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民主要比哲学更加重要

我们当然还是会看到那些经典的发言，那个拉康的洞；那个外在于人的“x”，它在某种类型的翻涌之中到达了人的层面，从而带来了激进的改变；那个对政治正确和虚假的多元性予以批判的经典话术，其中柏拉图的幽魂显得那么清晰；而最终，我们将看到如此经典的画面：哲学有一个情境，它只负责回答一系列特定的问题。

这是一个邪恶的开端：对哲学的规定。当我们说哲学不负责回答所有问题，而只负责回答特定的问题，而不是说哲学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所以只能回答特定的问题时，哲学就拥有了一个美妙的权力：它宣布它自己是什么。《当下的哲学》这个对谈录基本上是巴迪欧哲学的小展示和齐泽克对他的附和和应用。他们要做的，则是在后现代的碎片化浪潮中找到一种新的普遍性概念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但普遍性重要吗？哲学难道不是概念分析吗？哲学难道不是提供一种大全的解释吗？哲学难道不是处理各学科之中的语言并且使其进行交流吗？为什么巴迪欧可以，而且不断在他的各种小册子中明确地宣告：哲学只负责思考特定的东西？而且，这种宣告总是在开头就甩了出来。哲学在这本书里要在无通约性中寻求决断；在白板上寻找与政治的距离；还要找到这整个社会的例外；而在另一本书中，他会说，哲学必须要反对资本主义与资本、货币的无限权力、交际性的感性和安全治理四个当代状况所阻碍。这或许是对的，只要我们承认哲学是一种对现实的再挖掘，或者对可能性的忠诚。我们当然可以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早就承认了意见与真理的区别。可是，问题不在于哲学到底是什么，而是哲学一开始就是了什么。如果我们有幸在哲学中思考当下哲学的担当——这是这次对谈的主题——那么我们总是已经在哲学中了。我们总是已经知道如何从事哲学了。哲学就像存在之领会一样，早于我们就为我们所知。

当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哲学从事的是对普遍性的思考，当我们在我们哲学的开始就像巴迪欧一样提出一套哲学的哲学，我们才可以如此顺滑地进入他的论域：普遍性到底存在于什么位置。我们才可以明白，哲学的目标正在于将新的普遍性注入已经僵死的问题域，而不是切实地提供一套旧欧洲的解决方案。正是因为哲学家早就已经知道了，今天事件已经发生，此刻的论域已经是旧论域了，这普遍性才以普遍性而非解决方案的方式进入论域。否则，我们如何判定在1568个性向的讨论中引入流动性向到底是一种旧问题的可能成功可能失败的解决，还是一种全新的对性的理解呢？我们由此发现这种哲学之哲学的提出者的大能：他是一个试图把事件嵌入论域中并让其蔓延的人。不要混淆，这并不是对巴迪欧哲学的肯定。相反，实际情况是，有一个B，他把事件投入了哲学领域，在此之前，哲学家们总是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哲学，并由此思考哲学或者哲学之哲学。而在此之后，这个B以宣布的方式毁掉了已知哲学的地层，决断性地强调了哲学之哲学的实质，由此在一片空白之上开启了他的哲学。再之后，我们才会惊奇的发现，这个哲学之哲学后的哲学所得出的结论正是在哲学之哲学前的哲学家已经做了的。

此时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庸俗的：在加登纳解释克罗齐所谓历史事实的直觉性认识时，他强调说，与其认为人们是通过直觉获得了关于过去的知识，不如说人们只是运用了常识而已。这样，我们就复归一种常识主义的立场。同样的，大概巴迪欧也不过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了事件（猜猜是哪年？）并对其忠诚的人。当他对事件忠诚，这种独一性就构成一种普遍性。即事件之被发生和对事件忠诚是常识性的，之所以人们不愿意接受是因为事件还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这当然不是普通的常识主义，而是常识的债。当事件到来，这份债务就会还清。这种庸俗的解释在齐泽克那里更是游刃有余。任谁都看得出来，如果只从行动的角度来说，事件作为效应之原因解释的失败-溢出，也可以被称作创伤。围绕创伤本身，人们构造出一套常识。而我们之所以可以获悉这美妙的理论，则来自于弗洛伊德对病人状况精妙的解释，也就是说，它至少植根于弗洛伊德把病人当作病人的常识。而这常识来自于弗洛伊德的某些创伤经历。弗洛伊德正是经历了自己的创伤，才会认为人人都会有类似的创伤。我的常识终将发生在他人身上，只不过是在某个渺远的未来。

庸俗的路线是非常诱人的，因为它实际上摧毁了常识的债主义而保留了常识主义。我们很可以立即从这种路径看到某个波普尔和沃格林都热衷于见到的哲学家形象：不是判断什么是意见什么是真理，而是决断什么是意见什么是真理的哲学家，且这种决断并不是自由意志的突然涌现，而是被某个远古历史中的晦暗成分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晦暗的部分。哲学家因此没有特权翻转论域。而这正是巴迪欧等人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要挑战多元民主模式的虚假性，而且这种挑战方式正是宣布有些人可以触摸普遍性，因此任何以特殊性就是普遍性为逻辑的政治模式便都是有问题的。庸俗路线之庸俗正在于把这一切都再度平庸化。人人都有童年的伤痛，这是一个常识，它支持着如今政治模式的延续。

