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学的方向：公共性、植根性和前瞻性

同任何一项学科一样，人类学诞生之际即是以应用研究（殖民扩张）为出发点。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田野调查，都不应该成为“智力体操的场地”（费孝通语），从而渐渐远离其为促进社会变革服务并实现其应用价值的初衷。

公共性、植根性和前瞻性是当代人类学最应努力的方向之一，从学理探讨的神坛到“公共转向”的必要性要求人类学更加贴合大众、成为公众话题，促进公共决策，而不是“拘泥于对某个范式、概念或习俗的反复分析和讨论”。无论是凯博文所言“国际人类学界正在发生的一次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学科关注的对象正在转向当代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和欧美各国等......开始表达出努力转换人类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论、项目实施和普通传媒所用的意愿”，

还是马林洛夫斯基在多年前的警示，“人类学必须得像其他科学一样，显示出本学科的实用性，不然就会降格为一种慵懒者的心智游戏”，都展现了人类学公共性的重要价值。

就我个人的感受，有时刻意造就出一批冗杂生硬佶屈聱牙的论文，是否是为了满足表述性的内在优越。就像我不明白超越普通说理外的修辞机巧，是不是应该为“当代八股”和“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托词担责。

人类学作为“精英学科”、“小众学科”、某乎上的“天坑/劝退学科”，给人“不愿回去继承万贯家产而探究异文化寻求刺激”的欧美中产阶级的定位想象，这种形象是我们学生非常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我们穷且志酸。这种定位的根本性改变需要学科范式和理念的更新。

去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日志思索这个学科，因为我在老师的课上问，“民族学和人类学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以及“人类学是不是需要相契合的性格，比如我感觉我不适合院子里搬个小板凳坐着和大妈们嗑瓜子唠嗑。”那时候写，“选择了一个学科就是这个学科的利益共同体，向它incline，并由此感到背离它是immoral的。”这尤其是让我们“当局者们”认真思索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定位，带着理性的思索，而不是成为盲目的学科理想的卫道士，带着沾沾自喜的高傲和强势的溺爱。

应用与学术不是非此即彼的事情。20世纪上半叶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曾使美国人类学学科的公众认知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学以致用”、“决策研究”使人类学在象牙塔之外迸发了指导实践的光芒。就中国与西方亦步亦趋的学科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努力将知识成果转换从而为实践指导，成为“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发展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大有可为。

复旦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为中国当代人类学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读这本涵盖“当代人类学的文化之道与田野之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学解读”、“发展与性别问题的公共意义”、“都市空间重构与社会记忆和地方情节”、“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公共卫生风险的人类学考察”、“‘正常’与‘非正常’的医学人类学之辩”等众多现代性议题的《当代人类学十论》，从学理到应用令人耳目一新。理论＋案例比理论+理论+理论+理论...有趣多了。

简要谈两篇我影响最深的吧。

一个是第二章《人类学的文化观与当代公共议题探讨》。

文化是一种符号和文化象征体系，是一种供当地人阅读和研究者阐释的意义丰富的“文本”（格尔茨）。作者以“贫困文化”为例，梳理了对于决策贫困的两种误区思路。一般来说，决策者在解释贫困现象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贫困归咎于个人；另一种是从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个人所无法抗拒的力量中找原因。西方社会认为穷人应为自己的境遇负责，这就是现代化理论支持者的话术：贫穷是基于缺乏个人努力，“工作伦理、成功欲望和强烈的个人主义情绪是发达社会的象征；而缺乏个人奋斗意志、拒绝面对现实的宿命论倾向则是传统社会难以摆脱的痕迹”。

人的社会地位是否一定是其才能和努力程度的反映？成王败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在他们的笔下，穷人缺乏技术知识和向上的动力，学习和工作能力低于常人，而且道德涣散、体质匮弱，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刘易斯根据在墨西哥的田野调查提出“贫困文化”，认为贫困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挥霍无度、缺少时间观念和行事规划等等），穷人的人格行为会造成持续性贫困，最终陷入代际贫困的恶性循环。

20世纪60年代“贫困文化”的提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语境下成为为现代化理论者背书的依据。西方“鼓励竞争”、“强者思维”、“自我实现”的文化背景，使得对穷人的污名化加剧，依赖政府救助的穷人饭来张口，久而久之放弃自我谋生和自谋出路，这是莫雷对刘易斯“贫穷文化”的阐发——“依存文化”。成功人士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冲劲，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价值并将工作效益最大化的价值观的价值观是新教伦理的普世价值观，而穷人缺乏自身努力和进取精神，活该受穷。

