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韵，一种境况：读第四章《生命政治时代的艺术：从艺术品到艺术文献》

艺术品（artwork）是对现实的指涉，但不能指涉艺术自身，而艺术文献（art documentation）是对艺术的指涉。但由于艺术文献也和艺术品一起被展陈于博物馆内，艺术文献与艺术品的界限是模糊的。

艺术文献一方面可以是对已经发生和呈现的艺术品的“回收”，一方面是作为艺术的过程而呈现，这种艺术不会以艺术品作为最终生产的对象，过程本身就是对象，比如艺术介入等等。

然而，不能因为艺术文献没有最终的“产出”，就将其降格为简单之物。事实上，对艺术文献的创作代表的是一种观念——艺术是和生活一样不导向结果的活动。因此艺术文献所涵蕴的价值取向几乎与博物馆对立——博物馆将艺术品视为完成之物。在这里，格罗伊斯将最终产品的创生（creation）和死亡（death）建立起了连接，对于艺术是如此，对于生活亦如此。

格罗伊斯的开创性在于，他提出艺术处理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图像。而为了远离现实，艺术始终在避免将图像建构为趋近于现实之物。因此艺术将自身建立在符号领域。

当今艺术文献的涌现是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论的流行息息相关的。生命政治表现为对生命周期的改造，对工作与闲暇时间的调配，成为“塑造当今事物呈现状态的政治意志和技术力量”[1]。因此，生命脱离了自然事件的范畴，成为政治化的产物。而由于这种对生命周期的改造本身并不可见，而只能通过对这段过程的记录进行呈现，艺术文献的流行也就找到了其在时代中的依据。

在当今时代，当生命体与机械体之间的界限已不明晰，我们发现文献能够提供机械体一种生命——只需要将其生命周期记录下来。因此，是否具有生命已经不是一个对客体来说重要的问题，因为生命是依赖于可被记录的特性，记录成为了生命的充分条件。由此，艺术文献就是一种生命艺术（bio-art）。

格罗伊斯提到的三个艺术案例分别从不同角度处理了艺术品和艺术文献的关系。

第一个例子是莫斯科艺术团体“集体行动小组”将马列维奇的绘画转变为由白雪构成的自然主义画布，而在这块场地上进行有意义导向的行为表演。这个案例将艺术品变为艺术文献能够随意处理的符号，它没有直接却是间接地回应了上文所说的“传统艺术是现实的图像”，而艺术品与它所代表的符号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最终因艺术文献的介入而滑脱。

第二个例子是索菲·卡莱（Sophie Calle）的《盲人》，将盲人们认为最“美”的绘画作品与他们对作品的描述并置。它切割了视觉与叙述的关系，建立起了叙述的合法性，实际上将艺术品本身嫁接到了艺术文献之上。向艺术品单一的“呈现”维度提出质疑，将其作为艺术文献记录的一部分而定格。

第三个例子则是将艺术文献与艺术品的差异极端化：关在封闭空间内的、真人秀般的互动与记录，同样与格罗伊斯在上文引述阿甘本《神圣人》中，集中营“只能记录，无法呈现”的特性形成互文。在这里，彻底将生活的呈现的一面消解掉，而仅放大它的记录特性，关闭视觉，打开对生活与生命的线性叙述，用这种方式提供艺术文献对艺术界的抵抗。

因此，在分析过艺术文献的典型案例后，格罗伊斯又落脚在关于艺术体制和展陈制度的问题上，而这也是同上述案例紧密相连的——艺术文献为与艺术品拉开差距可以弃绝展示特性，那么我们如何在不让其与艺术品趋同的情况下展示它？

在这一问题下，我们再次看到格罗伊斯对本雅明理路的承袭。他在此引入了灵韵（aura）概念。在本雅明的原初文本中，原作的灵韵在机械复制时代因完美复制品的出现而式微。格罗伊斯在此提出，人们常有的一个误读是认为灵韵起源于更加古老的艺术，而本雅明的本意是，灵韵就产生在机械复制时代开始的那一刻，因同复制品的对比才存在。

本雅明并不认为哪怕最完美的复制品能够抹除与原作的区别，因为灵韵并不是什么原作自身带有的“圣光”，而是艺术品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复数形式，它牵连的是一种互动状态，以至于决定权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原作所具有的，复制品所缺乏的，恰恰是那个记录在文献当中的语境。它于何时何处的诞生有迹可循，它有分明的“此处”（here）与“此刻”（now），因而它被记录。此处的“记录”并不是肉体意义上的动词，而是描绘了一种“可被记录”的特性，哪怕并没有真正的文字记述。考古学家卡尔·尼兰德（Carl Nylander）曾言：“我们在遗迹中能够挖掘到乐器，却找寻不到音乐，我们能够触摸到墓碑，却感受不到当时人们的悲恸。”[2]然而悲恸与乐音曾真实存在，曾可被记录。

因此格罗伊斯指出，灵韵并不会因机械复制品的出现而消失，哪怕它再完美；但却会因人们更偏爱机械复制品而放弃了原作而消失。倘若灵韵是一种境况，那么复制品与原作相对于我们的区别就只是一种拓扑学上的区别：取决于我们将其放置在怎样的语境下，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为了特定的语境放下我们自己。当复制品变得那样可被触及，我们是否还会去执着于那些触不可及之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灵韵已然岌岌可危。

遗迹的光芒并不会因为乐音的消散、悲恸的久远而显得薄弱，而只会因为人们将乐器与碑文奉为圭臬、却将乐音与哀伤这些真切的存在遗忘而变得黯淡。

[1] [德]鲍里斯·格罗伊斯. 杜可柯、胡新宇译. 艺术力[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p. 65.

[2] Carl Nylander, Deep Well: Archaeology and the Life of the Past,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