪斯·巴特勒把性别当做一种文化建构，真正的性别永远是操演性的，那么费代里奇强调的性别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操演，用来表现阶级本身，带来的结果便是资本主义与人的解放毫无关系。额外说一句，费代里奇通过猎巫的分析实际上重新思考了包括性别在内的人类解放，他在书中对布拉依多蒂等人的引用也许暗示了她理想的可能路径：后人类与赛博格。
但如果对《凯列班与女巫》的阅读停留于此，无疑不能真正进入费代里奇的资本主义身体讨论，也无法理解她缘何在前言中对于马克思的反叛以及对福柯生命政治具有生产性论断的批判。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将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推动劳动力的流动，但我们细究圈地的历史，实际上是为了将劳动力固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从而防止人口流动。在农业时代，农民实际上创造了许多逃避控制的微观形式（可参考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与《逃避统治的艺术》），成为佃户、远离旧土地从而逃避赋税造成的在籍人口流失在东西方都有着一样的表现。这不仅是因为统治技术和国家能力的相对孱弱，也是对于劳动力作为财富的认知差异导致。身体不但是可以对抗劳动的野兽，也是劳动力的容器，是工作资料与机器。劳动力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握使得劳动力有许多方法逃避国家，只有剥离生产资料，并辅之以新的治理技术，才能真正让统治阶级掌控身体。中世纪教会通过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迫害给予了一种这种统治需求现代式的灵感：压制、规训与身体的分类；通过解剖医学，我们祛除了身体的神秘，为我们量化身体能力，给身体进行劳动模式分类提供了实证基础；通过近代笛卡尔以来的机械论哲学，我们将身体他者化，机械化，工具化，让身体成为了劳动的工具。而巫术、魔法为代表的，对统治的微观反抗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脱离身体服从性、工具性的意识形态，这种“超自然力量”代表着对于计算、量化、理性的全面反对，魔鬼代表了身体超越劳动的绝对自由，是一种绝对的社会越轨行为。除了巫术，治理人口流动也推动了与猎巫相配合的“大禁闭”政策的发展，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欧洲对于流浪汉、乞丐冠以疯癫之名的一系列非人化治理，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劳动理性。这就是巫术与当时统治手法的内在冲突，猎巫是内在于统治技术改变的历史逻辑的。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的诞生不过是一种“封建制”的异化，是封建制本身的一体两面，它和解放本身并没有直接关联。是统治者主动杀死了封建制选择了资本主义，而非一种市场化的进程。资本主义的开端就是一个巨型的集中营：在新大陆，土著被殖民者的米塔制度纳入，成为种植园和波托西的奴工；在东欧，新的农奴制将更多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进行国际粮食生产贸易；在西欧，圈地、猎巫，以及给流浪汉们打上非理性的疯狂烙印，监禁在工棚和教养所。在大西洋上，非洲的奴隶不断向殖民地输送。整个原始积累包括劳动力的巨大积累——赃物形式的“死劳动”与可被剥削的“活劳动”以远远超过封建制时代的规模加以实现。费代里奇在全书中多次点出资本主义与封建制的密切关系，也提及这种关系的背后是统治，是国家。可以说，作为一个知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她却把蒲鲁东的视角重新引入了历史诠释，这也是本书称得上奇书的一点。她绝非把火力集中于资本主义，这是表面的论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诸多政策的政治性在猎巫这里得到了充足的体现，也彰显出了她真正的目标：国家。除了上面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内容，我们必须回到她对福柯的批判来展现她隐藏论点的全貌。
福柯的生命政治本质上并非旗帜鲜明的批判权力，而是展现一种分析事实，福柯本人并没有给出价值判断（虽然习惯上我们会感到他对于权力的批判）。他对于生命权力具有生产性的论述实际上表示现代政治的生命权力通过规范化对生命进行规束，通过控制生命的偶然性因素（偶发事故、随机因素以及生命之诸种缺陷等）来提高生命，也就是说，生命政治与规训在对身体的压制之外本身也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存在，但费代里奇通过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解，走向的是反福柯主义的生命政治理解，这是阿甘本的路径：生命政治直接同至高权力彼此锁定。正是国家运用生命政治对身体进行治理，将劳动力的身体变为国家控制下的身体，这是权力的中心化形式而不是福柯的去中心化形式，劳动力的身体正是等待权力决断的“赤裸生命”。女性的子宫，男性的臂膀，无一不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猎巫、圈地、禁闭、人口贸易无一不是为了创造决断的条件。可惜的是，费代里奇没有将这一进程与绝对主义国家在欧洲16世纪以来的兴起联系起来，她提到了重商主义与人口控制的联系，提到了17世纪法国重商主义如何推动了怀孕、生育、流产登记的出现，却没有指出重商主义的背后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正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绝对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家能力而极力推广资本主义，是他们用权力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推动了16世纪5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的大猎巫。这也是为何资本主义是封建制的异化而非颠覆，这也是费代里奇通过女性主义历史诠释最终所要达至的目的。
那么，这样的原始积累模式，这样的权力构建，仅仅止于费代里奇笔下的时代吗？对于女性身体的性别分工，对生育的控制，对猎巫、圈地、身体的奴役，仅仅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求吗？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或者说这也是《凯列班与女巫》作为一部奇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