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群 | 《吴宓的精神世界》前言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吴宓都是作为一个反潮流者被批判或遗忘的。近年来，伴随着对新文化运动范式的反思，吴宓也日益成为瞩目和重估的对象。我希望本书能为这种重新审视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角。白璧德在美国虽然常常因为对宗教的态度不够积极而受到指责，但他在《民治与领袖》开头的一段话足以说明，他对宗教的重要性再清楚不过：“只要进行哪怕有一点深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经济问题会遇上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会遇上哲学问题，而最后哲学问题本身则会几乎难以分解地与宗教问题绑在一起。”白璧德说这句话，是为了驳斥“未来社会关心的将主要是经济问题”这一论点的，因为在他眼里这样的未来将是“非常肤浅”的。在新人文主义的事业中，白璧德本人选择了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哲学层面，而吴宓则更倾向穆尔，目光始终不离终极的宗教范畴。吴宓有一段话明显响应白璧德的观点：“人生观（或论事）本于科学者极肤浅，本于经济政治者较深。本于哲学及心理者更深，本于宗教者最深（亦最确）”。只不过，与白璧德相比，吴宓对宗教层面要关心得多。

吴宓

虽然我以上的介绍一直将宗教作为重点，但那只是因为迄今为止宗教的角度在吴宓研究中最不受关注。本书所要呈现的吴宓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文学、道德、宗教所共同构成的统一体基础之上的。宗教方面的补充会让这个统一体变得更完整，给其中的文学和道德方面增加深度和高度。作为统一体的另外两维，文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也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吴宓常常被视为一个道德家和以道德人生来说文学的批评家。如果在正确的前提下，这一观点是不错的。所谓的正确前提，即吴宓对文学审美的执着追求和对训诲说教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反对。阿诺德曾说，最好的诗，就是在服从诗歌之真（表现为内容的真理性和严肃性）和诗歌之美（表现为辞藻和风格的合宜完美）的基础上，对人生进行批评。吴宓视文学为真善美的共生体，美在其中的地位同样神圣。这一认识的极致反映就是他对白话文运动和汉字拉丁化的抵制。在他的这些行为背后，对中国文字和文章之美的热爱恐怕是最为直接和本能的动机。吴宓的总体文学观也许包括以下两个方面：文学本身即体现真善美的统一；与此同时，在文学、道德、宗教的共生体中，文学又担当着为美代言的角色。后一方面意味着，文学的创造和研究不能离开道德的支撑和宗教的提升，而道德和宗教的修养也离不开文学的表达和陶冶。

在有生之年，吴宓自认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同时他并不认为历史的评判就此终结了。在1960年代，他曾经说：“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现在写，时间太早。”作为一个悲壮的失败者，吴宓不仅对古今中西文学和历史中的许多悲剧英雄高度认同，而且对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似乎悲喜参半的文学人物特别惺惺相惜。此外，吴宓研究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也似乎标志着一个由悲剧向喜剧（以快乐结局为特点）的转变。本书的结语部分将对吴宓身上的悲喜剧作一简短讨论，邀请读者共同思考其中悲喜成分各自的意义并对下一幕进行展望。

【摘自“前言”，《吴宓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