不过，我们还有一条不那么激进的路线：或许一个哲人之所以可以通过规定哲学是什么来打破既往的哲学运作，从而翻转论域，并不是因为“我们都一样”，而是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翻转现在的论域才创造了一套翻转论域的哲学。他们瞧准了今天的某些状况，意识到此刻只有做某些事情，我们才能让哲学成为新的东西，而不是原地打转，于是毅然规定了哲学，并且受到这些今日状况的推动而为我们所推崇。正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受够了后现代的真理缺失，当哲人说，哲学要追寻的是普遍性，他们才会被这声召唤所聚拢；同样的，也正是因为人们受够了游牧或者游戏，人们才不再坚持之前的地基。实际上，巴迪欧在《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里几乎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想从事哲学，我们就应该拒绝阐释学、分析哲学和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美妙的悖论：如果哲学是真理的事业，那么在今天，让我们假设阐释学是对的，则为了能够做哲学，我们将放弃正确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和拉康派或许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在《宗教的凯旋》里，拉康曾经明言，精神分析是由弗洛伊德抓住机会开创的学科，而不是任何有存在必然性的学科。相反，在今天，精神分析的功能很有可能被宗教所取代。而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这正是《当下的哲学》所要说的：我们应该意识到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通过对它进行质疑，哲学翻转我们讨论的问题。曾经人们会有疑惑，说半天对真理忠诚，那么巴迪欧为什么不说说在他对真理忠诚后，今天的政治局势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这本书里，巴迪欧说的至为明白：我们存在多种批判，但是大部分批判都是否定性的，它不会构成什么新的生产性元素。最典型的就是用一种经济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有剥削，都知道人们在被压榨。人们于是点点头，继续扛过痛苦的一生。而真正具有肯定性的批判则来自于对民主的批判：我们是否必须相信这套思路？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概念开启新的远征。这是哲学的政治担当，然而它说的实际上就是：真正有生产性的概念批判-创造来自于抓住机会，发现今天人们已经把什么否定性的东西当作常识，而什么没有。后者正是机会之所在——是把我们从真理程序那里得到的真理作为事件塞入情势中的方法。如果把其作品当作实践，那么这也是齐泽克这么多年在做的。

可是，且不论这是否马基雅维利主义，问题在于，这是否还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政治。从一种决断中出发的哲学，一种不连续的哲学，一种根植于时代的哲学，它当然不能是世代积累的哲学意义上的哲学，除非它再次进入地层，我们便不能对此多说什么，就像我们不能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智慧圈里想象那几个科学家在做的会造成什么影响一样；至于它是不是一种政治，就算我们不从现实中低迷的气氛和两位大哲的保守行动来看，我们也会发现，抓住机会的前提是哲人有能力意识到此刻的大众对哪些东西有一种否定性的认同，而那些还只是一种“天真的”认同。我们当然可以一步步去试，但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这种试验不只是阅后即焚的，当它失败，它就在传播学的意义上波及了这个提出者本身——或许巴迪欧和齐泽克，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就是那个人人都知道“好但是没办法”的思想家，一如资本主义经济是“坏但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情罗蒂说的那句话：“归根结底，民主要比哲学更加重要。”如果把这里的民主换成政治就更准确了。这不仅事实上说明了巴迪欧（和齐泽克）所做的事情，还说明了他们之所以没有做成事情的原因：至少对巴迪欧来说，他不能承认自己的哲学只是一个政治机会。他不仅不承认，他还会说，他正在哲学的地层里，尽管这个地层满是事件，但他还是柏拉图的同道中人。不过，政治具有优先性的前提是哲学和政治是彻底分离的，是不可共度的，是决断性的。这正是巴迪欧和齐泽克决断的内容。这种说法无论如何都是粗糙的，因为尽管哲学和政治确实是分离的，但也可以是非决断的。在这里，我们要把哲学的到来本身作为债务，在政治的尽头，哲学自然会到来，而且在政治的尽头，哲学自然会被人们接受。政治行动没有独一无二性，但对政治行动的消耗终将迎来独一无二性。这是德里达的方法（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巴迪欧所谓的事件性陈述-宣言-忠诚与述行理论的关系）、德勒兹的方法（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巴迪欧的主体化和德勒兹的主体化之对称性），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毁灭的必然性与工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或许巴迪欧和齐泽克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果真理来自于一个非人的领域，他们如何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个领域之内容的发言权。为什么是他们在发言，而不是列奥.施特劳斯在发言？相反，重要的是引领人们到达非人的领域，这种引领方式在今天比哲学更加重要。

p.s.除了规定哲学这个我长久以来的疑问，另一个问题在这部作品中似乎也暴露得很明显，那就是对事件之忠诚到底是一个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我总认为，要是它实质上是被动的，那么巴迪欧就回到了拉康-海德格尔-康德的线上。看样子，巴迪欧详细区分了事件介入之后的数个步骤，以此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事件的介入一定会使得主体说出事件性陈述，并且借着这个陈述塑造自己为主体；此时，这个主体还不具有独特性，但他作为情势未计数之物进行的实践在情势之中必定是独一无二的。实践因此真正带来了情势的改变，而不是事件的进入本身。同时，这个主体化的过程是开放的，它可能受到各种事物的影响，因此不能说事件就必定导致情势往某个特定分布状态转变，决断的聚集只在说出宣言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事件主体确实不是癔症患者，不会被死亡驱力驾驭直到被耗尽。我只是觉得这个“开放性”实在是过于模糊，以至于很难说明这一主体具体而言与情势的关系是什么。

p.p.s如果你早就认同了精神分析的基本观念或者早就承认了巴迪欧的普遍性追求，那么这部作品对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德里达的批评将会非常畅快。当然，就算你不认同，对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秘闻的揭露也非常酷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