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疑中去伪，于辨析里存真——唐代景教研究佳作！

对于基督教的大规模传入，更广为人知的是在明清时期，实际上，基督教有四传中国的历史，而最早传入则是在唐初贞观年间，以分支“聂斯脱利派”由波斯传入中国，以景教之名而垂青史，并与当时的摩尼教、火袄教一起被史家并成为三夷教。

对于景教的研究近些年也越来越受到瞩目，20世纪以来，更是成为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众多中国景教研究专著不同的是，学者林悟殊之以传播为题的同时，还力图将景教与“三夷教”中的其他两者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命运轨迹相结合，在当时特定的大时代、大背景之下，对这些外来宗教进行研究考察。

《唐代景教再研究》的这一“再”字，其实在于“续篇”部分的后来所撰相关新文的选入，除了原汁原味地呈现原著内容，也增加了新发现的景教经幢、李盛铎旧藏敦煌写经真迹公刊有关内容，以及所附图版的更新，这也使得全书更加全面、深入、与时俱进。

这本专著并非只拘泥于文献、碑文等记录，也根据时代背景及实际情况等多方面综合分析考虑，很多地方都对历史记载提出了非常有意义、有根据的质疑和阐述。

比如，根据西安景教碑文记录，高宗朝“于诸州各置景寺”有360所，但如此多的数量却并没有留下多少相关的官方文献、民间著作和各地方志的文字记载，所以对于碑文上的这一数据记录，书中表示了对其真实性的怀疑。而且，就当时聂斯脱利教会的活动背景来看，也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存在唐代景寺普遍性的同时，作者还认为唐代景教僧侣们明显怀有希望“中华归主”的野心，碑文的刻意夸大景教在中国的影响程度，以及景僧以“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皆可反映这种野心。

但纵使“野心”很大，景教在中国的扎根过程依然十分曲折，在儒释道占据大部分天下的情况下，景教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一方面为佛教所不容，为此，除了寺院选址要在人口稠密的都会、宣传形式入乡随俗投其所好之外，还需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认可，才能公开进行传教活动，比如阿罗本入华奏景经，还有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绢画上的景僧形象，也是投中国人之所好所描绘的。

除了景教研究书籍中常见的关于其教传入途径、传播方式、发展和衰败过程等几个方面的考察，这本书最为精彩的就是它的各种质疑和辨析，对于那些设计背景环境、古典今典的分析考察，体现了本土学者的优势之处，论证有理有据，文本文字的引用和对比考证都非常严谨，颇有“以正视听”之感，不失为景教研究的一部佳作，其传播过程中在华两种文化的相遇与碰撞，也具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