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由包括犯错误的自由

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由包括犯错误的自由

谢先生的这本书仔细看完，关于1949年知识分子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并不尽然是政府高压的结果，知识分子也无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我想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何处去，不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不清楚，中共的核心领导层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可能都不甚明了。这绝不是谢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幼稚”问题。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关注过1930年代兰格和哈耶克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在1950年代的人类社会对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认识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楚。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50多年前的事，莫要以今天的立场想当然才好。

无疑像谢先生所说，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但在思想上，我并不认为当年的知识分子有何过错。面对社会的巨变，我相信当年的储安平和费孝通们一定是在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逻辑和价值观念。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转变是时局巨变的结果。1957年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冲突，应该与他们对1950年代初几年的观察有关吧。有些知识分子是坚定的反共斗士，如胡适之类，因而他们1949年后去了台湾；有些知识分子有鲜明阶级立场或民族立场，在中共取得优势之前就已经左倾；大多数知识分子根据时局的变迁来选择和修正自己的信仰和行为，这又有什么错呢？这只是20时期中国社会巨变的结果而已。

另外，学术立场可以各有不同，但要描述历史，还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为好。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毕竟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