如今我们自然可以看出此理论的片面性，但在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正好制定“向贫困宣战”福利政策的时候，美国政府从“以经济制度这一事业和未充分就业的源头为目标加以攻克”和“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这两者中选择了后者，进行了福利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并没有起到维护穷人福祉的作用。

到社会学家莱恩，对这种传统分析范式进行了反思和警告，指出对造成贫穷的社会力量重视的必要性。比如波多黎各移民的后代，最开始也努力追求美国社会主流的美国梦，后面发现美国族裔分化的社会结构里无法寻得地位，才走上贩毒的道路。从而加剧了其贩毒的刻板印象。用布迪厄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符号暴力”，他们缺少“文化资本”——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

阶级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还在物质和文化消费中有所体现。职业和收入是经济资本的来源，但生活方式和高雅品味的形成，需要文化资本的累积。文化资本经过代际传递后，依旧也是影响下一代阶级在社会地位中高低的重要因素。

布迪厄和他的小组对1000份调查问卷分析后显示不同阶层的人群对音乐和画家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受教育程度和其父亲的职业有一定关联性。中上层阶级欣赏抽象艺术、文学的闲情逸致便是与下层劳工阶级保持距离、凸显差异的手段，而下层人士若要学会上层人士“保持差异”的游戏规则，最佳的途径即是通过教育获得“文化资本”。人们在“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惯习”，比如吃相、高雅艺术的品味、举手投足、打扮、各种场合的遣词造句，不仅可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是一种微妙地运用文化资本的方式。

教育制度的两面性，其实正是一种“符号暴力”的延续，比如英国“贵族式”口音和“平民式”口音，优雅的口音及其象征地位成为有意无意体现其阶级（种族）优越感的语言符号，并从而在精神上压迫来自劳工阶层的所谓“没有文化教养”的下等人。

华裔移民在美国为子女豪掷千金购买中上收入阶层的上好学区房，正是为了努力摆脱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在成为美国“二等公民”的窘境。这是一种借助经济投入，力图在教育方面为后代挣到自己所缺失的文化资本。“在这里，‘文化资本’是指将来自良好家庭的文化优势通过教育传导给后代，从而维持阶级间差异的过程。”作者也深刻地指出，那些拼命积累着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北美少数民族们，“实际上已经成了受制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当然个人奋斗是大多数人谋生的唯一方式，但绝对资本累积碾压资本的力量比个人奋斗要庞大的多，环境的限制作用也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时机与命运有时是无解题，尽力而为地让个人奋斗不至于某次浪潮滚滚而来被拍死在沙滩上就可以了，“贫穷和富贵都是个体与社会复杂互动的一种结局。人类得以一代接着一代，在一个又一个社会当中，延续种姓和阶级制度。美国的社会分层制度，也是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产物。

用人类学大师萨林斯的话来说，贫穷是一种由文明发明的社会地位......研究者应该发挥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使自己获得一种将存在于个人生活层面的细枝末节与宏大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能力，培养自己对于个体经历和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敏锐反应......我们的行为方式、人格、生活选择和社会阅历是我们所处的特定时空条件所决定的.....”

要摆脱贫困文化，需要的是个人奋斗的勇气，更重要的是脱离琐碎平庸的眼界，“作为普通人，我们的视线难免会局限在由家庭、亲朋好友和同事而构成的微观世界里。这不但使我们有坐井观天之虞，更有无法看清自身所处环境极其特征的可怕后果。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恰恰能使我们摆脱井蛙之见，清晰地看到个人生命轨迹与社会事件的结合点。”

还有一个是第五章《论发展与性别问题的公共意义》

抛开男性视角和精英主义视角，发现传统女权主义视角的不足，文化人类学视野下，我们才能对性别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比如，重新审视《工厂女工》一书，从工厂女工和打工妹们的主体性出发，她们是否是被动的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再比如，对妇女的农业活动角色的忽略反而造成了农业援助项目的失败，针对农村妇女的小额信贷social business是如何得到成功，并出人意料地使她们对自己的生育有了更多选择权，达到了脱贫致富＋计划生育的双重价值的？

从早期人类学经典民族志就可以看到被忽略的女性角色，比如怀娜《女人有价，男人有名》一书对马林洛夫斯基的批评，“‘女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因为人类学者将女性看作是生活在男人阴影里的群体，担负着生儿育女之责而非经济或政治重任——占据的是社会的私人空间而非公共空间。”（Weiner 1988:7） 实际上在项目推进的时候就会发现男性倾斜（male bias）这一致命弱点对于项目实施的不利，以男性为目标受惠人群的做法割裂了女性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形象，不利于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利益共享，最终造就的不稳定必然促使项目的失败。

各类形而上的精英话语（无论是“男性偏见”还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人们理解性别和发展问题的偏见，只要扎根在当地实践的土壤上才能真正破除。女性赋权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